王思懿
一、引言
《可爱的骨头》是美国当代女作家艾丽斯·西伯德的小说处女作，小说于2002年出版后便立刻引起巨大反响，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近30周，连续在榜70余周，获得了“美国年度最佳小说奖”和“英国年度好书大奖”等荣誉。书评界对该小说也是赞叹不断，《纽约客》评论该书为“惊人的成就”。目前该小说有英、法、日、中等版本且风靡各国，销量已突破1000万册。艾丽斯·西伯德也被美国媒体称赞为“最具潜力作家”。小说讲述了活泼可爱的14岁少女苏茜遭邻居哈维奸杀肢解后，灵魂升入天堂，在天堂观看了家人、同学好友、警察甚至凶手十年来的生活与变化，目睹了亲人面对突发惨剧所经历的崩溃绝望、逃避分离和和解的过程。国内对于这本小说的研究并不多，且都聚焦在苏茜一家人身上，而对于乔治·哈维这一角色未予以足够重视，仅将他看作是杀害苏茜的凶手，并没有对他进行深入研究。而事实上，作为小说中唯一的反面人物，哈维同样有着重大的文本意义。他不仅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本文则将关注点聚焦在哈维身上，探究其扭曲人格形成的原因，从而对其有更全面的认知。
二、原生家庭的阴影带来的精神创伤
创伤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精神病临床领域向历史、哲学、文学批评等人文领域扩展，将它与文学研究结合已成为文学批评的流行趋势。创伤一词源自希腊语，本意是外力给人身体造成的物理性损伤。后指某种外部力量造成的身体或心理损伤。通常，人们将这种外部力量称之为“生活事件”。通过对哈维童年成长经历断断续续的描述，我们可了解到哈维的原生家庭是极其不幸的。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有机的情绪整体，其中每位成员的行为都会影响系统中的其他成员，个人的行为与情感必须放在家庭的语境中方能解读。原生家庭不幸是后来哈维心理扭曲，成为杀人魔的重要诱因之一。哈维的父亲在小说中并没有被大量提到，但从寥寥数语中，一个粗暴蛮横的典型父权形象跃然纸上。父亲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没有固定的工作，有时“在沙漠里工作，用碎玻璃和旧木头盖些简陋的小屋子”，有时“在德州的一个地方打零工，靠双手拆木板”。整个家也是随着父亲的工作变动，他们没有固定的住处，“从小到大，他搬了太多次家，他以为女孩和他一样居无定所”。父亲在家里有绝对的地位，对待母亲和哈维很不客气，就像哈维经常想起父亲斥责母亲：“你比我们儿子好不到哪里去。”对于他们母子而言，从老哈维身边偷溜出来，开车到隔壁镇上买食物杂货便是解脱；此外，哈维很少能得到父亲的关注，哈维初次对女孩施暴后，在自己手背上划了一道口子，他想如果父亲问起身上的血迹，就可以以割伤手作为借口，“但他爸爸什么都没问，也没有人找他兴师问罪”。哈维长期生活在这种缺乏父爱，而且遭受来自父亲的冷暴力和精神欺凌的家庭里，可以说是在经历一种“细水长流”的灾难。
对于童年的哈维而言，母亲是他唯一的依靠。但神经错乱的母亲并未履行一个合格母亲的职责，反而加剧了哈维的心理扭曲。哈维母亲也没有固定收入，仅靠带着小哈维捡破烂来挣钱。后来母亲开始偷商店里的东西，起初没有被逮到的时候是她最幸福的岁月；当他们母子第一次被逮到时，店员小姐看在8岁小哈维的面子上，很客气地放过了他们。但此后，哈维就产生了很大的阴影，他“一想到被人识破，他的胃部就像碗里被搅拌的鸡蛋一样翻腾，非常不舒服”。后来，母亲开始利用他人的同情带着小哈维偷窃，她会把赃物交给他，让他藏在衣服里；事后，母亲会坐在车里神经错乱般地大笑，双手猛力敲打方向盘，狂赞哈维是她的小同谋。哈维在那时已经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能感觉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错的，但是为了能完成母亲的交代，他选择顺从。因为“在母亲的笑声中，他心中确实了无牵挂，内心充满温暖，感到非常自由自在”。更有甚者，母亲把发财的机会投向墓地，他成年后还记得母亲对他的教导：你不要光看死人和坟墓，眼界放宽一些，有时候从他们身边拿走些可爱的小东西也没什么大不了。这句话对哈维的影响很大，以至于他总喜欢从受害女性身上取下来一些小物件作为纪念品，他觉得这样能感觉到母亲的温暖。母亲给哈维灌输的扭曲的价值观，直接影响了他心理的正常发展，为后来他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创伤理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一术语由美国学者凯茜·卡鲁斯在其著作《沉默的经验》（Unclaimed Experience）中首先提出。她将创伤定义为“对某一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细读《可爱的骨头》，哈维的童年所遭遇的两件突发事件给他留下了极大的阴影。一次是母亲开车撞人事件：哈维和母亲像往常一样睡在卡车里，半夜时，有三个醉酒的男人猛敲车顶并且虎视眈眈地盯着他母亲，哈维缩在毛毯下瑟瑟发抖。母亲让哈维扭动车钥匙，发动引擎，哈维虽然不知道母亲要做什么，但因为她的迫切，哈维照做了。后来母亲突然加速，“卡车猛然撞向站在几英尺之外的男人，哈维蜷伏在车里，清楚地感觉到车子的冲击力。男人被撞得飞到车顶，母亲很快再度倒车，把男人甩在地上。在那个时刻，他清楚地领悟到该怎么生活：不是身为女人和小孩生活，女人和小孩总是处在最差的情况中。”这次恐怖的经历使哈维明白：妇女和小孩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很少有选择且最容易受到攻击。这也是后来哈维总是找儿童妇女下手的原因。
另一件事则是母亲的离开。作者通过苏茜的全知视角，再现了当时的情景：最后一次见到他母亲时，老哈维夫妻二人在去往新墨西哥州郊外的途中发生了争执，父亲把母亲拉出车外，母亲这时抛下了与她“同一条战线上的”哈维，选择了逃跑，小哈维看着母亲瘦弱远去的背影，紧握着母亲从脖子上扯下的琥珀，听着父亲对他说她走了，永远不会回来了，“像石头一样呆坐在后座，他睁大眼睛，心里没有一丝害怕的感觉，周围的事情如慢动作一般发生”。母亲可以说是哈维黯淡童年的唯一光源，是唯一能获得爱的地方。相依为命的母亲选择抛下他独自离开，哈维深感背叛，完整的家也不复存在，这种缺失给哈维带来巨大的阴影。对于年幼的儿童来说，与父母分裂或丧失父母意味着依恋关系的破坏，而依恋关系对年幼儿童具有生存意义。分离一直被看作是童年时期重要的创伤事件。小说中虽然没有对青少年时期的哈维进行叙述，但是通过周围邻居对成年哈维的描述：不太正常，是个怪人，可以发现哈维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下，已经将自己完全封闭，行为和性格都发生极大改变。母亲一身洁白素净，在公路旁的田野上奔跑的场景总会出现在他的梦中，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特征：在侵入记忆（闪回）、睡梦中反复再现创伤场面，受害者感到恐惧无助等，这些症状在哈维身上都有体现，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的心灵，造成心理创伤。
如果说上述提到的哈维父母所营造的家庭环境对哈维来说是“细水流长”式的灾难，那么母亲撞人和离开这两件突发事件可以说对哈维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冷漠粗暴的父亲、神经错乱的母亲以及破碎的家庭对哈维的情感经验学习产生了恶劣影响，持续阻碍了其人格形成和正常情感模式及人际关系的建立，最终诱发了他的人生悲剧。
三、精神创伤引发的人生悲剧
正如上文提到，哈维的精神创伤追根溯源来自他的原生家庭。根据Bowen家庭系统理论，个人过去在原生家庭中与父母的关系模式，将持续影响其未来的重要人际关系。凯西·卡鲁斯在她的创伤理论中也提到，人们对创伤事件的反应具有延迟性，灾难将会在人们的内心留下创伤，但心理创伤不会出现在灾难发生时，而是在灾难发生后的某段时间。灾难会在受害者的心里留下阴影和伤害，影响未来的生活。对于受创者而言，甚至连生存本身都有可能变成一场危机。亲情的缺失仿佛在哈维和外部世界间设置了屏障，使成年后的哈维无法与他人交流，他变得敏感孤立。在邻居眼中，他是“怪人”，从不参加小区里的任何活动。除了日常采买，几乎不出家门，“他最常待在一楼后面的房间里，不是在厨房糊玩具屋，就是在客厅听收音机。色欲浮上心头时，他就画些地洞、帐篷之类的建筑物”。哈维以建造玩具屋为生，并且小说中有哈维在寒冷的户外，近似疯狂地搭建“新娘帐篷”的片段，这都是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给哈维心理留下的阴影。他对房子有着超乎常人的依恋，其实是内心对于安全感、对于家庭的疯狂渴望。小时候亲眼目睹母亲撞死人后，哈维对待杀人有着异常的兴奋，他每次作案前都会进行周密的计划，比如他会费尽周折挖地窖去引诱苏茜；作案后为洗清嫌疑，他会定好几个闹钟提醒自己何时拉开、关闭窗帘，何时熄灯；面对警察的盘问，能冷静地说出“我很抱歉”；必须亲自仔细编排每样东西，才觉得安心，“他作案越来越得心应手，每次都出新招，连他自己都想不到，每次犯案都像送给自己一个令人惊喜的礼物”。这种变态心理常常吞噬哈维的理智。弗洛伊德指出，有创伤经历的患者倾向于不断重温痛苦的情绪。比如，会在梦中不断反复梦见经历过的创伤性事件。目睹母亲的离开可以说是哈维一生的梦魇。当母亲被恶棍侮辱和被父亲赶走时，小哈维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自己的命运。长大后的哈维试图通过杀戮来弥补过去的软弱来证明自己的控制力。只有暴力和权威才能给他安全感，才能缓解以往创伤带给他的恐惧和焦虑感。母亲的离去让哈维失去了唯一的爱，他则想通过控制受害者来弥补他的缺失。这也是哈维每次选择弱小的女童下手的原因之一，也是在杀死苏茜前，逼她说出“我爱你”的理由。
哈维不仅敏感，缺乏安全感和爱，同时也是个矛盾体，具有双重人格。艾丽斯·西伯德在刻画哈维变态杀人魔形象时，也在细微之处体现了他“人”的一面。例如，有一阵子附近街区频传宠物丢失的消息，所有人都认为一定和社区里的小霸王乔有关，但真凶实际是哈维。他将石灰撒在动物的尸体上，通过看动物白骨来遏制自己的兽欲，读到这里，我们难免会更加认证哈维的扭曲变态，但作者便在下面借苏茜的口吻提道：“每次一有冲动，他都试图控制自己。他杀害小动物，为的就是牺牲一些比较没有价值的生命，借此阻止自己出手残害孩童”。只有数着这些白骨，他才能遏制这些冲动。哈维那残存的人性也反映在他的梦中。他曾三个月一直梦到来势汹汹的洪水将房屋一瞬间吞噬；“但他最常梦见的是沃洛格达的‘圣主变容大教堂’。谋杀我的那天晚上，这座他最喜欢的教堂就出现在梦中。随后他夜复一夜地梦见那座教堂，直到梦境中再次出现那些女人和小孩”。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第三章中以“梦是欲望的满足者”为标题，指出“梦完全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一种欲望的满足”。哈维近三个月梦到房屋被吞噬，这其实是一个重复创伤性梦境，哈维经历了一个无家可归的童年，他极度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洪水把房屋吞噬表现了他内心无尽的恐惧，他害怕自己被抓而再度丧失庇护所。此外，他最常梦到的是“圣主变容大教堂”，这个教堂是俄罗斯基济岛上最大的建筑。教堂一般是人要忏悔或寻求救赎的地方。这个教堂最常出现在哈维的梦中，说明哈维在潜意识里是想要坦白罪过，求主饶恕的。或许哈维并非完全泯灭人性，他潜意识里知道自己的罪过，但无法控制自己魔鬼般的欲望。他将自己孤立在社会中，无法也不愿向他人寻求帮助，只能让无尽的欲望将他一步步推向深渊。
四、结语
哈维是《可爱的骨头》中唯一的反面人物，同样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悲剧式人物。艾丽斯·西伯德在这个人物的设置上，体现了她特有的人文关怀。他可以说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物，因为苏茜一家的不幸都是因他而起。但是纵观哈维的成长历程，他也是不幸原生家庭的受害者，一生都在缺少爱与关心的环境中孤独生活。其他人物几乎都从创伤中复原，唯有哈维越陷越深。艾丽斯·西伯德没有将小说结尾设置成哈维被绳之以法的大快人心的结局，而是以跌进溪谷意外死亡而结束，体现了宽恕的主题思想，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道德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