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日贵 叶拉太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西宁 810007)
1 跨文化传播
在古迪孔斯特看来,就跨文化传播这一范畴而言,它与文化、传播这两个子系统息息相关。从字面上理解,跨文化涉及了两种文化的交互。在我国源远流长的语言系统中,这一专有名词的表达形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在汉语中,单词Communication 找不到与之含义完美契合的词语。所以,如果将其翻译成中文,具有多种解释:跨文化交流、传播、交际、沟通等。不同的学界,将其翻译成不同的含义。英语界喜欢将其理解成交际;而传播学界则倾向于根据研究方向的不同,将其翻译成“传播”或“交流”。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的情况,是因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些缓慢,要想形成系统框架,还有待时日。不仅如此,相关研究者在学科背景方面存在差异,彼此的目的也存在差异。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根据自身需求,挑选自己适用的翻译方式。所以同一领域的研究也存在差异。现在学界的界定形式、视角各异,总的来说包含如下几类:首先,指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的人进行交互。换言之,这些人借助合作等手段,完成意义的创建。
其次,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其中的成员进行编码、译码,并对其进行传播。也就是说文化的传播需要依靠一定的介质,而象征符号就是这一载体。当双方的信息编码合拍时,文化得以传递。如果不然,就被称为跨文化传播。
最后,因为符号系统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将其视作符号的交换。基于此可知,文化交流会受到符号系统的影响,变得不那么稳定。如果文化形态、群体之间的差别比较大,那么,双方的差异极易导致两者的误解。如果情况恰好相反,两者的相同之处较多,就能很好地保证双方交流顺畅,误会发生频率下降。
一般意义上讲,跨文化传播涉及了两个或以上的文化形态,在这些形态中,受体开展文化交流、互动。在上述的过程中,信息得以传递、互动。同时,文化也在流转,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悄然发生转变。在这样的环境中,各个民族和成员都会不自觉地接受影响。
所以,本研究涉及了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国务院学科目录中新闻学与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目录。就整个传播学而言,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从属其中。所以,它被称为跨文化传播等两方面采取“跨文化传播”译法。
2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跨文化传播
基于拉斯韦尔5W 传播模式,布雷多对其进行了改造,将其演化成为跨文化的7W 模式。详细来说,是以下流程:Who →What →How →Which →When →Where →Whom。如果将上述流程翻译成中文,即:谁来做,做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做,先做哪个,什么时候进行,在何地进行,为了哪一群体而做。在笔者看来,在蒙古地区,只有藏传佛教的传播模式与上述的7W 模式基本契合。如果将其传播模式依照上述的流程进行演绎,可将其列为:Who(蒙古每一代的高层)→What(推崇的内容为藏传佛教)→How(和这些代表进行交互,依托其力量在当地进行传教)→Which(对藏传佛教的地位进行确定,将其视作国教并制法典)→When(直至清朝)→Where(蒙古)→Whom(当地各属民)。在下文,笔者将简要叙述传播过程。据历史考证,1244 年8 月30 日,藏传佛教被传往蒙古。窝阔台汗的三子阔端在侵占西藏时,受指挥官的指示,邀请了藏传佛教。两年后,他与萨迦班智达完成了双方的会面。通过此次会面,他变成了阔端的上师,负责当地佛教的传播。“在忽必烈执政期间,蒙古人开始倾向于佛教,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宗教。当时,忽必烈完成了与八思巴的会面。两人相见,忽必烈对他的才学异常欣赏,对其青眼有加,遂将其确定为本国的国师,也表达了对佛教的肯定,确立其为国教”。16 世纪70 年代末的恰不恰庙中,蒙古阿勒坦汗、索南嘉措完成了两人的第一次会面。随后,双方举办了隆重的仪式。明代也有很多人为传教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比如阿勒坦汗、喀尔喀的阿巴岱汗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得益于那一时期的贵族势力,他们特别崇尚佛教。基于以上的史实可知,1571 年阿勒坦汗接触佛教,并以此为起点,将其传播到了贵族圈子中。1578 年,在恰不恰庙举行的仪式则成为了佛教传入当地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此,大部分学者持以下看法:“以阿勒坦汗为起点,蒙古人将佛教作为自己的主教”。明代,蒙古族特别重视宗教信仰,并将其作为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因为教义教规出现冲突,则会通过辩经一决胜负。因此,当地的辩论大会是在蒙哥汗当政时期产生的。他尤其喜欢在哈拉和林开会,组织辩论。1254 年5 月末,一场盛大的会议在他的主持下得以召开,参与辩论的主体包括基督教、回教士、佛教僧人”。
排他性和包容性均在佛教文化中具有体现,藏传佛教也不例外。因此藏传佛教文化在传入特定区域的过程中,经常会与本地区之间的文化信仰产生冲击。尤其是在传入蒙古草原的过程中,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冲击就极为显著。《咱雅班第达传》中明确的记载了咱雅班第达纳木海嘉木措极为严酷的惩罚措施来阻止族人祭祀翁滚。尽管如此,却并没有起到极佳的效果,反而在冲突过程中逐渐融合,并且也积极吸收了藏传佛教中的精髓部分。这一时期不仅很好地保留了佛教自身的特性并与蒙古地区萨满教进行融合,使得该地区的佛教发展更加具有蒙古族的特征。在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过程中,讲经教材、僧人称谓、辩经形式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蒙古文的使用逐渐成为主流。这一变化也为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更加具备蒙古特色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