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玉川等
○为城管说句公道话
读《假如给我一次惩戒某些城管的机会》（《杂文选刊》2007年9月[上]），作者一雁飞如此批评政府部门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对城管工作人员来说，未免有失公道，是打错了板子。
城管工作是很辛苦的，无论是酷暑严寒，他们沿街巡视，对付那些打游击的无证商贩，免不了还有时被人骂、被人打；对屡清不退和违规的商贩，在罚款没收时，免不了有时粗暴。但是，为了工作，他们不得不听命执法，整治商贩乱摆乱卖。
游商小贩的存在与否，不是社会文明、发达程度的指针。发达国家大都市游商小贩照样存在。在美国华盛顿、纽约等很多城市的一些重要景点周围和主要街道上，市政府都规划出一些露天的摊点让民众申请，甚至白宫和国会等国家机关周围也允许有摊点。谁能说，他们的那些城市没有达标？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市长，指着脏乱的平民窟对来参观的人说：“看，那是我们城市的光荣！”这是一种什么心态？他是能为底层群体提供安身立命之所而自豪，为人们愿意到他所管辖的城市生活而欣慰，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吉玉川（吉林）
○以国家名义鞠一躬
国家该如何对待为国效力的人，不单单是对今人，对先人的态度同样重要。为民族独立解放、为祖国尊严进步做出贡献的所有人都应得到缅怀和尊敬。所以我很赞同方军、张英秋在《人证》（《杂文选刊》2007年11月[上]）一文中表述的观点。
今年是“七七事变”七十周年，当时中国守桥的二十九军老兵，九十六岁的韩立才，重病在床仍念念不忘为二十九军小孩连的二百八十名小战士（他们与日寇一场肉搏战以后，仅剩下两人）树碑立传的老人，行将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但不知能否实现这个心愿。我们听说过重庆安葬了二百四十多位抗战空军烈士的墓园已坍塌得片瓦无存；我还在南京近郊的山坡上看到过一块折断的青石墓碑，碑文有墓主人国军师长的抗战事迹，再去时碑已不见了，附近也没有坟墓痕迹；湖南老家一位当过国民党某军高级参谋的老人，在该军退台时他脱离部队留在家乡，我始终记得他说话时悲愤的神情和屈辱的老泪，尽管那时候我还小，并不十分理解他的心情。
我们不应当苛求先人，其实他们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今人又能苛求他们什么呢？他们流过血，他们拼过命，他们同样是民族不屈脊梁的一分子！怎么就可以让他们随风消逝得了无痕迹？说句实在话，记住名字，纪念他们，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是做给后来人看的，那是对后来人的激励。“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在灾难来临时“匹夫”们哪里还有闲工夫，闲心情去选择“道路”？我一直认为，计较他人做什么意义并不大，关键是看我们自己如何去对待为民族“做过什么”的人。谁也不能保证今后再也不会有外敌入侵我们的国家了，但可以设法保证存有抗辱的众多“匹夫”！对有过贡献的人，没有利用价值了的人就弃之如敝履，那无疑会伤了许多活人的心……现在的，还有将来的。
少将以上抗日，下士以下的广大官兵也抗日呀。何不以国家的名义向韩立才、向没有留下姓名的小孩连小战士、向所有值得缅怀的抗日先人深鞠一躬？
彭广军（江苏）
○反思功利时代的文学生态
读了贵刊《一针见血》（《杂文选刊》2007年10月[上]）中的这则文字“当下的文学生态，就像一个‘工业化的垃圾生产流程，跟用激素、化肥、杀虫剂弄出来的农作物一样”，作为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似深夜闻钟，一股不平之气郁结于胸，竟有不鸣不足以平吾恨之感。
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当文化与利益，文坛与市场携手并进，站在了同一架天平上时，当一本本由“剪刀＋糨糊＋印刷机”相结合的混血儿风靡人们的视野，并堂而皇之地长居畅销书榜之列时，当书籍变成了纸质的快餐，从一种近乎神话意义上的精神食粮变身为大众娱乐品时，我们不能说这不是每一个读书人的悲哀，每一个写书人的悲哀，甚至是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悲哀。
朱大可教授所说，很多作家写作的目标只是市场与版税，而不是终极价值。在这个鱼目混珠而且鱼目比珠多的利益市场上，纵然千淘万漉，却也不一定是吹尽黄沙始见金。当今文坛，以一种严谨的态度，以一个作家应有的良心，以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目标的人恐怕已经很少了。
理想中的读书状态是这样的，夜深人静，孤灯一盏，手持一卷，与书中人物进行心与心的交谈。理想中的作家是这样的：睿智、严谨；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遗世独立的追求与品格。只是不知今天有谁会承担这一历史责任？
余其兵（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