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我已经断断续续写了若干年。今天则要写一篇《杂文的年轮》,灵感就来自刘成信、李君、王芳选编的《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刘成信先生在序里也反复提到“杂文六十年”这个概念,其编选思路,不言自明。选家试图通过这个选稿方向,为中国六十年的杂文,做一个系统的梳理。
中国杂文六十年,的确值得总结。正如刘成信先生在序里说的:“当代杂文六十年,前三十年,几度凋零,几度萧杀,几度复苏,几度挣扎。”我写杂文快二十年了,有切身感受。可以说,“杂文始终在夹缝中求生存”,这是刘成信先生的感叹,也是我的感叹。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没有好杂文了,相反,很多优秀的杂文就诞生于夹缝之中。仅以本书中的两篇为例:一篇是吴祖光的《相府门前七品官》,一篇是方成的《过堂》。
方成的讽刺杂文《过堂》面世:老爷提审相声艺人,说他用《买猴记》、《夜行记》讽刺干部和人民,破坏团结,制造人民内部矛盾;老爷又提审漫画家,说他讽刺“基本善良的同志”。不要去管那位老爷说什么,就是方成先生文中提到的那两段相声,哪一个不是讽刺?相声是讽刺的艺术,可你看看今天的相声,都变成“歌德派”了。文坛又怎样呢?刘成信先生一针见血:“如今的文坛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今天一个作品研讨会,明天一个作品颁奖会,各级作协的头目们,整天忙着出席会议,接待宾客;文艺报刊成为报道作协领导人的机关报,其文章几乎全部是赞扬某新作品,溢美之词如同诺贝尔文学获奖评语。”
吴祖光的那篇杂文说,1956年他到昆明,给在云南省委机关工作的妹妹打电话,“但是找不到电话号码,电话簿里没有中国共产党省委的电话。打听才知道,省委的电话是保密电话。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党,是和各族人民共呼吸的党,为什么连和人民通消息的电话都要保密起来?连电话都不许人民打进来,又如何谈得上联系群众?我查了北京的电话号簿,果然也查不到北京市委和各区区委的电话。”(《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第七十二页)
我推崇这篇杂文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敢于说真话,勇气令人敬佩;二是这篇杂文的穿透力很强,现在的机关,大一些的不说,就是区县局之类的机构,家家大门口都煞有介事,阻止行人靠近那壁垒森严的地方。连人民靠近他们的大门都不被允许!《相府门前七品官》之所以好,则在于它能让我们从过去一直看到今天。
(魏得胜,杂文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