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近日，据一份调查显示，北京“小升初”的择校费，每个孩子的家长平均得准备八万七千元。2011年的“小升初”录取工作竟然从2010年10月就开始了。以权择校、以钱择校、以优择校，俨然已从“潜规则”变成“明制度”。
义务教育阶段每个孩子都有书读，为何要择校？就因学校有差距，而且这差距愈拉愈大。哪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去读好的学校，认为这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学校水平有些差异，本来也正常，但作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应该追求公平与均衡——只有均衡了才谈得上公平。义务教育理应由政府公平地提供给每位公民。
但教育主管部门和有权有钱者不是这么想的，他们希望从义务教育阶段就拉开学校与学校的距离、学生与学生的差距，让名牌学校成为自己的政绩，让自己孩子从小读名校，从而跑在别人的前头。
长期以来，北京市对名校采取“锦上添花”的做法，在经费投入、教师配备、硬件建设、招生等各方面都予以倾斜，使劲拉大名校与普通学校的差距。这对官员与学校本身来讲，好处实在太多，其中关键的就是可以聚集巨大的利益。择校费是极其庞大的“第二收入”，最终都会以各种形式落到相关部门、学校和老师的腰包里。权力寻租、利益交换，让多少人乐在其中，不肯自拔。北京市教委去年“三公”经费决算达一亿四千三百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出境费用就高达近四千四百八十四万元，可见用于潇洒的钞票之多。至于他们出国去考察国外的教育，是不是会考察“教育公平”问题，人们不得而知。
教育不公，择校不止。北京从2008年开始，“小升初”权力下放到各区县，地方政府心中当然是乐开了花，“不公平”由此也前进了一大步。由于没有制衡的力量，权力寻租越来越凶猛。也许在一些官员和学校领导心底里就是希望“让择校来得更猛烈些吧”。
不少“教育者”，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教愚者”。曾有论者批评大学教育：大学之伤，是社会之痛，大学作为社会良心却将底线失守。这个批评是尖锐的，现在看来，与大学相比，基础教育良心坍塌更为严重。当基础教育的学校都努力制造不公、越发贪婪地攫取择校费，教育精神能不没落吗？
要想杜绝“小升初”择校乱象，就得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问题。这必然要“取强补弱”。教育要均衡，那么教师要均衡、投入要均衡；加上经费的倾斜，这样才能让弱校的“体质”逐渐强壮起来。当所有的学校都水平差不多、各有千秋，只有“差异”而没有多少“差距”的时候，各种择校的原动力必然就没有了。
【原载2011年9月1日《工人日报·科教时评》标题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