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林
教授的学术水准应高于讲师，高于助教，才能说得过去。教授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呢？倘若低于常人，低于草根，就会令人着急。
马航失联，举世揪心，国人挂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央视嘉宾周庆安却欣然宣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现外交能力的机会”。这话听着真有几分别扭。外交关乎国计，但无外乎人情，以人为本，以人的生命为重，才是出发点。在这个节骨眼上，周副教授当然是很想帮忙的，可是一开口就帮了个倒忙，他的话令人寒心。
中国的高等学府，论地位，首推清华、北大，名校的某些教授渴望参与社会事务，贡献自己的智慧，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公众视线里混个脸熟，完全可以理解，也应该鼓励。但可惜和可气得很，他们的发言质量和亮相效果常常乏善可陈。
也是这家学府，教授杨燕绥建议职工六十五岁领取退休金。记者问她，六十岁到六十五岁领取退休金前那段空白时间怎么办？杨教授说：“男的去养老院做园丁，女的给老人洗衣服，多好！”在老龄化社会，园丁和洗衣妇的岗位果然会奇缺吗？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空等退休金会不会使老人烦闷、焦虑和绝望？诸如此类的问题，杨教授久居象牙塔，恐怕没过脑吧？
李某某强奸案甚嚣尘上时，易延友教授在微博上替李某某的辩护律师辩护说：“即便是强奸，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小。”随后又改口道：“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危害性要大。”颠来倒去，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在他眼里，强奸的危害程度可以因对象而异，强奸的性质也可以另作权衡。此论一出，舆论哗然。这种分别心和歧视语，又岂是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教授会贸然端上台面的？
文国玮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一个给京城瘦身的解决方案：“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包括文化程度的考试、法律知识的考试、工作能力的考核等等。”他还以“国际经验”说事，外国有“工作许可制度”，无证属非法打工，就要处理。殊不知，国外的“工作许可制度”只针对外籍人口，对本国人并不设限。当大中城市逐渐均衡发展后，北京的人口压力自然会得以缓解，世界大都会巴黎、伦敦、纽约、柏林都经历过这种自然减压和疏解的过程。要知道，这些国家可是没有户籍制度的。
北京大学教授刘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了经济增长，光水毁房屋就有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了中国经济。”灾难之后，刘教授居然只看到了拉动经济的“好处”和“益处”，却轻松忽略了灾民痛失亲友和家园的悲哀，这样的高论到底“高”在何处？它高就高在说话人无须设身处地和感同身受。
对于某些名校教授的水平，谁还敢斗胆恭维？但愿他们讲话多一点人气，多一点人性，多一点人文关怀，别叫大家太恶心、太反胃，就乐得让他们顺利过关，总不能说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奢求吧。
【选自汉丰网】
插图 / “砖家” / 商海春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