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摹拟之作

高　岳

　　《中国修辞学史稿》(郑子瑜著，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第六篇第十四节中，作者引《野客丛书》卷二十七“《醉翁亭记》”一则论摹拟云：

　　“欧阳公作《滁州醉翁亭记》，自首至尾，多用‘也字。……又观钱公辅作《越州井仪堂记》，亦是此体，如其末云：‘问其办之岁月，则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也；问其作之主人，则太守刁公景纯也；问其常所往来而共乐者，通判沈君兴宗也。谁其文之，晋陵钱公辅也。其机杼甚与欧记同”。

　　接着指出：“欧阳修在庆历年间(一○四一——一○四八)因为言事获罪，被贬知滁州，放情于山水之间，自号醉翁，《醉翁亭记》当是作于此时，实在钱公辅作《越州井仪堂记》之后”，因此得出了“可能是欧阳仿钱公辅文”的结论，虽然作者也认为“欧阳修摹拟的《醉翁亭记》确比钱公辅的原作高明得多”。

　　其实，郑先生的这一结论是错误的。钱文明言作于嘉五年，按嘉五年为公元一○六○年。而欧文则已如郑先生所言作于庆历年间。可见钱文成于欧文之后十余年。因此结论是钱公辅文摹拟了欧阳修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不是摹拟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醉翁亭记》以独特的“也”字句煞尾，叙述唱叹有情，在当时影响很大。当时文人竞相吟咏，如曾巩等。摹拟之作也不仅是钱文一篇。王安石作于嘉元年(一○五六)的《尚书度支郎中葛公墓志铭》(《临川集》卷九十六)一文，亦用“也”字句煞尾，显然也是受到《醉翁亭记》写作特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