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可量 口述 邓大威 岑沫 整理
壮志凌云抗战驱倭
● 莫可量 口述 邓大威 岑沫 整理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到来之际，我们专程采访了莫可量老人。莫可量，原名莫勉勤，1920年出生于广西融县 （今融水苗族自治县）一个壮族家庭。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曾参加组建抗日挺进队。1945年任中共融县特支委员，1947年任中共融县工委委员。1946年6月作为中共柳北河西工委委员率路聪、周修等人到融县香粉寨开辟新区工作，并通过苏炳南策动国民党政府香粉联防自卫队50人枪起义。随后组建柳北人民解放军总队第十二中队。时任柳北人民解放军总队第四大队政委，曾率第十一、第十二中队与第一大队合力解放融县县城融水镇。1949年12月，奉命和周民震同志率部队到长安镇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解放和接管长安镇。解放后，曾任中共融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公安局局长、县委副书记、中共融安县委书记兼县长、中共柳州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84年4月，任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五届常委和办公厅主任，2009年获中共中央批准享受副省级待遇。本文是莫老向我们讲述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抗日救亡斗争的历程。
抗日救亡，放弃升学
1939年，日本侵略军已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大片土地。那时，我是融县中学第二学期的学生。原籍融县融水乡的路璠同志 （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前，曾任中共融县特支书记、中共广西省农委委员、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任中共宜山地委副书记、武汉钢铁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到融县中学任教，并到我所在的班里当导师 （班主任），指导我与韦树高、肖杰等表现优秀的学生成立国民党当局允许的 “读书会”，学习公开发行的 《社会发展史纲》《唯物辩证法》等进步书籍。按照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规定 “公民课”是要讲 “三民主义”的，而我们的导师路璠同志却在课堂上大讲抗日战争和八路军的胜利消息。当时，融县邮电局局长韩昌明，上海人 （中共融县地下党领导人），知道我们这几个融县中学 “读书会”的学生思想进步，便经常与我们联系。从交往中，我们感到韩昌明的思想很进步，经常找机会接触他，向他了解共产党的主张，请他评论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时值国民党正要在融县选一个 “国大代表”，并指定要选国民党反动派广西省党部首脑陈剑平为代表，韩昌明对 “读书会”的学生们说，国民党反动派搞假民主，不要参加国民党反动派组织的选举活动。在这期间，我经常看到公开发行的 《新华日报》 《群众报》，觉得这两份报纸发表的文章很有见解，对 “时评”特别感兴趣，就通过融县邮电局局长韩昌明帮助订阅这两份报纸。在阅读这些报当中，我深深领悟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为了开展学生运动，发展共产党员，我受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趁假期多次步行山区偏僻小道，徒步100多公里路到桂林购买进步书籍和抗日 《救亡日报》分送给思想进步的同学阅读。
我在融县中学毕业时，日本侵略军已分别逼近武汉和广州，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节节败退，时局非常动荡，人民群众纷纷逃离家园，背井离乡。在这民不聊生。国难当头的危难时期，对于作为一个中学毕业生的我该何去何从，的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时，我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毅然放弃升学之路，决心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到广西抗日最前沿去抗击日本侵略军，我决定到桂林去，于是请韩昌明写几封信给沿途有关地下党同志帮助去桂林。怀着一颗赤胆忠心，步行100多公里，途经浮石、长安、浪保、雅瑶、百寿、临桂等地到达桂林。这时，我的导师路璠同志已在 “国共合作”政策推动下，在广西省政府主办的专门培训乡 （镇）长的 “桂林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任教，便介绍我到国民党广西省桂林 “三青团”工作。那是个国民党特务云集的地方，环境非常险恶。我被分配在“三青团”青年服务社工作，专门负责卖凉茶。服务社的经理为人和蔼可亲，多讲进步话语，经常接触进步青年，我感到这位经理不是一般人，是个很进步的人。后来从路璠口中得知，这位经理是个中共地下党员，于是就经常接近他，积极配合他的工作，得到他的喜欢和信任。我在这个服务社工作了4个多月，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一定贡献。
2005年8月15日，莫可量同志佩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白色恐怖，毅然入党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1942年7月，广西省发生了 “七·九事件”，中共广西省委的负责人苏蔓、罗文坤夫妻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缢杀。苏蔓原名苏裕源，1936年入党；罗文坤又名罗娴，1937年入党。二人均是广西苍梧县人。抗战爆发后，二人在上海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后一起回桂筹建中共广西省工委。苏蔓任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罗文坤任省工委妇女部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7月9日，二人在桂林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二人忠诚为党，坚贞不屈，一起被反动派杀害。国民党反动派随即在全广西境内搜杀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一股血雨腥风在八桂大地肆虐，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广西。中共广西地下组织坚决执行党中央华南局的指示，全广西的党组织成员迅速转入地下，停止一切活动，以避锋芒。一些领导人为防不测，即分头离开桂林转移别地。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中共地下组织决定，挑选一批从未暴露且有 “合法”身份的共产党员和坚定的进步青年学生，以“白皮红心”面目，进入国民党反动派的 “三青团”，以公开的身份开展中共地下斗争活动。时任国民党广西省桂林 “三青团”第一股负责人路璠介绍我到广西省 “三青团”柳江分团部工作，并被任命为第一股股长，具体负责行政事务工作。此时，原籍融县沙子乡 （今融安县沙子乡）的吴赞之 （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广西省建设委员会主任）也来到广西省 “三青团”柳江分团部，任组织股股长，具体负责训练工作。不久，融县永乐乡人的莫矜 （中共地下党员，时任中共融县特支书记。解放战争时任中共柳北工委书记、是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曾任柳州专署副专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统战部副部长、广西民族学院副院长、越南政府顾问团顾问）任广西省“三青团”柳江分团部第三股股长，具体负责宣教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白天以公开身份应付敌特，并常以公开的权力出具证明或以自己的公开身份掩护转移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过关卡，让不少同志安全脱离险境。如莫江白同志在我的帮助下迅速转移，避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他脱离险境后，安全到达都宜忻游击总队任指挥员。
为了工作需要，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利用公开身份和权力，特地安排我与吴赞之、莫矜同住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的隔壁就是国民党的宪兵队，周围都有特务在监视，在这个房间住时的言行举止必须非常谨慎，绝不能有丝毫破绽，稍有不慎，即可招来大祸。我在同莫矜、吴赞之共住期间，莫矜同志介绍我阅读 《西行漫记》 《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并经常向我谈论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宣传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政治主张和艰苦卓绝的斗争事迹。我顿觉心明眼亮，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三座大山”，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遂向莫矜同志提交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1942年5月的一天深夜，我由中共地下党领导人路璠同志作监誓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便利工作，经党组织同意，我特将自己的原名 “莫勉勤”改为莫可量，组织关系由莫矜同志掌握。
保存力量，地下斗争
由于广西 “七·九事件”的发生，国民党反动派把斗争矛头指向柳州市，给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带来很大威胁。地下党组织考虑到为了保存实力，决定把所有的党员迅速分散转移各地。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我被派到较偏僻的石山地区忻城县当中学教师，并告诫我到忻城后要十分谨慎，注意隐蔽，切不要暴露身份。从柳州市到忻城县，沿途都有国民党哨卡和特务监视。为了安全，我专抄山区偏僻小道，徒步100多公里赶到忻城中学。当时国民党政府有规定，中学教师须经省教育厅审查批准后方可执教。忻城中学校长莫承宣是个进步人士，非常乐意接收我为教师，第一次打报告未获批准，接着又打了第二次报告，未获批准后又打了第三次报告，最后获得批准。于是，我进入忻城中学任教。我在忻城中学工作了3个学期后，地下党组织又将我调到柳州市，通过进步人士介绍，到柳州市屏山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久，地下党组织又把我调到鹿寨县，通过进步人士介绍，到鹿寨县鹿山中学任教，在这里任教仅两个多月即放假回家。1944年9月，正当我返回鹿寨县鹿山中学时，日本侵略军已侵占了桂林市。后来才知道，桂林保卫战是从1944年10月28日由日军发动主攻开始，至11月10日桂林沦陷而告终，仅战斗了旬余。由于省城已经沦陷，地下党组织即指示我回家待命。
1943年农历腊月三十日晚上，路璠和莫矜同志到我家，顾不上吃年饭，3人在门口草坪上召开中共融县特支会议，学习中共 “七大”文件。新年正月初一不休息，一直开到正月十五，主要研究和确定中共融县特支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决定成立县工委，我担任县工委宣传委员，后通过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县参议员黄治邦先生的举荐，赴任融县西隅（今融安县大巷乡）中心校校长。为开展地下工作需要，党组织决定派我潜人融县中学开展党的地下活动。随后，我得知自己在融县中学读书时的语文老师胡禄渠老先生是中共融县支部第一个成员黄楚贤的岳父，于是便请胡禄渠老师推荐我到融县中学当教师，因为胡禄渠老师在学校中的声誉较高，校长雷俊猷便同意接收，但要经报国民党省教育厅审批。因为早年我曾在忻城中学当过教师，所以融县中学上报给国民党广西省教育厅不久便获批准。这样，我就顺利进人融县中学任教，并担任了三十六班的导师 （班主任），以公开身份进行中共地下工作。在此期间，我除了利用国民党政府规定的 “公民课”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宣传外，还组织进步学生成立国民党当局允许的 “读书会”，组织进步学生成立剧社，团结进步的音乐教师杨祖才、莫辛（女）一起编排进步歌剧，指导学生在融县县城和长安镇演出 《北京人》 《新的女性》《还乡泪》等进步戏剧，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和反对封建独裁礼教的斗争精神。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给莫可量同志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此时，国民党政府坚持推行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方针，丧心病狂地追杀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们察觉到我的地下活动情况，准备派特务追捕。地下党组织从进步人士中获得情报后，即命令我立刻离开融县中学。我坚决执行党组织的指示，装着脚痛为由，向学校请病假，不拿任何物品，只身持拐杖迅速离开融县中学。当我离开融水镇不久，国民党政府的特务即到我的住处搜查，一无所获扑了空。
地下党组织考虑到长安镇需要有人工作，便请有较高声望的进步民主人士、国民党县参议员黄治邦先生（解放后任融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将我介绍到长安中学（今融安县高中）任教，但时任校长的肖若松不愿接收。于是，地下党组织又找进步民主人士黄治邦先生帮助，将我介绍到西隅乡 （今大巷乡）中心小学当校长。因为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都推选我当西隅乡的乡长。我将此情况向地下党组织报告。地下党组织考虑到诸多方面原因，指示我不能当西隅乡乡长，只能当西隅乡中心小学校长。我坚决服从地下党组织的决定，婉辞谢绝了人民群众的要求，不参与国民党政府所组织的选举活动，更不出任国民党政府的乡长。我在西隅中心小学任教不久，中共地下党员江明同志 （长安镇人，解放后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统战部副部长和自治区政协秘书长）也来到西隅中心小学任教。这时，党组织交给我们两人翻印党的 “七大”文件的任务。
为了迅速而安全地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传达给全体地下党员同志，我和江明为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利用晚间加班，通宵达旦地用学校的钢板和油墨，把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翻印出来。因为没有电灯，我们只能用煤油灯照明，一个通宵下来，搞得两人的鼻腔里都是黑呼呼的墨灰。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我们常在寒冬天未亮之前跑到河边洗脸后转回学校上课。在西隅乡中心小学任教期间，我和江明在暗地里组织进步青年成立 “中国新民主义爱国青年会”，并发展进步青年曾本泉为中共党员，派他从事长安镇和大巷村一带的地下工作，并为驱逐日本侵略者，迎接解放军大部队南下，准备解放长安镇而做好群众的组织工作和支前工作。
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对我的怀疑，地下党组织命令我离开西隅乡中心小学，转移到融县中学任教。期间，由于我继续利用课余时间给进步学生送进步书报，被国民党特务察觉，地下党组织命令我带领进步学生离开融县中学，又返回西隅中心小学任教，继续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国民党特务察觉后，准备对我采取暗杀行动，于是，地下党组织通知我立即撤离西隅乡中心小学。我服从党组织的命令，除一位不被敌人怀疑的同志留校外，将其余人员包括进步学生方普华、施伟生、于先达等也迅速离开西隅乡中心小学，转移到融县特支活动中心融县永乐乡参加游击队。
组织队伍，打击日军
1944年6月间，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占了融水镇和长安镇。在这危难时刻，为了驱逐日本侵略军，拯救民族危亡，地下党组织将我调回老家西隅乡安宁村枫木寨，组织力量抗击日本侵略军。我回到家不久，中共融县特支副书记莫矜即到我家，派我迅速将已吸收为融县抗日挺进队队员的他的弟弟莫介忠和吴国儒、吴世彦及一位泰国籍的进步学生，送到覃宗义同志所指挥的抗日挺进队。由于日本侵略军盘踞着长安镇和融水镇交通要道，因而走大路已绝不可能。为了安全起见，我选择了当年红七军北上抗日时走过的偏僻小道，带着3名抗日挺进队队员，从枫木寨出发，爬过长安镇西面海拔900多米高的西山半腰，沿着当年红七军走过的山路前进。途中，我们在半山腰用干草作被盖度过了一夜，接着穿越融县属地的香粉乡苗寨，秘密潜入融县中学，将护送的人员交给了覃宗义同志。完成任务后的次日，我又沿着长安西山脚下的崎岖山路，经浮石乡的鹭鸶洲等地返回老家。接着，迅速赶到距枫木寨数十里远的滩底屯，向地下党领导人路璠报告和请示工作。路璠同志说，地下党组织决定：在融县南区组织成立抗日挺进队和在北区组织成立抗日挺秀队，从南北两面夹击盘踞在长安镇的日本侵略军。南区由路璠同志领导，指挥融县抗日挺进队，从融县南区大良乡一带往北推进；北区由莫矜同志领导，指挥融县抗日挺秀队，从融县北面的浪保乡 （今大将镇）一带南移，形成南北夹击态势，痛歼日本侵略军。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给莫可量同志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盒。
为了扩充融县抗日挺进队的力量，我奉命带领新吸收的战士，避开日军占区长安镇，从长安镇西面的大山西山往南行，翻越几座大山，暗渡融江，到达融县南区大良乡游击根据地。完成任务后我又从原路返回，并顺路到滩底屯向路璠汇报工作。路璠又命令我赶赴融县北区的浪保乡协助莫矜同志组建融县抗日挺秀队，并动员在北区享有较高声望的进步民主人士黄建材老先生出任国民党融县第六区办事处主任。时值农历大年三十，村村寨寨的农家都在杀猪过年。任务紧急，时不我待。我顾不上与家人团聚过大年，迅即赶往大巷村找进步民主人士黄治邦老先生，向他传达路璠同志的指示，并动员黄治邦出任国民党第六区办事处秘书，以协助黄建材老先生的工作。我在黄治邦家中吃完年饭后，偕同黄治邦先生连夜乘船横渡融江，后奔赴20多公里小道，到达浪保乡太江屯，找到了还在吃年饭的黄建材老先生。我将路璠同志的指示向他传达后，黄建材老先生欣然答应出任国民党融县第六区办事处主任。随即按地下党的指示，成立了融县抗日挺秀队，下设3个分队。我出任西隅分队指导员，主要任务是监视盘踞在长安镇的日本侵略军行动情况。
为了能及时掌握日本侵略军的动态，我布置家住长安镇的中共地下党员陈智负责了解为日军做事的 “维持会”的活动情况和日军调动情况，并及时将情报传给黄治邦老先生。我还了解到在距他家几公里的西隅乡木樟屯经常遭到盘踞在长安镇的日本侵略军的掳掠，见路边有一家理发店，就以理发为由，常到这个理发店打听敌军情况。从交流中得知，理发店的老板是海南人，思想比较进步，其子则更为突出，全家人对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深恶痛绝。我多次对这个店的老板及其儿子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动员那位年青人参加了抗日挺秀队。之后，就布置这位挺秀队员每逢长安镇圩日便到进步民主人士黄治邦家取情报，为党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后，我赴海南考察时，见到了这位抗日挺秀队员，他已在海南省委统战部工作。
被日军炸毁的桂林城街道
1945年 5月下旬的一天，家住长安镇的中共地下党员陈智据可靠消息得知，盘踞在长安镇的日本侵略军要到浪保乡掳掠，便迅速将情报转告黄治邦。黄治邦速将情报向我报告。我火速派人将此一重要情报送到融县抗日挺秀队驻地浪保乡，向挺秀队政治指导员莫矜报告。莫矜同志即命令抗日挺秀队浪保分队队长黄略 （解放前，曾任国民党副乡长、乡长、自卫队长、融县抗日挺秀队队长；解放后，任龙妙区 （时称第九区）副区长兼民兵总队长）和指导员韦克同志 （解放前，曾任融县工委委员、河东工委书记、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二大队和第六大队政委；解放后，曾任中共融安县委副书记、广西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包头钢铁厂焦化厂党委书记、冶金工业部地质研究所党委书记）率领分队战士于获得情报的当天晚上，秘密潜伏在日军必经之路的小片屯竹林中。次日上午狙击了从长安向桂林方向撤退的日本侵略军，当场打死、打伤日本侵略军30多人，击毙日本侵略军大队长冈村，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
抗日战斗结束后，1945年底我在鼎安乡 （今属大将镇）融县抗日挺秀队驻地，同抗日挺秀队政治指导员莫矜同志一同赶到融县罗隆村滩底屯，找中共融县特支书记路璠汇报请示工作。路璠同志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为了阻止蒋介石反动派集团继续他的独裁统治，确定时下的方针是：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把人员和枪支全部隐藏起来，做好一切准备，同国民党反动派决一死战，要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三座大山’一举摧毁。”为了坚决而迅速地贯彻执行党中央这一战略决策，地下党组织命令外省籍的党员同志立即撤回原籍，广西省内的同志立即转入地下坚持斗争。于是，广东省籍的杨繁同志 （解放前，任融县抗日挺进队队长；解放后，任广东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何谷同志 （解放前，任融县抗日挺进队副队长；解放后，任广东省佛山师范学院副院长），迅速撤回广东老家。融县抗日挺进队和融县抗日挺秀队的枪支弹药全部秘密封存埋藏起来，以便日后使用。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在融县北区 （辖长安镇、安江乡 （今板揽镇）、浪保乡 （今大将镇）、西隅乡（今大巷乡）、镇东乡 （今大坡乡）建立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韦克同志、黄爱邦同志为支部委员。下设3个党小组：一个是长安党小组，党员有陈智、曾本泉、吴国儒；一是浪保党小组，党员有韦克、覃泰恩 （解放后曾任安江乡公安委员会主任）、李希康 （解放后曾任融安县粮食局局长）、覃祖光 （解放后曾任大乐公社党委书记）；一个是西隅党小组，党员有莫可量、江明、苏健行。
抗战时期柳州概貌
为了粉碎蒋介石再次发动内战的阴谋，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一方面要大力壮大党的队伍，另一方面要积极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我坚决执行上级党的指示，以西隅乡中心小学校长的公开职务在人民群众拥戴的情况下，经地下党组织批准，出任西隅乡农民协会主席。除了在暗地里大力发展中共地下党员外，同时广泛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建国纲领，积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还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积极而热情地对西隅乡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军政人员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动员他们站在人民群众一边，走上光明大道。经过一段时间耐心而细微地思想政治工作，西隅乡姓杨的乡长和姓莫的副乡长乐意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决定跟着中国共产党走，遂将乡政府30多人枪的乡自卫队交给我掌握和指挥。
为了控制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军事要地长安镇，我便向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路璠和莫矜建议，推举原在浪保乡任国民党地方政府第六区办事处主任的进步民主人士黄建材先生出任国民党长安区区长。路璠和莫矜同志认为我的这个建议很好，批准了这个建议。接着，我便以西隅乡农民协会主席的身份，在进步民主人士国民党县参议员黄治邦先生的积极支持下，一同到融水镇向国民党融县政府县长吴一峰报告。由于我和黄治邦先生的身份影响及充分陈述，这个报告获得了批准。于是，黄建材老先生便顺利地就任了长安区区长。为了便于党组织的部署在长安镇得到有效地实施，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我特派家住长安镇的中共地下党员陈智同志出任长安区公所的秘书，以支持和协助黄建材老先生的工作。黄建材老先生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意图行使他的权力，从而使地下党在长安区的活动得以顺利地开展起来。
在举世闻名的抗日战争中，我多次参加了打败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为收复祖国山河，拯救民族危亡，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05年，在全国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署名，给我颁发了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题写章名的纪念章。纪念章正面铸有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人民大团结的5颗五角星，象征人类和平的鸽子和橄榄枝、象征革命圣地的延安宝塔山，以及军民合力抗战的战斗场面。当时，我满怀激情感赋一首 《满庭芳》：
甲子欣逢，豪情海涌。忆星火燎原风。滔滔风浪，马列育英雄。救我江山半丧。回顾那岁月峥嵘。举红旗，沸腾融水。苗壮立丰功。
惩凶。烽火起，从戎投笔，炮响隆隆。抗日枪还热，倒蒋潮澎。柳北雄师怒吼。休忘，狐恶狼凶。常怀念同壕战友，仰烈士贞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