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果
对话时间:2015年5月
对话人及对话整理:叶果
一、我不是某个流派
叶 果:从您的名字可以看出,您是在杭州出生的,您祖上也是杭州人吗?李杭育:和“沪生”是一样的道理,你想如果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里,怎么会突然有一个孩子叫“杭生”或者“杭育”呢。我老家是山东的,我哥哥和姐姐都在大连出生,只有我是在杭州出生的。叶 果:关于您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可以聊聊吗?李杭育:我父亲是乳山人,威海市下面的县级市,母亲是蓬莱人,都是胶东。他们俩是在大连结婚的,我爸爸是很早就参加共产党的,抗战胜利之后被调到大连去了,在海关。我妈妈是投奔共产党去的,在海关系统,党组织撮合他们的。我们家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可以说是一步登天。我爷爷是个不识字的文盲,我爸爸只上了三年小学,我妈妈是参加了革命以后接受的教育。我哥哥是名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李庆西,他也写过小说,但是以评论为主的,已经退休了,退休前在浙江省文艺出版社工作,现在被聘为《书城杂志》的执行编委。叶 果:小时候的您是什么样的状态?学习成绩好吗?李杭育:说实话,我是没有好好读书的,但我认为我是一个超级聪明的人。我是极轻松地读完初中的,成绩一直是数一数二的。我曾经四门课399分,语文写了个错别字扣掉一分。我当时不是玩,我爸爸在医院里,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个月票,下午放学我就马上去医院听我爸吩咐,要我去买什么,去做什么。那个时候我书包从不带回家的,老师一边在上课,我就一边在做作业。那个时候,我有时候稍微有点懈怠,我妈妈就会哭的,说,“就指望你了,你还这么贪玩,这么不懂事。”前阵子我和我妈妈说,我本来应该十分爱你的,但是现在只能爱八分,另外两分是被你打掉的。我印象中是每天挨打的,我妈加了一句,有时候一天还会挨好几顿。我妈打我呢,有个特点,主要是打给街坊邻居看的,表示出自己不护短。虽然打得不会很重,可是伤自尊啊,那个时代的父母从来不考虑孩子的自尊心的。叶 果:你父母都是经历过文革的人,这对他们和您的影响大吗?李杭育:爸爸那个时候受批斗,是自己单位的批斗,每天还是能回来的。他从来都不是当权派,所以挨批斗不是第一轮的,文革一开始是没有冲击到他的。后来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说他是富农。他的家庭倒是真的富农,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按照中国的传统,他是会继承家业的。但是我爸爸不服的是,这只是理论上这么说说,实际上他年纪轻轻就出去革命了,家都不要了,怎么就成了富农了。我认为我爸爸不是身体原因去世的,是郁闷死的。他是胃癌去世的,在得到“解放”后的半年多就检查出来有胃癌,拖了两年多,去世了。那两年我还在读初中,我哥哥比我大六岁,他69年春天去的黑龙江,那个时候我爸爸正在挨批斗,68年开始挨批斗,被批斗了三年,到71年底才“解放”。我爸爸挨批斗的时间里,我们三个孩子当中,基本上是我在经历。我爸爸挨批斗不到半年,他们就走了嘛。文革的经历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丧父啊。十来岁,就没有了父亲,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叶 果:可以说说您的知青生活吗?您对知青岁月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李杭育:我看过很多写知青题材的小说,他们生活的地方都比较浪漫,我不是这样的,那时我在萧山。我印象当中就是饥饿,其实我们所在地不是产粮区,是产麻的地方。一天到晚都在寻思到哪能吃到肉。就是要肉,我给你说真话,不用笑,我几乎什么肉都吃过,除了人肉。在我们的知青点,几乎是男女知青各半,几乎每个人都有男女朋友,这都是说说的,和现在的理解不太一样的男女朋友。萧山的农民,我看是全中国最辛苦的。富阳人有句话,“三个富阳人做不过一个萧山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插队的地方土壤很差,是围垦海的盐碱地。就是这种土,萧山人一个人才只有三分地,你不靠勤劳怎么过得下去。萧山人是靠卖榨菜过活的,骑着自行车卖到杭州来也够辛苦的吧?不行,卖到杭州来赚不到几个钱,要卖到上海去,一整天可以多卖两块钱。为了多卖两块钱,早上三点钟出门,跑去上海,当天回来,带个盒饭,里面放点咸菜啊什么的。我在那里插队,你说怎么可能不辛苦。叶 果:您怎么理解“寻根派”?评论家对您的“寻根派作家”的定位,您觉得准吗?李杭育:我不是某个流派,这是别人来概括我们的。寻根派的意义呢,2013年我曾经写过文章,名叫《我的1984年》,可以从我博客上看到。这是非虚构,像自传一样。这篇文章现在或者将来引用率会很高,包括里面说到的寻根派和当代文学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叫“杭州会议”,是如何酝酿出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寻根派的解读是,不要从字面上去理解,那是望文生义。去年一帮作家搞活动,他们在会上还议论了这篇文章。文章里涉及到很多人,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一个人跳出来,说我说的不对。叶 果:说起您,很多人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相对于您同时代的作家而言,新世纪之后,您很少有新作问世。这些年来您主要是在忙些什么呢?李杭育:新世纪之初,我受命为庆贺新雷峰塔建成,与央视合作搞一部大型纪录片《吴越春秋》,我担任制片人兼撰稿。这个片子搞成了,在杭州市委指定的日期由央视一套播出。同时,我还受命给《西湖》杂志搞改革,首先是改刊。杂志改名叫《鸭嘴兽》,内容是结合时尚的大文化类。可惜只出了七期,因我吃了官司,什么职务都被撸掉了,这项改革没能搞下去。这件事我没能做成,身不由己。这么一来我就不想再呆在杭州文联了。我调到了浙江理工大学任教。那时又正巧流行SARS,一时间杭州人人自危,不泡吧了,不下饭馆了,甚至不怎么敢出门了。我的一位朋友送了我一台DVD播放器,说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了,也没有人会陪你吃喝玩耍,你就老老实实呆在家看电影吧。果然,我就猛看电影,有一回一整天看了七本电影!猛看电影,恶补,这段经历对我很有益处。后来我写了一本关于电影的书《电影经典——电影的一百个最》。十多年来我在大学教书,主要教的就是《电影语言》这门课。从2003年起,我主要是做纪录片撰稿的事,参与了央视的大型纪录片《中华文明》的撰稿,接着在敦煌做数字化保护工程的样板片,2004年和2005年又两次去新疆做音乐风光片和大型纪录片《我们新疆好地方》,又在南京做《郑和下西洋》。2008年起我开始画画。去年又开始写字。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叶 果:您是怎么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李杭育:我是读了大学才开始写作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杭大中文系是藏龙卧虎的,十年没有上大学的机会,考上的个个都很厉害。这个已经发表过很多诗歌了,那个对古文研究很牛。我觉得我什么长处也没有。当然考大学也不是很轻松的,我初中毕业后没上过高中,数学考试我才考了8分。这8分也是现学的,学了一堆记不住,只考了8分,靠其他分数上的大学。到了学校我左右一看,这个同学那个同学都这么厉害,那我不好一无是处的。尽管大家都很厉害,但还没有人发表过小说,那我来研究这个。我为什么说自己是超级聪明呢,我进杭大的时候已经是78年的四月份了,我居然在79年的1月份就正式发表小说处女作了。从开始写到发表才8个月,何况那个时候的出版周期还是很长的。我写作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我得有个一技之长,就这么简单的想法。要不然真的是什么都不如人家。后来就开始爱上了写作,大量的读书写字,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读小说中度过的。叶 果:还记得您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刊物上吗?李杭育:第一个小说叫《可怜的运气》,发表在《西湖》杂志上,当年的《西湖》杂志还是很风光的,在浙江省来说是最好的杂志。是自己投稿的,他们的肯定对我当然是很有帮助的。79年这一年,我在《西湖》杂志上发表过五六篇小说,我是跳出来的新人,轰动一时。其实成功还是有底子的,一直以来我的语文、阅读都还是不错的。我的生活阅历比较不一样,十六七岁已经走南闯北了。叶 果:《沙灶遗风》是您第一次获得全国大奖的作品?今天您给这个短篇打几分?李杭育:现在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看,也就三四分吧。但从文学史上来看,后面很多人的东西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相当于垫脚石吧。叶 果:获奖对您的写作有帮助吗?李杭育:对我来说,获奖还是很重要的。在中国获奖有个实际的作用,一旦获奖,后面的小说发表就会比较畅通,作品也会有读者和评论家关注了。对我本人写作水准的提升,是没有什么直接作用的。但是年轻时候的作家,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获奖对提升自信心是非常有用的。你想,你写东西想要感染别人,如果你自己都没有自信,你怎么去感染别人?我现在呢,无论是技巧啊、眼光啊、世界观啊、感受啊,肯定要比那个时候丰富得多了。《沙灶遗风》发表的时候我26岁,获奖的时候我也才27岁不到。1983年的小说,第二年获奖,是在1984年3月份,现在这个奖取消了。叶 果:获奖之后,你有没有想过,要用名气去找什么出路?李杭育:获奖之后,好多人都来约稿,是需要按时写完的。喝了两口酒,答应这个答应那个的,就都得写嘛。不过我写作还是比较讲究的。我这个名气的作家,发表的作品文字量我一定是全中国最少的。现在有些作家,故事是蛮精彩的,但是行文一塌糊涂,我是看不上的。我不需要用小说来增加名气。名气说到底,有目的才需要名气。我可以说,中国名人里,我是最不看重名气的。我买个二手车,第二天我的朋友就都知道这是辆二手车了。我逢朋友就说,你看这二手车很值。我和朋友说,你们看不看得起我,不会因为我开的是不是二手车而改变。我之前的房子卖掉,和前妻对半分,我的钱拿来给小女儿读书,我觉得很值得。叶 果:后来您突然不写小说了,为什么?李杭育:到了80年代末,我就不想写小说了,有些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加之当时我的兴奋点也在音乐上。从89年开始,我超级迷恋古典音乐,95年我出了《唱片经典》。那段日子,作家圈里有人问起我的前妻,李杭育现在在干什么,她说杭育在进修音乐。痴迷到什么程度呢,一起床脸也没洗,先把唱片放上,然后再洗漱什么的。深深的迷恋,一边听一边看书,那些年看的大量书籍都是关于音乐方面的。我有个特点,一旦喜欢什么,都特别的钻研。我极投入,我自己的名言是,有的人一生钻研一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成就,我这一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原则是要把鸟打下来,乱放空枪可不行。之后差不多到2005年的这十年里,我基本是在写剧本、纪录片什么的。写过很多,和央视合作的就七八个。我把自己弄成纪录片撰稿高手了,什么《郑和下西洋》,都是大型的。去年央视的纪录片部长还找过我,湖北卫视想做一个纪录片,我回绝了。我说我现在老了,没兴趣跑来跑去了,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叶 果:再后来您做了《西湖》和《鸭嘴兽》杂志的总编辑,能谈谈办刊物的事情吗?李杭育:前面说过了,把《西湖》改刊为《鸭嘴兽》,是我受杭州文联之命做的工作。当时的《西湖》杂志印量不足两千,而且大都是赠阅,让人白看。白看也没人看,就连当时的文联主席都承认他收到的《西湖》杂志都堆在办公桌上,连信封都懒得拆开。我把它改成《鸭嘴兽》后,行情最好的一期印量有两万,绝大多数都是拿去书报亭卖掉的。当时文联跟我说好,给我三年时间,逐渐“断奶”,也就是三年后不再靠财政拨款过日子。这件事因我被撤职没能做下去,也使得我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优秀团队作鸟兽散。如果说这些年来我有过什么惭愧的话,我就是觉得有点对不起我那个团队,那些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好在他们原本就是很能干的人,现在都混得不错,很多方面比我还好。叶 果:您曾说过,想要赚钱去做别的事情,写小说不是赚钱的,为什么?李杭育:我说这个话是说我自己。别人或许能靠写小说赚钱,我不能。我不会写那种能赚钱的小说,我早就认命了。命里注定我得靠别的办法养家糊口。从某个角度来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叶 果:您的“文化客厅”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李杭育:很简单,就是会客。我和李森祥都有很多朋友,文学界的、艺术界的、媒体方面的、做生意的乃至做官的,朋友来了得有一个地方聚聚,聊聊,喝喝茶,听听音乐,很随意。没有朋友来的时候,那地方就是我和森祥俩人的工作室。他做影视,我画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