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翔 唐颖
2017年是大学出版社协会成立30周年，《现代出版》连续两期推出“大学出版30年”专题。作为杂志主编，同时也是大学出版的老兵，我也被编辑部限题作文。曾经扎根大学出版十多年，后来又分管了几年学校的出版工作，还因为指导研究生的缘故，持续站在学理的角度关注、思考相关问题，一时间竟有点不知从何落笔。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历史发展方位的新判断，是理解和推进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进而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逻辑前提。大学出版，即“大学的”出版，既有出版的属性，又要以大学为原点。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不论大学，还是出版，都有值得关注的新动向，这些势必对大学出版产生影响。不妨以此为切入口梳理相关问题，试着谈谈大学出版发展的方向。
一、“双一流”高等教育强国战略为大学出版发展提供坐标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将“双一流”建设引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层面。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动员令，是高等教育最高远的战略任务。谈“双一流”建设之于大学出版的意义，绕不开“大学”之于大学出版这个命题。我们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坚持认为，大学出版是出版，更是“大学的”出版，它在出版领域的不可替代性，正是建立在它与大学水乳交融的关系之上。思考、解决大学出版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对大学本质或理念的正本清源，这是讨论大学出版问题的逻辑起点。不回到大学这个母体，大学出版便难以认清其不可替代性和发展方向，而且必然局限于“术”的层面。
有研究从文化本源和精神生成的角度，去探寻大学与出版的哲学关联，认为“大学学术共同体坚守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在发展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强化理性能力，借助知识扩充理性思考的内容，并以理性规范知识创新发展的方向，形成了以‘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为核心的大学精神”，最终引领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大学在致力于学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过程中衍生出教材和学术专著等出版形态，通过出版将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的链条紧密相联，“将学术共同体秉持的价值追求、组织文化、根本目标、交流方式达到同一，并将出版学术、维护学术、传承学术作为崇高的文化使命。”在我们看来，某种程度而言，大学出版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通道，在创新人才聚集成长机制和开放有序的学科通融机制上，大学出版甚至拥有其母体——大学都不具备的优势。作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大学出版甚至可能弥补大学功能的局限。
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建设“双一流”大学。从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角度理解，坚持“中国特色”就是要求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完成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弘扬、挖掘开发，以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世界一流”就是要求具有国际意识、世界眼光，主动融入世界优秀文化体系，增强文化吸引力、影响力、创造力和竞争力，在世界学术共同体中得到认可，赢得尊重。说到底，“双一流”建设就是要形成“属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能生产世界一流的文化以及寻找一套适合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这就使以服务教育、弘扬学术、积累和传播文化为宗旨的大学出版有了更为坚实的依托。可以预见，新的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更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研究成果，等等，都必然成为大学出版的源头活水和发展动力。因此，如何借助“双一流”建设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提升大学出版，如何通过大学出版助力“双一流”建设，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同时也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大学出版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坐标。
二、数字革命的影响趋向纵深，大学出版没有退路
数字化浪潮对传统出版的冲击已不新鲜，但是技术本身其实无所谓好坏。新技术诞生初期难免造成恐慌，但是随着人们认知的深入，新兴技术的正向功能就会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且，一个行业乃至人类整体的发展，往往都是以技术进步为先导的，出版业也不例外。当前我国出版的数字化进程已然走到了新的阶段。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开始加速，数字平台和数字渠道日趋完善，数字商业模式逐渐成熟，新的市场需求不断涌现。2017年，分享经济蓬勃兴起，知识付费成为新风口，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向知识服务提供商转型，已经成为数字革命纵深背景下，出版业实现自我突破和创新的有效方向。
有学者指出，“我们出版工作者就是做知识服务的，图书是知识产品……内容是出版的根本，抓住了知识服务，就抓住了出版转型升级的核心和关键，抓住知识服务也就抓住了我们获取融合发展利润的主要点”。这个论断是有依据的：2016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同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筹建知识资源服务中心，准备了十年之久的“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工程”进入实施阶段。2017年，微博成立30亿元基金用于扶持内容生产，今日头条拿出10亿元扶持“头条号”，腾讯旗下的“企鹅号”出资12亿元支持原创，阿里巴巴旗下的“大鱼号”则拿出20亿元用于鼓励创作，百度旗下“百家号”的扶持资金更是高达100亿元。阿里应用平台发布的2017年第二季度应用行业报告显示，以“九零后”为主的知识付费用户已达5000万，2017年知识付费的总体规模可能达到500亿元。“知识付费的风口不但来了，而且还很强劲，用户为内容买单的消费习惯正在养成。”
专业出版特征更为明显的大学出版前景理应更加开阔。《2017年新闻出版业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专业知识服务平台后发优势明显。图书内容被解构、拆分成课程，做大了知识服务的供给侧市场，知识变现的渠道越来越多。传统出版机构的知识服务平台拥有庞大、专业的资源库，应该成为知识服务的主要供给者。“深度的、专业的、有特色的知识服务才是知识服务的核心”，“传统出版机构设有内容评价机制，而不是依赖于个人的专业和经验，内容更专业，做知识付费更具有优势”。事实也初步证明了这一点，在专业出版领域，不少特色资源数据库、知识服务平台等知识服务模式取得了较大突破，在市场上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现在看来，面向特定人群，提供特定知识服务的专业出版社的数字转型之路最为顺畅。变革引向纵深的当下，大学出版已无退路可言，如何迈过这道坎儿，下好这盘棋，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同时也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大学出版发展的焦点问题。
三、大学出版的本质决定服务大学和学术是其终极使命
如前所述，大学对于大学出版是个源头性的问题，大学与大学出版只有基于文化、教育事业的特殊性来定位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走上真正共生、双赢之路。然而当前，一方面大学自身存在的行政势力过强、学术自律缺失、利益本位主义等问题，都在侵蚀着大学的基石，进而侵蚀着大学出版的根本。而且作为大学出版资产所有者的大学，更多地是将出版看作自己的“钱袋子”，不仅一定程度上摊薄了大学出版的可持续发展力，而且在设定改革路线图的时候，往往也没能将大学出版与院系、研究所等机构同等对待，没能将其纳入战略考量的范畴，导致大学出版在学校的地位和作用日益边缘化。另一方面，大学出版也没能很好地平衡高品质学术水准与高经济利润指标的关系，甚至错误地认为转企改制的完成就是大学出版的全面产业化。在大学以利润为中心建立起的对出版社相对单一的企业化考评体系下，出版社为求得利润而不断降低学术遴选标准，导致盲目追求品种和经济效益，所出图书学术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混杂着不少学术含量极低的“职称书”“项目书”等。显然，这些都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要求相去甚远，还谈什么打造国际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我们是赚钱为主，顺便做点文化；还是主要经营文化，顺便赚点钱。顺序颠倒，结果是很不一样的。”当前的悖论在于，一方面我们意识到了这层利害关系，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在践行的道路上迫于种种有形无形的压力而南辕北辙、渐行渐远。有学者指出，在专业的学术出版领域，编辑工作的特殊性在于，其主要进行“价值判断”和“规范化”，不可随意拔高和过分倚重所谓“策划”的作用。学者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乃至能拿出什么样的成果，与策划者没有太大关系。也就是说，大学的学术创新才是“牛鼻子”。“试想，倘若我们今天的大学出版背靠的是西南联大这样一所大师云集、英才辈出、思想活跃、成果迭出的大学，何愁没有出版创新呢？”
大学学术创新，甚至国家相关制度设计层面的问题，恐怕不是大学出版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但是作为大学学术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学术生产体系的重要一环，大学出版和大学一起共享基本理念，遵循共同的“范式”，不应轻慢以待，更不可能剥离。理想状态的大学出版是学术评价的有力平台，主要通过“同行评议”（peer review）制度，遴选、出版大学学者的学术著作，并使之在学术共同体内建立口碑、确立地位、扩大影响力。大学出版进行的学术评价，能够认定某一学者的学术地位，展现所在大学或所处专业整体的学术水准，呈现某一学院、研究所或学派的学术风貌，是提供学者与学界对话、建立学术声誉的重要平台。
大学出版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其对于学术探索和知识创新的推动力更为整体、灵活和具有预见性。如新中国成立最早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前者对西方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后者对教育学、心理学专著和教材的成系列引进，对所在大学相关系科的建设和师资的培养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直接促成了这两所大学在这些专业领域学术口碑的建立。大学出版社可以“为大学尝试性地进入一个思想或研究领域提供服务，尽管该大学还没有做好准备把这一领域纳入自己的学术活动之中”，不管这种尝试成功还是失败，“大学都将继续依靠它的出版社来帮助和定义其自己的使命和恰当的‘职责’”。我们认为，在当前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背景下，大学出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认清并重视自身之于出版的“不可替代性”和之于大学的核心价值，这是新时代我国大学出版发展的战略方向。
四、高品质的知识服务是大学出版当前阶段的目标
早有研究者对高水平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作了比较全面的定位。认为以信息(或内容)服务为核心的数字出版，将是传统出版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并提高赢利空间的关键；高水平大学出版社应依托自身优势，整合学校丰富的学术资源，为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提供以学术教学资源信息服务为核心的数字出版。甚至预测，在Web2.0技术背景下，开放访问、自助与共同创作、智能化搜索、个性化定制，将成为高水平大学数字出版服务的主要形式。“传统出版社不妨走开放访问之路，而承载着为国家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社会终身教育服务等文化出版职能的高水平大学出版社，更应如此。”欧美学术出版近年来的发展实际似乎部分暗合了上述判断。近六年来，以开放获取出版、开放教育资源、开源软件和知识共享授权为基础的开放知识运动席卷全球，正在颠覆专业出版封闭的传统传播体系。但是，即便如此，开放获取出版物的总量占比仍然较低，而且还在不断遭遇传统出版领域防御性、敌对性的策略。如Elsevier几十年来与开放阵营和学术共同体的持续对抗。此外，虽然开放出版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免费内容，但在学术图书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读方”市场的情况下，这些内容为用户带来的价值其实是在降低的，产业的可持续性——无论是读者需求、经济回报，还是学术传播价值都正在丧失。“单纯靠免费内容的开放获取，并不足以支撑起数字出版生态。数字出版的下一轮产业革命可能将由高质量的付费内容所引领，而非开放模式的延续升级。……学术出版需要回归其最初始的社会价值和使命，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高质量内容。”
这也印证了我们多年前的判断：数字化不会颠覆出版的核心价值，数字技术在出版产业的应用，只会使其发展更具活力。从出版的数字化到向数字出版转型升级，再到出版融合和当前的知识服务，出版发展实践一再证明：数字出版是一个动态性概念，它是出版产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随着技术的发展，新的出版形态还会不断呈现，出版学科的内涵会被不断丰富、外延会被不断拓展，但是数字出版的特点不会变，规律不会变，本质特征也不会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知识服务实际上是前一阶段数据库和数字平台服务的升级，说到底，也只是数字出版的一种模式。大学出版作为以服务大学和学术为主的出版机构，背靠知识资源的密集承载者——大学，立足点还是在于提供系统性、聚合型的知识内容，实现知识资源的深化处理和优化利用。这是当前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必须努力跨越的一道坎。
新时代大学出版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新的坐标系上挑战与机遇并存。大学出版要跟上时代，找准位置，敬畏技术，创新服务理念和方式，实现自我突破，是为战术的目标。与此同时，还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确立高标准，恪守高品质，努力服务大学、服务学术，并形成促进大学学术创新和发展的持续推动力，是为战略的方向。
(蔡翔，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主任，《现代出版》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唐颖，《现代出版》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注释：
①② 潘利梅，赵保全.文化视域下的大学精神与大学出版发展研究［J］.出版科学，2013(5).
③ 崔岐恩.文化资本：大学文化的符号性解读［J］.江苏高教,2016（3）.
④ 魏玉山.知识服务是未来出版的升级版［N］.出版商务周报，2017-04-10.
⑤ 窦新颖.知识付费让传统出版内容价值凸显［N］.中国知识产权报，2018-01-19.
⑥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语，详见窦新颖.知识付费让传统出版内容价值凸显［N］.中国知识产权报，2018-01-19.
⑦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数字版权保护工程专职副组长张立语，详见窦新颖.知识付费让传统出版内容价值凸显［N］.中国知识产权报，2018-01-19.
⑧ 范军.大学出版与学术创新［J］.现代出版,2012(1).
⑨ 范军.大学出版与学术创新［J］.现代出版,2012(1).
⑩? [美]雅罗斯拉夫·帕利坎.大学理念重审与纽曼对话[M].杨德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42.
? 参见金更达,袁亚春,傅强.高水平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定位研究——兼论数字出版内涵［J］.大学出版,2008(5).该研究立足数字出版的本质和大学出版的优势，从发展方向、产品形态、服务方式三个方面对高水平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作了定位。
? 有研究认为，因为大量博士毕业生涌入学术机构、学术专著依然是学者晋级和职业发展的必备要素等原因，学术图书作者只关注自己的作品能否出版，出版方以囤积学术版权为核心的资源模式盛行，出版学术图书正在变得越来越“容易”，但销量与读者越来越少，学术图书市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读方”市场。详见任翔.数字学术传播与出版转型：2015年海外学术图书发展评述［J］.科技与出版,2016(2).
? 任翔.知识开放浪潮中的商业出版：2016年欧美科技图书出版评述［J］.科技与出版,20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