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易
在西方，赞助人制度是欧洲艺术界历史悠久的文化生态之一，几乎与欧洲文明同时起源。而中国传统著作中似乎未曾出现过赞助人这一称呼，但我国古代有一些人，因其好尚或资助对艺术创作产生着影响，我们暂且称他们为艺术赞助人。
成书于847年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述了最著名的绘画、书籍和珍图收藏的历史。在这类文献的记录中应该可以搜索到我国古代艺术赞助人的影子。
毋庸置疑，古代的宫廷在赞助上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为宫廷服务的画家奉旨绘制列祖先皇以及历代贤士名人的画像，用来装饰宫殿、寝宫和陵墓的墙面。有的还为宫廷贵妇描绘她们的日常生活，为皇帝或皇子的爱马、珍禽异兽，以及外国使臣进贡的奇珍异宝留下墨宝。
两宋时期设立的画院为不少当时的画家提供了工作机会。尽管元朝没有画院，却设置了奎章阁来储藏宫廷书画。高克恭、赵孟頫、李衎和鲜于枢等许多书画家都曾为皇室效力。尤其到了明朝，除了少数几个本身就是知名画家的皇帝外，有大批的优秀画家，像王绂、夏昶、边文进、林良、吕纪、戴进、等都为宫廷服务。清朝诸帝既是画家，也是收藏家，手下有一大批名家在宫中为之效力。在这些画家中，最有名者当推深得康熙器重的王翚和王原祁。
除了宫廷，也有不少画家曾在寺观和文庙打过工—这些地方需要各种宗教题材的画卷，因此画家们纷纷使出妙招绝技，竞聘上岗。比如六朝和唐代时佛教盛行，寺庙墙壁上绘有释迦牟尼和众弟子的肖像、释迦牟尼的生平故事等相关题材的大幅壁画。尽管这些庙宇大多已灰飞烟灭，但敦煌石窟中幸存的大量壁画和塑像却是一个重要的赞助例子。另外，山西省现存的金、元、明时期的寺观大型壁画，也展现了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的吴道子和卢楞等名画家联系在一起的“唐风”。
古代的富商贵胄们有钱有闲，所幸的是，他们平时除了声色犬马之外，还会想到赞助艺术。谁家要是不认识几个艺术名家朋友，家里没有几件拿得出手的艺术品，出门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另外，很多“三观”相近的文人雅士们常常聚到一起，听听风声，聊聊愿望，唱酬之间也往往涌现出不少足以传诸后世的书画作品。
江南地区一向文风鼎盛，喜好风雅，明中后期，地方经济的快速繁荣催生了艺术市场的日渐繁盛，收藏家和书画交易人的身影空前活跃。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好事家”条就记载了其时社会上书画古玩收藏之风兴起的大势。
有趣的是，画家的社会地位在慢慢发生着变化。从某些方面来看，中国艺术史可以看做画家逐渐获得独立，不再依附屈从于宫廷、寺观、富有收藏家的过程，尽管这实际上可能根本无法实现。从理想化的角度来看，彻底的自由为画家的创作提供了最有利的环境。然而，毋庸置疑，正是这一代又一代的艺术赞助人用自己无与伦比的眼光和财富支撑了艺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