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翠萍 图/汇图网
钱，味甘，大热，有毒。偏能驻颜，采泽流润，善疗饥寒，解困厄之患立验。能利邦国，污贤达，畏清廉。贪者服之，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其药，采无时，采之非理则伤神。
—唐张说《钱本草》
诚信不欺
《摭青杂记》有一段动人的记述：宋代东京樊楼旁边，有一家小茶坊，铺面整齐，器皿雅洁，买卖十分兴隆。北宋熙宁元丰年间，一位姓李的士人与朋友在此店饮茶，匆促之间，将一个装有几十两黄金的钱袋遗落在桌子上。数年之后，李某再次来到这个茶馆，与同行的朋友提起这桩往事。店主听见，立即插话说：“官人所说的这个钱袋，被小可拾得。如果你说的数额相符，便可领去。”李某极为吃惊，兴奋地说：“店家果真拾得，我当奉送一半。”店主笑而不答。茶坊中有个小阁楼，店主扶梯而上。只见楼上收藏了大量顾客遗失之物，有雨伞、木屐、衣服、器皿之类，每一件都用纸条标明：某年某月某日，某种形状的人遗失。店主在楼角寻得一个小包袱，原封未动，取下楼来询问李某。李某报了包中黄金的块数和重量。当面打开检点，所言相符，店主立即全数交还失主。李某取出一半要送给这位至诚君子。店主却推辞说：“小可如果重利轻义，早就全部藏进自己的腰包里了。”李某感激万分，在座的顾客们对店主也都大为称颂。
南宋杭州人陶四翁，以开染坊为生，为人忠厚，诚实守信。一次，有人来推销染布用的原料紫草，陶四翁没有细看，就用400万钱买下了所有的紫草。不久，一个买布的商人来店里进货，看见了这些紫草，说这些都是假的。陶四翁仔细辨认后，发现自己真的受骗了。这位商人说：“没关系，这事包我身上了。假紫草仍然可以用来染布，价钱便宜点拿到市场上去卖掉就行了。”可陶四翁二话没说，当着商人的面，把这些假紫草全都烧了。
明朝商人王心发，开了个杂货店，在经营中很守信誉。有一天他见到徒弟对买主不周，便狠狠地训斥一顿：“我早给你讲过，做生意不能儿戏，一定要规规矩矩。”接着说：“生意的‘意’字有讲究，‘意’字上边一个‘立’字，就是说见到买主，一定要立起来，不能坐着接客；中间一个‘曰’字，立起后要主动对买主讲话，而且要和颜悦色；下边是个‘心’字，就是说做生意要和买方共心，讲信誉。”这一套很受老百姓欢迎，生意自然越做越大。
清代乾隆年间，南昌城有一点心店主李沙庚，最初以货真价实赢得顾客满门。但他赚钱后便掺杂使假，对顾客也怠慢起来，生意日渐冷落。一日，书画名家郑板桥来店进餐，李沙庚惊喜万分，恭请其题写店名。郑板桥挥毫题定“李沙庚点心店”6字，墨宝苍劲有力，引来众人观看，但还是无人进餐。原来“心”字少写了一点，李沙庚请求补写一点，郑板桥却说：“没有错啊，你以前生意兴隆，是因为‘心’有了这一点，而今生意清淡，正因为‘心’少了这一点。”李沙庚顿悟，才知道经营人生的重要。从此以后，他痛改前非，又一次赢得了人心，赢得了市场。
诚信老字号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这些中华老字号无一例外将“诚信”当做立业之本。北京的同仁堂历史悠久，已逾340年。清康熙八年（1669年），时任清宫太医院高级医官的乐显扬，在北京创建了自己的药室“同仁堂”，被后世誉为“大清药王”。因同仁堂历代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传统古训，自雍正元年（1723年）起，由皇帝钦定为供奉清皇宫御药房用药，历经八代皇帝，长达188年。
同仁堂选用药材极为挑剔，“取其地，采其时”：“人参用东北吉林的，蜂蜜专用河北兴隆的，白芍用浙江东阳的，大黄用青海西宁的，山药必须是河南的光山药，枸杞必用宁夏所产。”拿到药材后，加工要求也很苛刻：黄连必须一根根地去掉须根；远志要用手工除掉有副作用的芯；药品用80目的箩过筛……很多人觉得这未免太繁琐，然而正是这些源自自律的细节，延续了同仁堂的美誉。老同仁堂人常常教育新来的伙计：“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时至今日，同仁堂的各处门店还贴着一副对联：“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就是同仁堂药店的百年店训，其核心就是“诚信”二字。同仁堂风风雨雨几百年，始终坚守这一店训，从一家小药房发展成我国中医药行业的经营楷模，誉满海内外。
庆余堂的胡雪岩被誉为“商神”，也留下了无数故事。一个士兵把钱存在他的钱庄后，不幸战亡。士兵的朋友前来索要存款，并无凭证，但胡雪岩爽快地返还了存款和利息。胡氏后人在《安定遗闻》中写道：“阜康之发达一日千里，由钱肆而银号，不十年分号遍全国，积资三千万有奇，名洋溢，妇孺皆知。”自咸丰十一年（1860年）开办钱庄起，仅仅四五年时间，胡雪岩就赢得了“红顶商人”的称号。后来，胡雪岩受朝廷嘉奖，封布政使衔，赐红顶戴，紫禁城骑马，赏穿黄马褂。
时至今日，同仁堂的各处门店还贴着一副对联：“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就是同仁堂药店的百年店训，其核心就是“诚信”二字。
胡雪岩办胡庆余堂药店，重金聘请长期从事药业经营、熟悉药材业务，又懂得经营管理的行家担任阿大（经理）；聘请熟悉药材产地、生产季节和质量真伪优劣的人当阿二（协理），作为阿大的副手，负责进货业务；还聘请熟悉财务的人担任总账房。
庆余堂的门楼至今保留着胡雪岩所立的“是乃仁术”4字，他亲笔题写了戒欺匾：“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余以欺世人。”庆余堂凭“戒欺”二字，流传百世，可惜胡雪岩不能“戒奢”，晚年凄凉。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为此感喟：“胡雪岩故居，见雕梁砖刻，重楼叠嶂，极江南园林之妙，尽吴越文化之巧；富埒王侯；财倾半壁；古云富不过三代；以红顶商人之老谋深算，竟不过十载，骄奢淫靡，忘乎所以，有以致之，可不戒乎？”
经商重信义
闻名海内的晋帮商人也十分重视商业信誉。史书记载说山西商人“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他们非常重视职业道德教育，并有严格的惩罚措施。如果有一人搞欺诈行为，则为同行所耻，乡里所鄙，亲人所指，并失去经商权，也无脸再回故乡。因此弄虚作假者很少。这样一来，晋商就树立了自己的口碑，这种口碑的树立绝不是靠花多少广告费可以换来的，同样，也不是雇用多少推销员沿街叫卖可以换来的。尤其是山西票号的兴起，生意人不必再把成箱的银子打包运输，只拿一张银票，就能在各地提取现银。当时，清政府并没有对票号立法，可以自由创办、经营，甚至连税收也没有。这就是说，客户将真金白银交付票号，换来一纸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汇票，凭的就是对票号信用的信任。“见票即付”成为各票号诚信的底线，无论票号自身有什么困难，也要兑现这个诺言。
古代许多商人对“信誉”二字看得很重。这和中国传统的教育有关—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思想的封建社会中，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企业，想要长久立足，信誉是最重要的。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等地，当地的票号分号被毁，账本被烧，银子被抢，票号处于危机之中。为了诚信，山西票号挖出自己祖辈埋在地下的银子，甚至变卖家产来向客户无条件支付。晋商票号也因此“声价大增，不独京城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山西票号）之诚信相符，不欺不昧”。
让我们再来看看徽商。“为人不可贪，为商不可奸，经商重信义，无德不成商。”胡雪岩的这番话里显示的是诚信。诚信是胡雪岩的经营之本，也是广大徽商安身立命、发扬光大的基础。
婺源商人朱文炽贩新茶去珠江，抵达后却错过了大批交易的日期，他就在茶叶上标明“陈茶”。店中的伙计劝其将“陈茶”两字去掉，朱文炽坚决不允。尽管他损失了一大笔利润，但在顾客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咸丰十一年（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商家纷纷关上店门四处逃散。就在这个时候，江西商人满载丝绵织品的货船驶进了苏州城。走投无路的江西商人，看到了徽州商人吴士东在苏州阊门外开的小铺子。吴士东说：“我这间小铺子，囤不下这么多货啊。”江西商人说：“囤下多少是多少，余下来的扔掉也行，不然，要我自己扔，实在是太心痛了。”说完这句话，江西商人匆忙离开了这是非之地。以后的一年多里，吴士东东奔西走，把江西商人的货物散发给各地的商家。世道太平了，吴士东碰到再次来苏州的江西商人，第一件事情便是将货款交到他手上。此后，吴士东的铺子虽然还是那么小，但各地的客商都愿意和他交易，他们想亲身感受一下吴士东的诚信，并对这样的诚信表达自己的尊敬和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