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亚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
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度过了33年的文字生涯，这不是一段快速、无痕的岁月。回想起在这些蓄养日久、丰神迥别的日子里，我重塑自己，培养起一种有助于发展思维的特殊毅力；时时处处召唤自己，去创造新的未来。我格外感念这持续的相遇——一路走来遇到的人和蕴含其中的一种创造的力量。
“九十九间半”
1987年，我在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即将结束，毕业前夕，不少师友主张每个同学都应留校任教，或到广电系统工作，认为这有助于专业的进步和成长。但我想要去的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最初知道艺研院，是通过给艺研院院刊《文艺研究》投稿，那还是在上大学时期一次难忘的经历。我是1978年考上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的，读的是中文系。当时正值中国新时期伊始，全社会拨乱反正，施行改革开放，思想、观念、意识的新风拂过竞相呈上升之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领域。故步自封的失焦与单一，被拥抱世界的责任和自觉取代。我因为喜欢听应启后老师上的文艺理论课，因此结课的文章写得格外认真，还专门到应老师家里聆听过他的修改意见。应老师是我热爱的老师，当时我们在使用的叶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他是编写组成员之一。在他身上，文艺理论书写者的气质和课堂生动精彩的讲述融为一体。文章经应老师修改后，我给《文艺研究》投了过去。虽然最后没能被采用，但是我收到了编辑部的来信，信写得温柔亲切、理性友好，让我印象深刻。在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勤于写作，发表了14 篇文章。对中国古代文论，尤其是中国意境学有精深研究的蒲震元老师，了解到我的毕业意愿后，主动推荐我去《文艺研究》编辑部工作。他让我去找与他熟识的刊物副主编张潇华老师。我和张老师电话联系后约好时间，就坐上公交车来到北京西城前海西街17 号的恭王府，艺研院当时就寄寓在这个北京最大的王府院落之中。在门口稍作停留，我就沿着正对着大门的“中轴路”走进院子。穿过长长的“中轴路”，走到头略拐一个弯，就来到了一座二层木质建筑前，后来知道这个楼叫“九十九间半”。上了“九十九间半” 的二楼，在《文艺研究》编辑部的一个办公室里，张老师戴着一副略偏小的白色眼镜，平和安详地在看稿子，见我来了，抬起头，冲着我微笑，一缕清风似的亲切温和。我把提前准备好的发表过的文章目录呈上，他称赞了我几句。我怕太打扰他看稿，就赶紧退了出来。我将视线在红色的“九十九间半”定格了一会儿，再从不远处的墙角走过，经“中轴路”到大门口时，仍忍不住回头欣赏。
20 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恭王府办公，中国音乐学院的教室和琴房当时也在恭王府内
或许是命运使然，那一次见面并不成功。几天后，张老师给蒲老师打电话，说看我写了那么多文章，但作为编辑，本职工作还是编稿子，认为我在编辑之外，更有写作的兴趣，选择进行文字意义上的另一种工作实践，或者更适合继续成长。不久，我的研究生同学陆芸芸给我介绍认识在她艺研院工作的大学同学陆弘石。陆弘石的领导艾克恩是一位可亲的长者，因为他出生在陕北米脂县，所以自小就参加了革命，是一个在延安文艺和革命传统里遨游的人。20 世纪50年代初，艾克恩跟随他在西北文工团的领导苏一平来到北京，在中宣部工作。80年代，苏一平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艾克恩也便一同调入，担任了艺研院当代文艺研究室主任一职。艾老师当时在编一部题为《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的书，还准备组织课题组，进行《延安文艺史》的编写工作。他拿到我手写的简历材料，很高兴地说：“字写得不错嘛。我和领导谈一谈，问题不大、不大。”当时，我将满26 岁。后来才意识到，这个时间点，正是像我这样平凡的人一生命运的节点，值得我永远惦念。它伸展出来的，是伴随了灵魂深处的认知和学术人生的艰辛跋涉，弥合并凝聚心力认识世界、拥抱世界，助力研究与写作多层面展开的全新开始。
在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求学时，本文作者（右二）和研究生同学吴进（右三）、王小平（右五）、林平（右四）、夏骏（左二）、徐舫州（右一）、王育坤（左一）合影
顺利分到艺研院工作后，我不久就和当时挂靠在当代文艺研究室、后来独立出来的影视研究室的很多同事，慢慢熟识起来。影视研究室起初还和当代文艺研究室一起在恭王府的天香庭院办公，后来他们搬到了“九十九间半”的几间屋子里。在那里，他们重启了《影视文化》丛刊的编辑工作，有时也在“九十九间半”的办公室里给硕士研究生上课。之后，影视研究室和外国文艺研究所合并，改为影视研究所，由中影公司调来的章柏青老师主持新的研究所的工作。影视研究室（研究所）的很多人，都是开启我电影人生之门的老师，尤其是李少白老师。李老师长期从事电影史研究工作，1963年和程季华、邢祖文合作编著出版了中国首部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发展史》。做一件事，坚持一段时间不难，坚持二十多年孜孜努力始终如一，对一般人来讲几乎不可能。与李少白老师同在艺研院电影学最高处的，还有中国电影史料方面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邢祖文和精于电影、戏剧翻译与电影美学理论研究的郑雪来老师。三位老师都是有个性的人。与郑老师不同，邢老师不轻易说话，李老师话也不多，但是绝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作派。他们是最好的人，时时温暖着我们。他们说的每句话，往往引起许多人的关注。阅读他们的著述，聆听他们日常的耳提面命，是引领我们进入“电影诗”的最佳途径。李少白老师理性、睿智、敏锐，还常常对我这样的年轻人不遗余力地给予赞美和鼓励。
“中轴路”
最初，我对电影纯粹是喜欢和好奇，但影视室的同事是最好的老师，他们邀我看内部电影，参加电影史学术研讨会，出席作品观摩与座谈，写电影史论文和影片评论文章，让我知道了影视世界之缤纷多彩，电影史之悠远丰富。最初的绽放，缘于电影的诗，进而迷上了电影文字生涯。也许，这就是我和电影的缘份。恭王府里的“中轴路”，虽然不算长，却四通八达，如蚀刻般醒目、迷人而低调，除最里面的“九十九间半”之外，还通往院部各个机构，如院办、财务、保卫、大会议室、资料馆、研究生部、食堂以及一个在夏天可冲凉的洗手间等，在“中轴路”的一侧，甚至还设有一个小型的电影放映厅。日月星辰，单纯、安静、温柔、平和、谦卑，让人不胜喜爱，有时甚至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自我进入艺研院工作，最初的16年，我一直住在恭王府这个院子“中轴路”东侧的一个二层简易小楼里。这个简易楼由活动板与石棉瓦搭建而成，因为住了院里最初一批毕业，也是国内最早培养的音乐、美术、戏曲、舞蹈专业的硕士、博士，所以被戏称为“博士楼”。“博士楼”冬天北风劲吹很冷，夏天在烈日照射之下一晒又很热，住在里面的人自嘲它“冬天耶路撒冷，夏天萨拉热窝”。清冷的晚上，有时穿过黑影幢幢的“中轴路”，到天香庭院的办公室去，因心里所融入的闹鬼故事的因素作用，时时生出一股寒意，无论快走抑或是慢走，总感觉身后跟着一个什么人或东西似的，这时就需要拿出勇气与恐惧和孤独作战。当然，看月光洒落在“中轴路”上，意象古典，清秀旖旎，更多彰显的，还是让人喜欢的气度。
1993年初春的一天，李少白老师自院外走进院里，在“中轴路”上恰巧和我相遇，他笑着叫住了我，我以为是闲聊寒喧，不曾想他是问我有没有考电影学博士的意愿。当时，他刚刚在院里王朝闻、张庚和北京电影学院沈嵩生、中央音乐学院于润洋几位先生的支持下，成功拿到了国内首个电影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打算招收电影学博士研究生。在李老师的努力下，艺研院1981年在国内获得第一个电影学硕士学位授予资格，招收了中国首届电影学硕士研究生，现在又得到招收电影学博士的宝贵机会，欣何如之。他达到如此成功的境界，令人感佩。我虽然多年在北京求学，在赵凤翔等老师的帮助下，已逐渐建立起喜爱读书的良好习惯，深刻体会到知识和思想的探求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我之前也曾计划报考博士生，但学习电影学，攻读电影学博士学位于我有很大的跳跃，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我嗯嗯啊啊地应承着李老师，心里想的是如何拒绝，完全没想到很快受命专心参加考试。李老师对我的关爱是发自内心的，甚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说考试要考专业课，自己可能不行，他让我放心发挥；我说读博士需要交不菲的学费，他说他会提供帮助。李老师对电影的爱和热情将我这样愚钝的人心胸填满，我就这样读了电影学博士。当时我已经将自己的硕士论文修订后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但在电影研究和学习上，我不能不懂装懂，通过补课我慢慢对自己的缺陷和盲点有了比较客观和深入的认识，并最终在电影学术上找到了归根想象和思维乐趣，开启了另一种新的生命的对话。
20 世纪80年代末，本文作者和同学在恭王府中国艺术研究院院内二层简易小楼“博士楼”楼梯上合影。这个简易楼在院内“中轴路”东侧，由活动板和石棉瓦搭建而成，本文作者在这里住了16年。左起：丁亚平、胡志毅、蔡震、倪似丹、周靖波、刘钰、陆芸芸
“中轴路”其实不大，它在我心里和记忆中却温柔宽广，留下了特殊的标记。“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心之所及，皆是过往，它留下了永久的回味空间。
持续的相遇
李少白老师身上体现的标准之高，是常人极少见到的。他的史料学和文献学功底很扎实，而他理性的思维习惯、广博的视野，以及不断克服困难的坚韧精神，体现了他对于学术研究和知识探索的诚实追求。我以为，自己在电影方面作的学问，并无奇贵之处，就是向李老师这样的前辈学习，踏实地做着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也许，这是扎根于自己的生命体验，是考验我们是否能够以与前辈带给我们的相等的努力来回报他们。广阔、复杂、多变、具有难度，但是承载的情感、跨越的念想、发现的喜悦，以至追蹑历史研究而来的智慧，却无比真切。如何从研读史料和史著中学习是容易掌握的，而从中获得李少白等前辈那样的思想力和洞察力却不易。他们给了我很多鼓励，如黎明曙光的温暖，一切都在我的心中，让我珍惜学习的每一刻。李少白是我心切慕之的前辈老师和同行中最杰出的一位，安于读书写文章，贯通了艺研院传统的启示性。李少白、郑雪来、邢祖文、章柏青等老师的电影通识和学术研究的成功，体现了术与道的区别，求道得道，所以能获得多助。时间长了，于此稍通，我自己也就下定决心，携带全副心力，融入这样一张可称之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派的“无缝网络”，将理论和史学的职业要求和人生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对电影学术的追求结合在一起，达到内省和悟道的境界。
也许可以说，“中轴路”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持续的相遇。它的风景是无与伦比的。在时间的长河下，它使我们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学科的知识视野及方法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
中国电影学科建设和电影学术研究，在长期的发展中有了本质的飞跃。影视研究所在近年来，可以说表现出一定意义上的创造性，它开始于学者个体的创造、清晰的视野和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其实，艺研院的几代学者都是这样的，特别是在电影通史研究、影视理论批评方面，成绩卓著。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彰显了更多元的写作技巧和更具内视性质的学派建设的力量，而这也是真正的诗感——“电影诗”。
可能有朋友知道，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的戏曲学派，叫“前海学派”。它在张庚、郭汉城先生等学者领导下，取得了戏曲史和理论评论等方面的诸多成就。就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电影学科发展和电影史而言，如果嫌“前海”有点正统，可以直接称之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通史学派”。电影学术上有一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群体，几代的学者，一直存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通史》《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中国电影历史图志》《香港电影艺术史》《中国电影史学》等数十种电影史著持续推出，在电影界和理论批评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看来，它是一条学术的河流，是不断带来启示的纯净而透亮的“电影诗”，符合学派标准。
2011年，李少白夫妇与学生合影。前排左起：陈犀禾、李少白、孙承瑾、钟大丰；后排左起：石川、高小健、陆弘石、丁亚平、李道新、秦喜清
当然，如果联系起老电影所和影视室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寄居的恭王府“九十九间半”小楼，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通史学派”，也可以叫做“九十九间半”学派。当时李少白老师领导的电影研究所1980年创办的《电影文化》杂志，即今日的《当代电影》，也是在恭王府“九十九间半”的小楼里诞生的。
对我来说，中国艺术研究院，意味着一个传统、一种传承、一个生命共同体，或者就是生命的意义整体、意义共同体。
本文作者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一个批评家的心路历程》，由硕士学位论文修订而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
在很多时候，在这里工作、学习，代表着引领我们专业的方向、传统和道路。有时回忆，包括像2019年参与院里举办教育成果展、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教育成果论文集·电影电视艺术学卷》，或为建院70 周年写回忆文章，做这样充满情感的回顾和梳理，获得娓娓道来的感性与亲切，我们的信心得到了激励。我自己在艺研院工作这么长时间，可以说，中国艺术研究院特别是院里的电影学术，都一直深藏在我的心中，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这些都既是学科的视野、方法，也是一种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的学派或学者群体的传承，我感到骄傲，更想努力为它作出贡献。
学派，大概不能、也不宜外延太宽，学派还是要回归不同学术派别的本义，“以学术为业”，洋溢着一种思想和精神。诚然，非艺研院的电影学学者还有很多，京派作为学者集群，有不同的经验、知识和探索。就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通史学派”而言，它有其历史的渊源、特定的话语类型、内涵，呈现为或显型或隐型的学者、学派和学科形态的价值。这之中，从传承和切身感受出发最重要。电影通史研究与写作，纵向、横向结合，是一个复数概念。
本文作者部分著作
在我看来，学派的内涵，即学派之所以被称之为学派，在于它因研究或关注某一对象而形成学说师承的学术团体。它有三个相互支撑的因素：第一，有确切的、迷人的关注对象，形成了学说和师承，是一个或松散或紧密的团体、机构、平台；第二，这个电影学术上的“学派”，包括科学性、人文性、创新性这样的概念内涵在里面，回到现场的方法看，它实质上综合了史、论、评、策这样的学科结构的关键因素；第三，它以中国电影的中国性，创建起一个完备而又难以穷尽的现代传统，从历史文本到文本历史，带有几代学者集群的路径。这种路径的特质，在我看来包括：一是从历史出发，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有眼光、有贯通心智的成果；二是积极推出一些广博、敏锐而有着深广视野的大家、大师；三是以泥土和诗的本土经验，展呈真正的诗的言说，让人认识自己、学有所长，有修为并拓展、实现我们生命的可能性。
回顾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通史学派”的发展，会感慨如果有了高原、有了广阔的心灵地形的话，为什么不可以洞悉明白，不能有高峰呢？北京电影学院陈山教授曾提出建立各个高校学统或学派研究的命题，并且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为例，梳理了以李少白为核心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群的三大特征：一是高瞻远瞩、具有开创性眼光；二是理论能力极强；三是兼有学者研究和教学的双重本事。此外，他还总结了李少白在中国电影研究中的三大突出贡献。第一个贡献，是李少白和他的团队，在80年代所做的三件大事：一是突破了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研究框架，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电影艺术史的研究框架；二是开启了断代史的研究，将中国电影史研究在学科体系上推向更深领域；三是他的学生钟大丰、陈犀禾在80年代有关“影戏论”的提出。第二个贡献，是李少白在当年提出的电影学和电影史学概念。电影史学是什么，他认为既是电影学，也是历史学，有其双重属性。第三个贡献，是李少白身体力行地开启中国电影的研究生教育，深入电影史的教学现场，为电影研究生教育的拓荒和电影教育观念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无疑，近年来国内研究机构或高校的学术研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确实形成了更多的饱和度。总结各自的学术传统，走有希望和超越性的路，把中国学派细化成各自的学术道路史、发展史，同时又不放弃自我，就要不断打破、扩展原有的视野，从越来越多的世界中获取新知，真正乐于去接纳和倾听不同的声音。
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这三十多年，虽平凡，却拥有一个非常难得的时代性机遇。我来自南方，到了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习、工作，纯粹是运气。我想，个人的成长定位、布局开拓，与环境变革、观念变革直接相联。无论欢笑、低语、宁静或呼喊，“中轴路”始终指引着我。“中轴路”和不断开启的“电影诗”对我是一种更深层的唤醒，这或许正是让我满怀敬畏的艺研院指引我所做的——走在无边的学与思的田野里，豁然开朗。
一切与有着独一无二性的“场域”有关。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永远无法描绘的构型。进一步说，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空间，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场域理论作为基本理论，在社会学思想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之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包含着对他者的深切关注和诗性及对话的能力。
人生场景，有形无形，都会发生改变。所学、所得，分享、创造，值得依赖的眼光和长时间的精神涤荡，渗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这样多变而内通八达的场域和共同体中，我们为学术的血缘、持久的信仰和相对独立的场域的低语与协奏而骄傲。内与外的坚守，自我与他者的创新，知识的视野、路径、方法及其露出的边棱，学术写作的大叙述路线，电影通史研究的“历史纵深线”，珍贵而强势的“元类型”，让我们有不同学派和“学派集群”的开启或光大，并深刻感到伟大的“电影诗”之于我们的意义。
作为艺研院的一分子，我努力刷新自己，在这样一个类似学派和学派集群的学科共同体和“空间”之中，感受其背后的精神气脉、共通的心情以及扑面而至的种种复杂感情和关系，素朴又开放，实在令人欢喜。无论是更幽暗抑或更清晰，在真正的电影的诗感中持续深入，以诗的方式言说，才可能显得前所未有的立体。在共同体的文化圆心上汇聚、交集、领受，才能拥有或抵达这样特别而真正的“电影诗”，收获有效的智性资源和像谜一样的果实。
我在艺研院工作多年，率性而为，谦卑、执着，一心向学，发表了一些文章，出了一些专著。工作是美丽的，思与神契，让我获得了快乐；寻出突破口，体会业务和专业的要义，别开心境，让我有了一种更接近目的地之感。三十余年的文字生涯，就是认识自己、成长自己、创造自己的过程。同气连枝，静极思动，不亦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