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图书馆,湖南 娄底 417000)
阅读推广,作为人类特有的社会活动与行为,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范畴,是由阅读学与推广学的领域交叉而成的边缘性新兴学科。近年来,阅读推广作为一种新型的图书馆服务,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新一轮发展与变革的新引擎。尽管阅读推广理论研究已成为图书馆学领域上升势头最快、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可关于阅读推广的基础理论问题如阅读推广的基本概念、阅读推广的服务属性、阅读推广的核心目标等的研究却并不多,且未形成主流、统一的理论共识。基于此,本文拟从推广学的视角,对阅读推广的概念、目的及其特性进行分析,以助力一线阅读推广人更好地进行阅读推广服务。
1 什么是“推广”
“推广”一词,最早起源于1866年的英格兰。当时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一改贵族教育之传统,主动适应社会对知识、技术的需要,开始派巡回教师到校外进行教学活动,为那些不能进入大学的人提供教育机会,从而创立“推广教育”。后来,“农业推广”一词在美国得到广泛使用。1914年美国国会通过农业合作推广的《史密斯——利弗法》,给“农业推广”赋予了新的含义,从而形成了美国赠地学院教学、科学试验和农业推广相结合的体制,也使得“推广”具有了许多不同的意思。荷兰推广专家范登班(Van den Ben)指出:在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地区,“推广”即“咨询”,注重解决特定的具体问题;在美国的传统中,“推广”即“教育”,强调教给人民用扩延(extending)信息的方法解决问题;荷兰使用“Voorlichting”这个术语,意思是在人们前面保持着亮光以使他或她能够找到道路;法国使用“Vulgarisation”这个术语,表示推广是一个简化信息的问题,以使“大众(vulgts)”或普通人能够明白。此外,人们因反感从“自上而下”的视角定义推广而产生了许多反术语,如“激励(animation)”“动员(mobilization)”“自我觉悟(conscientisation)”等。术语的不同并非“推广”概念混乱的唯一原因,政治和其他传统也不能忽视。在保守的传统中,推广作为一种手段,帮助人们在推广所提供的选择范围内做出考虑周到的选择,被称为“提供信息”的推广。在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传统中,推广被看做穷苦人解放与道德提高的手段,即“解放的”推广。以上两种传统注重把推广用于为人类发展、为了“形成”或提高决策能力,以及学习、管理、沟通、环境分析、领导、反对压迫、组织等能力,因而又被称为“造型式”推广或“人力资源开发”。当“推广”用于引导阻止环境污染、健康公害、野蛮的破坏行为时,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将推广作为取得社会目的或集体事业效益的一种政策手段,称为“劝导性”推广。
以上关于“推广”的含义,因观察视角的不同而不同。然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逻辑——诱导行为变革,同时,它们也具有一些共同要素,如推广是一种干预;推广以沟通作为其引导变革的手段;推广只有通过自愿变革才能产生效力;推广囊括许多不同的目标程序和结果并与其他沟通干预的结果相区别;推广是由机构部署的,等等。综合这些共同要素,推广学家罗林给推广下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推广是一种由机构部署的职业性的有组织的沟通干预活动,以引导具有变革行为者(推广者)所认为的公共或集体效用的自愿行为的改变。干预性、沟通性、自愿性、目标程序性、机构部署性是推广的五大基本属性。
2 阅读推广的概念
“阅读推广”是近年来常见的一个词汇,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5年确定每年的4月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以来,其对应的英文“Reading Promotion”便频频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会图书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等倡导全民阅读的组织机构的网站及工作报告中。1997年后,“阅读推广”逐渐成为国内图书馆界、出版界的一个高频词。然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特别明确阅读推广的定义。如国内学者李超平的专著《公共图书馆宣传推广与阅读促进》中没有定义,南非夸祖鲁—纳塔尔教育部的《阅读推广手册》中也没有阐释。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阅读推广的字面意思简单直白,无须再作具体的定义。然而,往往越简单的东西越复杂。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阅读推广的定义,并试图给出周全的答案。例如,张怀涛综合各家观点,给阅读推广作出定义:“‘阅读推广’顾名思义就是推广阅读。简言之就是社会组织或个人为促进人们阅读而开展的相关活动,也就是将有益于个人和社会的阅读活动推而广之;详言之就是社会组织和个人,为促进阅读这一人类独有的活动,采用相应的途径和方式,扩展阅读的作用范围,增强阅读的影响力度,使人们更有意愿、更有条件参与阅读的文化活动和事业。”王波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给阅读推广作了一个国际化的定义:“阅读推广,就是为了推动人人阅读,以提高人类文化素质、提升各民族软实力、加快各国富强和民族振兴的进程和战略目标,而由各国的机构和个人开展的旨在培养民众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提高民众的阅读质量、阅读能力、阅读效果的活动。”
以上两个相对全面的“阅读推广”的定义,其共通之处在于,两者都认为阅读推广是一种关于阅读的文化活动,并且可以作反向理解,即“推广阅读”。
既然“阅读推广”可以理解成“推广阅读”,那么“阅读”就成了推广的内容,它就与技术推广、产品推广、成果推广、经验推广一样,都属于推广学的范畴,是“推广”的下位类概念。于是,我们可以从推广学的视角给阅读推广下定义:阅读推广是一种由机构部署的职业性的有组织的文化型沟通干预活动,以引导具有变革行为者所认为的阅读效用的自愿行为的改变。
需要说明的是,该定义中的“机构”可以是国际组织、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图书馆、出版社、志愿机构、商业公司、会员协会等一切致力于推广阅读的群体性组织;“文化型”则是阅读推广区别于技术推广、产品推广等商业型推广的主要标志;“阅读效用”包括了阅读兴趣、阅读习惯、阅读技巧、阅读能力、阅读效果等多个方面。
对于这个全新的定义,乍一看,似乎有点有悖常识,其悖论点聚焦于“机构部署”与“职业性”两个关键词。我们必须回答两个具体而常见的问题:
第一,如果阅读推广是一种由机构部署的活动,那么“个人将自己阅读过的好书向他人推荐,并鼓励其阅读”算不算阅读推广?
第二,如果阅读推广是一种职业性的行为,那么“医生向抑郁症患者推荐其阅读《生命的重建》(露易丝·海著)、《人性的优点》(卡内基著)、《生之礼赞》(朗费罗著)等书籍以辅助治疗抑郁症”算不算阅读推广?
第一个问题:个人向他人推荐阅读好书,毫无疑问是一种阅读推广行为,但却是一种零星的、散落的、偶发的阅读推广行为,其推广力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特别是在阅读尚需推广的国家和社会。只有当许多个体聚在一起组成团体,并建立组织机构时,团体推广阅读的行为才有力度可言,才可以上升到“推广学”的概念范畴。
第二个问题: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当其用推荐阅读的方式辅助治疗疾病时,其行为具有职业性,但却属于医生职业的范畴,而不属于推广职业的范畴,其推荐阅读的目的是为了治病而不是推广阅读。只有当医院承担阅读推广的责任和义务(如美国医疗领域实施的“触手可读”项目)时,医生推荐阅读的行为才有可能是出于培养阅读兴趣和习惯、提高阅读质量和能力的目的,才属于推广职业的范畴。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个体无意识的、偶发的、零星的、非职业性的推广阅读行为,其力度还够不上推广学的概念范畴;如果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看,阅读推广一定具有机构部署性,因为只有机构部署,阅读推广经费才有保障,阅读推广行为才能持续,阅读推广活动才有规模,才有可能产生阅读推广效益。如此,从推广学视角给阅读推广下的定义便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作为国家战略的阅读推广,显然属于“劝导性”推广。
3 阅读推广的目的
阅读推广目的是指开展阅读推广所期冀的各种教育作用和社会价值。一种事物的作用和价值实际上是人们对这种事物的情感赋予,因而凡是“目的”都具有引导性和主观性。阅读推广目的也不例外,它会因阅读推广主体的不同而不同。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图书馆联合会、国际阅读协会、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等国际组织开展阅读推广旨在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与阅读水平;国家政府倡导阅读推广是为了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加快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进程,很多国家甚至将阅读推广作为国家战略和国家工程来开展;出版机构和书店开展阅读推广是为了提高图书的销售量;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则是为了提高馆藏资源的利用率。由此可见,不同的阅读推广主体因其社会职能、专门对象、资源拥有情况的不同,其阅读推广目的也会有微观和宏观之分。出版机构、书店、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的目的属于微观目的,也是直接目的,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开展阅读推广的目的则属于宏观目的。对于具体的阅读推广项目来说,宏观目的只能作为间接目的和长远目的,它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直接目的才能实现。无论是宏观目的还是微观目的,都有培养读者阅读兴趣与阅读习惯,提高读者阅读质量、阅读能力、阅读效果的作用。
从推广学的视角看,推广的最终目的是引导人们的行为自愿变革。照此逻辑,阅读推广的最终目的是引导人们的阅读行为自愿变革。对于“引导人们阅读行为自愿变革”的理解,可以用华东师范大学范并思的表述来阐释:“通过阅读提升公民素养,使不爱阅读的人爱上阅读;使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使阅读有困难的人跨越阅读的障碍”,这是开展阅读推广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