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文艺工作被提升到改革开放以来“治国大业”的高度，地方戏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重视与政策推动，被赋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象征符号之一，参与建构现代国家形象。系列文艺政策频密发布预示着新的政治文化开启了对国家和民族文化身份的重写：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执政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基本方针。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重申“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详尽阐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强调文艺创作的主旋律是爱国主义，文艺的永恒价值是追求真善美。2015年7月11日，国办52号文件《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正式公布，这是继1951年5月5日《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发布以来，时隔65年后又一次就戏曲工作所做出的国家级别的总体部署和政策规定。2015年10月3日，对《讲话》的具体阐释及具体的文艺施政措施在《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简称《意见》）中正式发布，《意见》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要把文艺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落实中央支持文艺发展的文化政策，制定本地文艺发展具体措施，并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详尽指示，其中，“推进基层国有文艺院团排练演出场所建设”列为“实施地方戏曲振兴计划”的具体方略之一。
作为具有深厚戏曲文化土壤的城市，上海率先在全国将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推向深入，2011年，集中优势资源成立上海戏曲艺术中心，通过改变行政关系和院团名称及资金拨付方式，统一管辖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和评弹六大院团并全部实现全额拨款，完善各项演出专项扶持资金制度。在新的国家文化治理政策推动下，2015年5月，上海出台《关于推进上海文艺院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对18家市级国有院团按“一团一策”原则进行分类改革，创新体制机制，解决各类院团共性问题的同时，分类化解个性化问题;对民营院团增加专项扶持资金，在场租补贴、创作孵化、人才培养、文化交流、剧目展演等方面给予支持，为民营院团发展营造生态环境和发展环境。在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长期战略部署下，2017年12月，上海发布《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上海要打造“亚洲演艺之都”，在原有规划基础上对全市演艺设施进行优化布局，重点支持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等8个演艺集聚区建设，形成演艺产业集聚效应。2018年4月，上海进一步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提出“培育集聚更多优秀演艺市场主体，实施好‘上海首演计划，力争实现年均演出4万场次的目标”。其后，打造“演艺大世界”（SHOWLIFE）工程启动，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广场为核心区域计划建成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核心引领区、亚洲演艺中心的核心示范区。
新的文化治理政策下，上海戏曲艺术的传承、保护与发展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大有可为的发展期。
上海市戏曲剧场分布与演出市场现状
上海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气质为诸多戏曲剧种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空间，20世纪30年代，戏曲市场的兴盛令上海一跃成为全国戏曲荟萃之地，班社林立，戏台密布。据不完全统计，彼时上海戏曲演出场所有一百多个，观众席位总数达10万个以上;到1949年，上海市区共有12个戏曲剧种，96个正式剧团，4000余名艺人。《上海通志》统计，1945—1949年间上海剧场类型有7种，数量共有128座，戏曲演出场所占全市剧场总数的一半或以上，越剧、淮剧、沪剧、京剧、粤剧、扬剧、甬剧、锡剧、绍剧、滑稽戏等剧种都有相应专属剧场。
1949年以来，上海戏曲演出市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发生结构性变化，戏曲剧种此消彼长，目前有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滑稽戏、上海山歌剧、黄梅戏、豫剧等9个活态剧种。戏曲演出场馆包括天蟾逸夫舞台、周信芳戏剧空间、长江剧场、宛平剧院、浦东大戏院、红星美凯龙金桥店“星”剧场、俞振飞昆曲厅、中国大戏院、上海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等。
从建成时间看，建于1912年的天蟾逸夫舞台是上海历时最长、最具规模的戏曲演出场所，梨园素有“不进天蟾不成名”之说，现被上海京剧院定位为以京剧演出为主的戏曲专用演出场所。长江剧场建于1923年，原为卡尔登大戏院，是上海话剧演出主要场所之一，于2018年重新开放定位为创新型的戏曲实验小剧场。作为20世纪“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之一的中国大戏院建于1930年，在2018年5月重新开业后转型定位为综合性的演出場馆。
从演出剧种看，京剧、昆剧、淮剧均有专属演出剧场。天蟾逸夫舞台和周信芳戏剧空间除满足上海京剧院京剧演出外，均向其他戏曲演出院团开放。俞振飞昆曲厅为上海昆剧团辖下“演艺新空间”，是兼具剧团排练及小型演出功能的多功能剧场。浦兴红星美凯龙金桥店“星”剧场为小型淮剧专属剧场，定期为社区举办淮音专场“月月演”活动。新建的宛平剧院定位为满足各戏曲剧种剧目演出的大型专业化、现代化戏曲剧场和演出平台，与既有戏曲剧场形成差异化运营。
从分布区域看，戏曲演出场馆聚集分布在黄浦区、徐汇区等浦西核心区域，折射出上海剧院“西盛东衰”的局面，2019年11月开业的浦东大戏院作为浦东首个区级戏曲演出中心，打破浦东无专业戏曲演出场馆的现实。
中国大戏院、上海大剧院和东方艺术中心作为综合性剧院归入重要的戏曲演出场馆。作为30年代“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之一，中国大戏院重新开业后根据自身历史积淀和特点，定位为“世界名团名剧的中国首演地，打造创新戏曲的展示基地”，是以综合戏剧演出为主、引进创新戏曲演出的中型专业剧场，以“创新戏曲邀请展”品牌与周边剧场形成错位竞争。作为综合性的现代化西式剧院，上海大剧院以“演出场馆”介入戏曲“创作生产”，从而兼具演出场馆和创作生产主体的双重身份。东方艺术中心于2008年创设品牌演出“东方名家名剧月”，是国内唯一在综合性剧院举办的以戏曲为核心成规模定期举办的展演盛事，现已成为各大戏曲院团和戏曲名家汇集之地。821A9AA0-B032-4355-8AC5-CDFF244BC32D
新的文化治理政策推动上海戏曲剧场的建设和重新布局，戏曲演出空间规模扩大，这些新老剧场在一定程度改变了上海戏曲演出格局。
构建海派戏曲文化生态链
针对上海市级国有文艺院团的“一团一策”工作机制是国家与地方合力之下，上海文化管理部门进行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在遵循艺术生产规律的基础上，为国有文艺院团打开各具特色的发展和创作之路。这一工作机制赋予国有戏曲院团在生产实践中一定的能动性，培育院团面对市场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构建具有海派特色的戏曲文化生态链。
随着政府对戏曲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国有院团“自给率”（演出收入占经费收入总数之比）也在逐渐降低，政府资助份额越大，“自给率”下降幅度就越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院团自身能力、活力、发展力在衰退，从2017年到2019年，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等五大国有戏曲院团演出收入保持逐年上升趋势。由于疫情影响，各院团演出收入在2020年有所下降，但由于2021年在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投入科学合理的艺术生产，京剧、昆剧、越剧、淮剧等院团演出收入均超出疫情前或与之持平。
充足的财政拨款确保国有戏曲院团在规避全球表演市场挑战的同时拥有充裕的创作生产空间。继承是创新和发展的前提，对传统经典剧目的整理、复排是国有院团剧目生产建设的重点，确保传统经典艺术的赓续和发扬。如上海昆剧团全本《临川四梦》以及四本《长生殿》《狮吼记》《十五贯》、上海京剧院《七侠五义》《乌龙院》《萧何月下追韩信》、上海沪剧院《庵堂相会》《江姐》、上海滑稽剧团《乌鸦与麻雀》、上海越剧院《西厢记》《凄凉辽宫月》等，在复排中传承经典旨趣，展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其次，在新编和改编剧目中打磨精品，提高新创剧目向保留剧目转化的效益。新时期以来上海打造的一批戏曲精品力作如京剧《曹操与杨修》、淮剧《金龙与蜉蝣》等，在思想性、艺术性、探索性等方面都被誉为中国戏曲的里程碑之作，成为经典保留剧目。进入21世纪，国有戏曲院团新创佳作不断，诸多优秀作品获得国家级奖项，如京剧《贞观盛世》《廉吏于成龙》、昆剧《班昭》等均斩获文华大奖。新政之下的上海戏曲舞台依然保持强劲的创作活力，新作涌现，如上海昆剧团《红楼别梦》《浣纱记传奇》、上海淮剧团《武训先生》《纸间留仙》、上海京剧院《新龙门客栈》以及新版《大唐贵妃》、上海滑稽剧团《皇帝勿急急太监》等。一批以中华创世神话为主题的新创剧目出现在舞台，如淮剧《息壤悲歌》《神话中国》、越剧《素女与魃》、昆剧小戏《神农尝草》等，以戏曲为媒介挖掘与阐发民族精神与中华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编和改编剧目中，出现一批小剧场实验戏曲作品，结合戏曲传统和当代审美，受到市场尤其年轻观众的欢迎。如上海越剧院小剧场作品《洞君娶妻》、上海昆剧团小剧场昆剧《长安雪》《椅子》、上海淮剧团《画的画》、上海京剧院小剧场京剧《草芥》《青丝恨2018》等，这些颇具探索性实验性的小剧场作品立足传统，在形式与内容上进行升级转化，进而扩容海派戏曲的表演格局与艺术体系。
新的文化治理政策下，“现实题材创作”成为政策倾斜与资源挹注的重点。现实题材作品或展开对“真人真事”为题材的英雄楷模事迹的弘扬，或聚焦书写改革开放四十年成果。如上海越剧院《燃灯者》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的英雄事迹，彰显上海干部在深化改革进程中的良好形象和职业操守;上海沪剧院《敦煌女儿》通过演绎“上海女儿”樊锦诗穷其一生致力敦煌研究的传奇人生，谱写知识分子的平凡与伟大;上海淮剧团《浦东人家》以浦东开发为大背景，以小家庭与大社会的发展变迁透视普通市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命运起伏，用充满生活质感的艺术表达回应时代话题和社会问题。当然，体制机制开创出国有院团前所未有的创作生产空间，同时也建立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以弘扬主旋律，讴歌正能量的红色题材开拓新的戏曲文艺生态，推动剧种表演体系的创造，如上海京剧院的《浴火黎明》、《北平无战事》（后更名为《换人间》）、《红色特工》，上海昆剧团的《自有后来人》，上海沪剧院的《一号机密》《陈毅在上海》，上海淮剧团的《寒梅》等。其中，《浴火黎明》通过对革命者对“革命”从迷失到回归的转变来刻画斗争的艰难和人性的深度，走出并超越红色题材戏剧作品对正面人物塑造的高大全式的僵化模式，以创新的人物塑造和深刻的人性挖掘被誉为“红色题材戏剧创作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的重大突破”。
上海国有戏曲院团共有11家，虽只占上海戏曲院团总数的15.7%，却是上海戏曲舞台艺术发展和创作的主力军，也是继承和弘扬海派文化艺术的重要实践基地。在国家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双重逻辑下，国有院团的艺术生产实践集中展示了上海戏曲文化多样性发展和多元化的创作理念，在继承海派传统戏曲艺术体系的基础上，为戏曲艺术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开拓实践道路，以其丰富的精神内蕴形成戏曲院團发展的上海经验和上海模式。
市场机制打开体制外的创作空间，活化戏曲创制机制，助推民营戏曲院团提高市场活跃度，增强市场意识，进而根据自身资源优势、艺术特点和市场情况打造个性化运营模式。张军昆曲艺术中心自2009年成立以来，自觉适应包括大剧院在内的各种新兴演出场所与传播平台，创作出与当代社会、当代审美相适应的“当代海派戏曲”，如独创“水磨新调”新昆曲、新编昆曲《春江花月夜》、独角戏《我，哈姆雷特》等。上海如意越剧院于2021年创排《海上光启》，借助对徐光启这一上海古代本土人物的塑造来展现海派文化的风度气质，海派美学的审美理念，深入开掘海派文化源头的精神和底蕴。
小结
如果将戏曲艺术视为一个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上海戏曲文化空间的生产表现了新的文化治理政策下，戏曲生产与演出主体所展现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以及“人民本位，融合创新”的价值取向。新的文化治理政策推动上海戏曲剧场的重新布局，培育和构建新时代海派戏曲文化生态链。在国家意志与市场谋利原则结合形成的文化生产逻辑下，无论是国有院团，还是民营院团，处于不同场域的戏曲院团通过艺术生产实践传达特定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在新的政治文化风景中折射新的时代精神，重构海派戏曲文化空间，在全球表演场景中展示中国特色现代全球城市的独特文化魅力。
（本文节选于《再造“地方”：新的文化治理视域下上海戏曲文化空间的生产》，刊于《戏剧艺术》2020年3期。）
作者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821A9AA0-B032-4355-8AC5-CDFF244BC32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