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兆明
东欧行旅札记
高兆明
克拉科夫
经过九个半小时的飞行，抵达法兰克福机场，转机克拉科夫（Klakov）。克拉科夫，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人口一百三十万。老城为联合国首批十二个世界文化遗产地之一。从机场来市区的路上，放眼之处只见丘陵起伏，树木郁葱，偶见树梢之上露出几座红色坡顶瓦房。初见只有宁静田园闲逸之感。
待进得城内已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经过波兰母亲河维斯瓦河，傍河而建的一座旧色宫殿引起车上众多女士们的一阵惊叹。导游彼达介绍这是有一千年历史的旧波兰皇宫，比波兰立国还要早一百多年。
我们的酒店在克拉科夫老城内，大客车不能驶入。为了节省时间尽早入住，在彼达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拖着行李步行至酒店。穿过厚厚的老城门，脚下是由一块块小方石柱砌成的路面，两边是一排排三四层高的建筑。有些建筑的底座很特殊，呈梯形，墙体根部厚，上部窄，约一米多高后再呈垂直状。主街道宽敞，相当于我们大城市中的次干道，小巷整洁幽静。四周的建筑，即使在到处都是古迹的欧洲，也能让人为之一振：我们正行进在历史中。彼达告诉我们，克拉科夫老城始建于公元7世纪前后，城市的建筑尽管年代各异，但现有的街道维持了五百多年前的规划老样。
夷为平地，大兴土木，千篇一律，千城一孔，也许是当下较为恰当的描述
听之，心中为之一振。五百多年前的街道规划。我们这个民族说起来有五千年文明史，但是，现在还能找到一座有五百年历史的完整古城吗？甚至连一百年的也许都难发现了。夷为平地，大兴土木，千篇一律，千城一孔，也许是当下较为恰当的描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日本侵略，国内战争，破坏了祖先留下的历史——建筑是耸立着的历史。然而，也许是1949年以后的自觉主人意识的自觉破旧才是最大的破坏。指点江山，泼墨绘画，旧貌新颜，好不痛快！其实，这一切对历史的毁灭加起来也许都比不上近三十年来的“功绩”。我们有了现代化的城市建筑群，我们却离历史越来越远，我们中断乃至毁灭了历史。我们本有数千年的历史，可我们竟然无法在城市建筑中看到自己的历史。
正是这法西斯集中营，给劳动做了另一种注释。劳动可能只是一种活动，一种机械、痛苦、被迫的活动
近百年来，我们习惯于除旧布新，建设本身亦以毁灭的方式进行。然而，文明持存于累积中。毁灭意味着没有时间、历史与持存。现代化在历史中。离开了历史，只有碎片与当下，还能谈得上什么现代化与文明？一个民族，如何让自己的子孙了解民族的过去？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子孙生活在历史中，并为自己的历史及其现代文明骄傲？毁灭了有形的历史，摧毁了儒家这一无形的精神灵魂，我们都将成为无根漂泊的侏儒。
我们住的酒店为grand hotel，五星级。但是，大门是欧洲那种普通大小的两扇木门，极不起眼。不过，材质粗犷纹路、底部略带斑蚀，却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一种历史的厚重与时间的沧桑。彼达说，此酒店建筑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进得前厅，不大，却不显局促，然在细腻、温馨之余，又不失某种雅致与大气。尽管已经过现代装修，但基本结构、格局，却仍然可见当年富贵典雅与大气。这是一种含而不露、有雅致而无霸气的富贵大气。
酒店离老城市中心广场至多只有一百米距离。中心广场似乎比一现代足球场还大。从中心广场向四周看到，道路呈放射状伸向四方，一条有轨电车横贯而过。放眼望去，目及所至，到处均见教堂尖顶，或高或低，遍布全城。中心广场一边，有一大教堂，据说是每天下午三时，除准点敲钟外，还会有人在顶部阁楼吹小号，但小号会在吹到中途时突然中断停止。据说这是纪念当年先辈们顽强抵抗蒙古大军外来侵略所留下的习俗，经历千年，不为所变。中心广场正中有建于16世纪的二层楼建筑。楼上是国立博物馆，楼下是经营着各式纪念品大市场。大市场中，当地手工艺品琳琅满目，以琥珀、木制品、刺绣、皮革为主，虽繁华，却无喧闹。中心广场四周遍布吧座。夜晚小雨淋淋，凉风习习，但仍然有人。置身于其中，虽感历史厚重，却又不失温馨。城市建筑设计是为了人的生活的。一个不能为了人的城市设计与建筑，会有历史吗？
奥斯维辛
克拉科夫的著名，不仅在于城市建筑的古老与优美，享有小布拉格之美称，还在于其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与维利奇卡盐矿。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克拉科夫郊外，约二十分钟车程。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门头上有一排醒目的德文大字“ARBEIT MACHT FREI”，意思是“劳动带来自由”。劳动带来自由，我们是何等的熟悉。我们曾给劳动以偶像，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财富，劳动使人自由。然而，正是这法西斯集中营，给劳动做了另一种注释。劳动可能只是一种活动，一种机械、痛苦、被迫的活动。劳动与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人、自由可以彼此分裂。劳动如果离开了自主性、离开了对劳动成果的支配与享用，即是一种奴役。集中营中的“劳动”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是自由的彻底丧失。马克思就曾批判劳动创造财富的思想。马克思是要强调：劳动如果不能与劳动资料相结合，就无所谓人的现实活动，无所谓创造财富；对于劳动者而言，如果不能占有劳动资料，劳动者就不能享有自己所创造的财富。马克思对“劳动”的洞悉，揭示了社会的阶级及其利益对立。只有那种不是为了生存目的的劳动才是自由的创造活动。阿伦特在马克思基础之上，更是突出强调，那种仅仅为了活着的劳动，并未使人超越于动物界；人在积极参与公共活动中成为人。
正如《辛德勒名单》中所表现的那样，也许集中营中的那些被关押者最初会为自己被作为“工人”、“劳动者”而兴奋，但是，如果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最终命运时，会有何种感受？那时，麻木也许是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与宿命。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集中营中关押者最终都成为待宰的沉默羔羊。而能够造成与维持这种麻木被奴役状态的，就是恐惧与绝望。
劳动，只有作为自由创造的活动时，才是自由的。劳动者只有作为自主的自由创造活动者时，才是财富的创造者与享有者。劳动光荣，只有那些对他人如此言说者自身努力劳动时，劳动才可能是真正光荣的。
德国纳粹行为将工具理性发挥极致。据介绍，在集中营的选址、建设，在将犹太人从欧洲各地大规模运送至集中营，在集中营内部的管理等所有环节，德国纳粹将德国人固有的精准工具理性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在每一个环节欺骗犹太人，给他们以希望，使之配合，“自愿”地带上有价值的财富，从四面八方经火车长途转运至奥斯维辛。他们甚至在将犹太人送进毒气室处死时，也以讲卫生、洗澡等欺骗方式，使那些即将被处死者，自己脱光衣服，毫无防备、自觉主动地走进毒气室。据说他们将死者的一切所有能够再利用的东西，都充分利用，如鞋子、衣服等运回德国，分发给德国人自己使用。他们将死者的头发剪下，编织成毛毯，甚至还将人皮做成台灯罩。如此等等，据说其利用效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种工具理性精神令人不寒而栗。
我们曾为人类理性骄傲，其实，人类理性本身并没有值得特别骄傲之处——除非人类理性以良知、同情、尊重、怜悯等价值精神为灵魂。如果人类理性只是一种冷冰冰的精明算计，那么，贪婪与理性结合，就会使人类成为最可怕的动物。然而，这种良知、同情、尊重等价值精神本身亦可能是不确定的。良知亦有可能在价值追求的疯狂之下以善的名义做出最残忍的事。那些纳粹法西斯分子在做这些丧尽天良事时，可能有些也是出于自认为的神圣良知，是要消灭异教徒、魔鬼。
奥斯维辛集中营只不过是欧洲反犹太、宗教迫害的极端显现。为什么在本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犹太力量？这就不得不直面欧洲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的宗教迫害、宗教不宽容。对异端、异教的不宽容，这是纳粹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文化基础。而当人们基于宗教、意识形态的缘由迫害犹太人时，不仅是真诚的，而且是狂热的。这就如《辛德勒名单》中曾出现的那种场景：大批原本相邻而居的犹太人在被强制转运隔离区时，那些自己的昔日邻居们冲上大街对他们愤怒大骂：滚吧，魔鬼！真诚的狂热，遮蔽了人们的良知，成为黑格尔所说的任意、良心伪善。当我们没有对某种超验的敬畏与信仰时，那些先知们会为此忧虑，然而，当我们拥有对某种超验的敬畏与信仰时，我们就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
良知亦有可能在价值追求的疯狂之下以善的名义做出最残忍的事
人类的良知也并不可靠。或者换个表达方式，人类良知的可靠基石究竟是何？良知基于何种基础才是可靠的？当今人类应当寻求人类良知的这种可靠基石！康德曾以普遍立法、共通感来解决。不过，这并没有超出纯粹的内心世界。黑格尔将抽象“法权”作为“道德”前提，并由“道德”进入“伦理”，亦是对此基石的一种寻求：普遍（而不是部分、特殊）自由的平等权利，“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以平等的人格身份与政治权利为现代道德奠基。这一思路，有两个方面：承认社会的多样性、多元性，及其彼此尊重；化道德为政治。一个缺失宽容的社会，是一个缺失多样性的专制社会。这种专制不仅是政治的，亦是道德的。不宽容者会为不宽容本身所伤害与毁灭。
不宽容者会为不宽容本身所伤害与毁灭
人性总是有弱点的。正是人性的弱点注定了人为自身所害。希望、恐惧，这是人性中的两种最基本弱点。这两种弱点可以激励人们追求、创造、反抗，推进文明，也可以使人放弃抵抗，沉溺幻想，听任宰割。德国法西斯从欧洲各地向位于波兰的几座集中营运送七百多万犹太人，正是充分利用了希望（谎言欺骗）与恐惧（死亡威胁，如公开任意的枪杀、绞架、铁丝网等等）支配、奴役着这些犹太人。无希望则会反抗，无恐惧则会不驯服。一切形形色色的专制者无不是利用希望与恐惧控制社会。
集中营中的那些法西斯纳粹当事人，冷酷地每天对待囚禁者。但是，据集中营专职导游介绍，这些纳粹分子在他们的家人眼中很可能是位好丈夫、好父亲，对邻人彬彬有礼，关怀小动物。不能说这些法西斯分子真的一点儿所谓人性、仁慈道德都没有——对家庭、同伴等体现了这种日常道德精神，但是，他们却在“工作”中如此对待囚犯，而无良知压力。唯一能够解释此种现象的是，他们并没有将犹太人当作与自己同样的人，并没有承认犹太人的平等地位，因而，没有所谓的人权。良知、人性的适用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承认平等的权利与地位。没有此承认，或不被承认的犹太人，不适用于道德、人性的道德要求范围。尽管人类任何时候都需要良知，但是，我们不要对自身的良知过于自信。至少就现代社会而言，人类社会最需要的首先是平等的承认、尊重这一基本政治权利。
当我们面对集中营中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时，情不自禁地会对纳粹法西斯憎恨至极。然而，我们此时是否需要自问自警：如果我们身处当时，是否会拒绝同样的行为，是否会有另样的表现？或者换言之，我们是否能够真的比那些人在道义上做的更好？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成为这样一些的当事者？确实，即使是在法西斯纳粹横行欧洲时，也有德国人暗中帮助犹太人。然而，这毕竟是极少数。当大潮挟裹巨浪而来，有多少人能够抵挡？我们这一代人自己不是也有过那样的经历，曾经疯狂过，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老师、亲友等等送上“历史的审判台”？为了避免我们沦为这些当事者，我们现在对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定确立起多元平等的政治正义价值立场，并时常重温历史。历史不是为当时人书写，历史是要留给后人阅读，为后人存在。它是人类付出巨大代价、做出艰辛探索后留下的一种文明财富。历史不能尘封，历史必须打开敞现。前事不望，后事之师。哈耶克所说“累积进步”的理性学习，其实，就内在包含着这种通过历史的学习。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民族而言，均如是。
尽管奥斯维辛博物馆橱窗中那些堆积如山的两吨头发，只是被缴获的、纳粹最后来不及运走的七吨中的一部分，但已足够令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这得有多少人的头发！还有那些堆满橱窗数万双孩子们的鞋子！惨无人道！不，正如《辛德勒名单》中一纳粹所说，在他们眼中，这些犹太人根本不是人。可是，他们是动物吗？那些纳粹分子对待宠物会有关爱、怜悯。犹太人在他们眼中甚至连动物也不是！有时，争取做一个人难，甚至难于做一个动物！
也许如彼达在介绍时所说，纳粹隔离、集中关押犹太人，最初并无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想法，只是随着战争的进展，随着物资供应的困难，随着战争必然失败的明朗趋势，纳粹才最终实施了这些大屠杀。尽管这是一个发展着的所谓过程。但是，最初的种族主义从一开始就蕴藏了屠杀的可能与结局。一旦开始了某种进程，逻辑的惯性就会以自身的方式向无法控制的方向演变。潘多拉盒子一旦被打开，魔鬼就不受控制。在此意义上，人类任何行动的第一步均须十分谨慎。有些属于基本底线性的原则，不可突破。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坚守做人的基本底线。唯如此，方可避免酿成大罪。然而，在日常生活的一般意义上，第一步总是作为条件构建出第二步。人在第一步还没迈出时，又如何能得知第二、三……步？人类总是处于某种悖论中，正是这些悖论，训练出人类的智慧，并构建起人类的正义秩序。
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焚烧炉，以及比奥斯维辛面积更大的另一处集中营，在二战结束前被纳粹彻底毁灭。现在留下的只是废墟遗址。罪恶的东西总是见不得人的。纳粹法西斯对此亦心知肚明。
维利奇卡盐矿
维利奇卡盐矿是最早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位于克拉科夫市郊。很难想象盐矿如何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在我的想象中，除了黑暗、潮湿、肮脏之外，盐矿还能有些什么？
维利奇卡盐矿是欧洲最古老且目前仍在开采的盐矿之一。根据资料介绍，维利奇卡盐矿自公元13世纪开始开采，15-16世纪达到鼎盛，18-19世纪扩建，并成为波兰著名的盐都。在中世纪，当地的盐价一度与黄金比价是2：1。可以想象，那时维利奇卡盐矿的重要性。盐矿于1976年被列为波兰国家级古迹，1978年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盐矿矿床长四公里，宽一点五公里，厚三百至四百米。盐矿迄今已开采了九层，深度为三百二十七米，共采盐约两千万立方米。1964年，盐矿在两百一十一米深处开设了研究过敏性疾病的疗养所，1974年又在矿井下建成了一座疗养院，供呼吸道疾病患者疗养治病。现在这里是世界罕见的游览胜地。
一旦开始了某种进程，逻辑的惯性就会以自身的方式向无法控制的方向演变
我们乘坐矿井电梯下到一百三十米深的地下盐矿巷道。盐矿巷道全部是用松木原木垒成，巷道全长据说有三百多公里，曲折蜿蜒，上穿下行，如同迷宫般。如果一个人在内任意行走，很可能会找不到返回的道路。巷道用一道道厚重的大门隔开，分成一段段。在这里，不仅有人模拟当年矿工劳作的实景，还建有地下博物馆、娱乐大厅、音乐大厅，保留了原有的盐湖、祈祷堂和矿工们劳动场面的原貌，宛如一座地下城市。地下大厅规模之宏大，如果一个人于熟睡中被直接带到此处，睁开眼后，很难发现这是在地下数百米所谓暗无天日之深处，还会以为是置身于某个未放桌椅的现代会议大厅。最令人惊叹的是祈祷堂。大致有半个足球场大小，高度超过二十米。不仅有盐矿雕塑的基督像，而且四周还雕刻有大幅精美的圣经故事图案。甚至那从高空中垂下的大型吊灯，亦是盐矿雕刻而成。如此宏大精美的建筑雕刻，据介绍纯粹是私人兴趣的结晶。盐矿开挖后，留下大型空穴，有矿工兄弟二人在业余时间开始雕刻，其后，又有其一后代接着继续。先后三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共耗时七十年完成。很难想象，普通矿工竟然有如此高超之雕刻艺术，也很难想象能够历经风雨，不弃不躁，雕刻不已。这是波兰版的“愚公移山”。不过，愚公移山似乎尚不足以准确表达此二代三人的七十年努力。他们没有任何世俗的功利追求。他们不是为了当下的某种功利性目的，只是虔诚灵魂的一种表达。如果没有一颗虔诚的心灵，何以能有如此精美圆润的盐矿雕塑！
据说德国纳粹在二战后期，曾将此盐矿的地下坑道大厅用于生产战斗机引擎的生产工厂。已做好了一切前期准备，并已正式开工生产，但仅一天而已。因盟军的到来不得不放弃。令人颇感欣慰并称奇的是，它竟奇迹般地从纳粹手中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我们同行中有矿大的放鸣书记。他以专业的眼光审视，对盐矿赞不绝口。我们有太多的煤矿、盐矿、金属矿，我们也有大型的自贡盐矿，可是，这些矿开采后，或者废弃，或者塌陷，成为累赘，从没有想到会能如此利用。没有充分的想象力，没有充分的艺术素养与人文素养，绝不可能有如此杰作。这是极富想象力、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旅游杰作。愿我们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想象力。
华沙
曾有许多人善意地提醒，华沙没什么看的。但是，我很想看一看当年华约前沿，想通过观看、依靠自己的感觉，了解波兰民族的精神与文化。从克拉科夫坐大巴经过四个半小时到达华沙，连夜返回。往返五百公里、九个小时。尽管有点疲劳，但此行不虚。这是一座在二战中几乎被彻底摧毁的城市。据彼达介绍，在德军占领前的二十天的抵抗中，华沙牺牲了数十万人。我们能够看到的建筑几乎均是战后重建。且是原样重建。这不得不感谢或归功于战争爆发初期的学生或华沙人。1938年华沙美术学院的几百名学生，将旧城建筑、街道等全部手工描绘成图，并对描绘图片妥善保存。
相比较巴黎，华沙是一座不幸的城市。纳粹在撤退华沙前，将城市的所有建筑都埋上炸药，夷为平地。据说只有一所建筑因炸药没能被引爆而幸存。纳粹在盟军占领巴黎前，也曾有计划将巴黎夷为平地，甚至也对全城建筑埋上了炸药。但是，最后一刻，纳粹在巴黎的最高军事长官在阳台最后欣赏巴黎的精美建筑与美丽城市时，被他人巧妙说服，决定不做历史罪人，拒绝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放弃炸毁巴黎，保全城市。
不过，华沙的不幸同时又证明了波兰民族的顽强不屈。一方面，他们预感到灾难不可避免即将来临，无法回避，更无法退缩，他们抱定玉石俱焚、血战到底的决心；另一方面，他们又充满了自信，相信自己最终一定会胜利，总有一天会建设起自己的新家园。在战争结束后，他们面对一片废墟时，甚至保留了一切在战争摧毁中留下的砖石木块，并将它们仔细整理在原地砌进新建筑中，将自己的历史嵌入凝固的建筑。
波兰民族的基因中有着天生的自由精神。在历史上，他们顽强抵抗过德俄入侵，他们曾被德俄占领、拆分。但他们不喜欢别人做他们的主子。他们既不喜欢德国人，也不喜欢俄国人。他们喜欢的只是自由、自主、自决。迄今，波兰人仍为他们曾于上世纪20年代打败过入侵的苏联红军而自豪。不过，他们曾有五十万抵抗分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些人中的精英一万两千人被秘密处决于卡廷。卡廷森林是波兰民族心头永远的痛。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曾有过一万两千精英的尸骸，还因为那里有他们近年遇难的总统。卡廷惨案纪念馆，虽只有一间屋子大小，但两面墙上刻着所有遇难者的名字，其中甚至包括相离半个多世纪的祖孙三代人。纪念馆中央的“火炬”长明，波兰人民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在参观途中，我与彼达曾多次涉及波兰人对苏联、对脱离原华约集团的态度问题。“因为是苏联人强加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不喜欢。同样，如果当年美国人强加给我们资本主义制度，我们也不喜欢，因为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彼达几次公开或私下与我说起这个思想。想必不是一时兴起、随口而言。
科学文化宫是二战结束后苏联赠送给波兰的巨型建筑，迄今看来仍然很有特点。此建筑外貌，与上海、沈阳等地的当年苏联援建场所类似。波兰脱离苏联后，对科学文化宫在国内存在着拆留争论。最终，智慧的波兰人决定保留，并给出了独特、合理的解释：科学文化宫不是波兰人的耻辱，而是波兰人最终胜利的象征。因为，现在，苏联没了，但波兰仍然存在。由此可见，波兰人对于苏联的心理抵抗。1945年8月，在苏联红军已逼近华沙情况下，华沙的地下抵抗者们在被“解放”前曾发起过大规模起义，试图解放华沙。地下抵抗组织起义后，纳粹德国军队根据形势综合判断苏联红军一定会帮助起义者，进而做出了弃城逃跑的决定。然而，德国人撤出华沙城三天后，发现苏联红军按兵不动、隔河相望，于是，纳粹军队又向华沙反扑过来。华沙地下起义者期待近在咫尺的“大哥”相助，然而，善良的起义者们失望了。德国人最终用了二十天时间重新占领了华沙。此后，一百三十万华沙人死于德国人屠刀下。那些隔河相望的大哥为何按兵不动？在彼达看来，这是斯大林在借刀杀人。渴望自由的波兰人不会做德国人的臣民，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做苏联人的臣民。小国成了大国的棋子。这就是国际政治。
前华约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总有一天要瓦解，注定了波兰民族一定有一天会自由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华约是冷战时期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象征。父权家长制是人类不成熟状态的治理秩序。孩子长大了，有了自主自由意识，他们必然追求独立。我的事，我做主，我负责。也许这正是黑格尔关于家庭分解论述中所包含的最重要思想之一。
在华沙参观过程中，遇到了团结工会组织的大游行。昨晚彼达就告知今天华沙会有自1985年以来人数最多的团结工会组织的罢工。今天中午在华沙大学前的国王大道与游行队伍相会。今日虽是断断续续的小到中雨，但游行人数仍然众多。抗议延长退休时间，是其主题。我们从远处即见由四人组成的警察一字排开前导，其后是一警车缓缓随行，再其后是高举白色横幅的二人。再后是游行的人们。游行的人们举着白色标语，手拿白色玫瑰，面色轻松，有序行进，不见我们习惯印象中的愤怒、激情，更多的直观感觉是一种集体诉求表达方式。游行者大多为女性，头戴护士帽。走在队伍两侧的有散在的穿着与游行者同样服装的人们，一看便是游行者自己的秩序维护者。游行的人们面带微笑与我们相视，伸出V字形手指让我们拍照。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手中的玫瑰分送给我们。我也被一位面带笑容的女士送了一枝。
哥白尼、居里夫人、肖邦等，波兰人引以为自豪。不过，在华沙，彼达多次谈到改变当代波兰民族历史的三人：保罗二世，瓦文萨，里根。在他看来，是他们三人“合谋”改变了波兰的历史进程。不过，在彼达看来，瓦文萨只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却无能建设一个新世界。建设新世界较之破坏旧世界，更为艰难、复杂、智慧。
建设新世界较之破坏旧世界，更为艰难、复杂、智慧
布拉格
布拉格是中欧最美丽的城市。布拉格虽在上个世纪同样经历欧洲两次世界大战，却完整保存下来。据说，这得益于当时捷克政府对德国的投降与归顺。
相比较于华沙，这是两座性格完全不同的城市。一座刚烈如松，一座嫩软如柳。如果没有当时捷克政府向纳粹德国的投降，我们今天也许就再也不会见到眼前的这座城市了，最多是如华沙那样经过重建的旧城。这或许是当时投降政府根本没有想到的结果。
不过，这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对于一个极为弱小民族来说，在强大外敌入侵面前，应如何选择？我们仰慕那些明知以卵击石却宁可玉石俱焚的人物与民族。对那些选择放弃抵抗、保全自身者予以鄙视。然而，我们是否可以退后一步正视他们的这种选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固然有悲剧中的崇高，有悲剧美，但是，这难道不同时亦为悲剧中的惨烈？如果一个民族明知以卵击石卵之不存时，是否可以有选择忍辱负重、选择活下来的权利？这样想，并不是要为这种绥靖、投降政府做简单辩护，也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投降政府真的就有这种价值动机。而只是想探讨一个具体问题，理解一种历史现象，思索道德是否应当有自身某种更为宽阔的空间？我们的思想精神是否可以有更加宏大的灵魂背景？具体地说，忍辱负重，保存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保存民族的存在，是否可以成为一种行为选择的理由？
如果再退一步，不是从政府的角度，而是从普遍民众的角度思考问题，是否会有不同的认识？也许普通民众最关心的不是谁来统治，而是自身的日常生活状态及其安居乐业。对于民众而言，安居乐业才是最重要的。无论谁获得权力，只要能够给民众安居乐业，只要能够给民众尊重、尊严、自尊的生活，对于民众而言意义均一样。
查理大桥是布拉格人在伏尔塔瓦河上修建的第一座大桥，连接布拉格城市两岸，据说是世界上最具有艺术性的大桥，被列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这座大桥连同所有欧洲古典建筑一样，不是手工的制作，而是心灵的杰作。这就如同我们现时品味唐宋元明清雕刻时感叹的那样，再也不可见到那种圆润、细腻、精致。只有在一个心灵有所依托、沉静平寂的状态中，人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作品。很有意思的是，在大桥上，有许多小摊，或卖画，或为游客写生，或卖旧式怀表等小古旧，或卖当地旅游纪念品。摊主们只摆摊而立，并不叫卖，更无纠缠客人一说。此处虽有欧洲难得一见的熙熙攘攘，却无杂乱与喧闹感，反倒平添了一道风土人情景观。
布拉格老城市中心广场，显得比一般欧洲城市老城的要大气，集欧洲各种风格建筑于一体，应是建筑师们的理想学习临摹之地。在广场一角，有一钟楼，比通常的三层楼还要高。钟楼因钟得名。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天文钟之一，被称为PragueOrloj。纯机械设备，上下共三层，集时钟、天文、节气、宗教、文化、机械、雕塑等为一体。构思之奇妙、设计之精准、制造之精良，令人叹为观止。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钟的核心部分最早完成于1410年。钟盘上画有分别代表天空、地球的背景，并有四个可移动的圆盘，分别代表黄道十二宫圆盘、老捷克时间表、太阳、月亮。1870年，在钟的下方又增加了一日历盘。此钟二战期间几乎毁于战火，1948年被重新修复，1979年再经修理。它虽历经数百年，但经修理后迄今仍一直运行完好，正点报时。我们与广场上的诸多游客一样，提前驻足于钟楼前，静候观赏正点报时，并于观赏时感慨万分。正如杨国荣兄感叹的那样，大钟最下端距地面不高，欧洲成人伸手可触。但在既无外加围栏防护，又无专人看守情况下，历经三百余年，仍完好运行，外观无人为损伤，令人感叹。
尽管在布拉格只住一夜，行程匆匆，国荣、正平、小陈等我们四人还是争取了晚间的坐船夜游伏尔塔瓦河。上下两层可坐一百多人的游船，连同我们只有七人，应算是包船了。其实，“包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光。布拉格夕阳、夜间的美另是一番风味。这只有在伏尔塔瓦河游船上才能真正体会到。河两岸山丘林立，别墅尖顶层次错落有致，间或几座大型建筑耸立其间，在夕阳余辉之下，闪闪发光，阵阵微风吹过，河面倒影，涟漪荡漾，我们身处一幅天然山水画中。入夜，两岸灯光重重叠叠，河中星星闪烁，如诗如画。不过，习惯了国内灯红酒绿、流光溢彩的我们，总是感觉到有些缺失，缺少我们所理解的那种亮化。如果能将河两岸的楼宇别墅轮廓均亮化起来，必定更是精彩。这是布拉格风景最美之处，难道布拉格人不知道如此做？
在布拉格见一趣事。街头一类似于国内便利店的小店，我在等餐时信步走进去看看。内部布置与国内小便利店一样局促。在略昏暗的灯光下，我随意走到了摆放面包处，突然，只见眼前有几只黑影掠过。当时一愣：怎么如此不卫生，竟然在开放食品处有苍蝇乱飞。不过，待我稍一定神仔细观看，发现停立在面包上的竟然不是苍蝇，而是蜜蜂！霎间，我就由恶心变为惊喜。能招蜂者，必鲜蜜，想必环境一定生态良好。当时即生食欲。记得与当地导游聊天时，曾问及布拉格居民的一般人均收入及其生活状况。导游告知：平均工资月薪税前一千三百欧元，但无任何压力、不安感，民众生活从容淡定。一千三百税前月薪，在欧洲绝对算不上多，但能有如此生活品质，令人羡慕。
其实，中欧国家远不如西欧国家发达，甚至民众文化素养上亦不如西欧国家。譬如，在布拉格，尽管捷克还没加入欧元区，但是，欧元却是硬通货。外地游人可以直接用欧元消费。不过，找零时往往给的是波币。即使有欧元小币，也不愿意找给客人。我们在酒吧、出租车等消费过程中，就多次有此类不愉快的小插曲。然而，除此之外，还真的没有什么不安全感与紧张。
编辑/张定浩
只有在一个心灵有所依托、沉静平寂的状态中，人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