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岚
杜甫与辛弃疾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伟人。杜雄踞于唐诗之巅，号为“诗圣”。辛则卓立于南宋，以词开派。值得注意的是，二人在思想、文学上渊源颇深。据笔者统计，辛的作品涉杜者甚多，其中词173首207处，诗29首34处，文4篇5处，共206首 (篇)246处提到杜甫或化用杜甫作品，在所涉及的历史名人中仅次于苏轼。然而对于二人的关系，历来论者甚少。据笔者所见，首先将二人相联系的为刘熙载，他在《艺概·词概》中说:“词品喻诸诗:东坡、稼轩，李杜也。”①其后，缪钺先生在1943年4月发表的《论辛稼轩词》一文中说:“宋词之有辛稼轩，几如唐诗之有杜甫。”②在为钱鸿瑛《周邦彦研究》作序时他又重申:“关于‘词中老杜’，我私意认为，辛弃疾似乎更合适一些。”③缪之后，刘扬忠先生在其专著《辛弃疾词心探微》④及《稼轩词与老杜诗》⑤一文中，就杜、辛之思想宗尚、创作精神及作品风貌等方面继有研究。此外，近年来又有数篇相关的论文。笔者认为，对于这两位文化伟人的比较研究，尚有进一步拓展、深入的必要和余地，因撰文对二人之思想、心态、创作特点、文学渊源、文学史地位等方面进行系统地论析。本文专门分析比较其用世思想。
一、 “奉儒守官”与“只将《语》《孟》味真腴”——家世、人生与终身信仰
杜甫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提及他的家世:“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进雕赋表》又云:“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其远祖杜预，多才善战，有“杜武库”之称，立下平定东吴的大功，民间誉之为“以计代战一当万”，战略而外，兼懂法律、经济、天算、工程，又曾注《左传》。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文章四友”之一。杜审言的曾祖杜毗事母至孝，为兄报仇，成为一时美谈。杜甫的叔父杜并，为被诬坐牢的父亲而行刺仇人，当场被打死，以此换得父亲的自由和“孝童”的美誉。杜甫母亲的舅父李行远因受皇室内部矛盾牵连被杀，其弟行芳请求代兄一死，最后同归于尽，被誉为“死悌”。杜甫的外祖母为牢中父亲送饭，草鞋布衣，形容憔悴，传为“勤孝”……如果说，文治或武功的家世渊源，成为了杜甫追求理想的人生动力，那么，实践了仁义孝悌观念的家风，对他一生都不出儒家界内无疑也有着极大影响。他对有深厚儒教传统的家庭充满了自豪感，并对自己能“蒙恩早厕儒”感到十分的光荣。为使奉儒守官的素业代代相传，永远不坠，他教育他的孩子也是“应须饱经术”，希望他们能成为七十二贤式的人物: “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⑥辛弃疾亦出身于世代宦门的家庭:“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⑦。始祖辛维叶任大理评事，从甘肃狄道迁济南，高祖辛师古官至儒林郎，曾祖辛寂任宾州司户参军，祖父辛赞、父亲辛文郁，也都曾是宋廷官员。因父亲早死，自小随祖父于谯县任所，从学于亳州人刘瞻。刘瞻后为史馆编修，也是一介儒生。而祖父给他自小就灌输尊夏攘夷的儒家传统思想，更是给他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就家庭背景及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而言，辛弃疾与杜甫的“奉儒守官”是相当接近的。另外，从他对子女所施行的教育来看，诸如以农为先、富贵于我如浮云等思想，也是来自于儒家。
杜、辛释褐之方式同样有近似之处。杜甫曾应进士举却落第，在战乱中冒着生命危险，从敌营中脱身逃出奔赴行在，立成谏臣。稼轩也曾两次应进士举而未果，却先以在敌营中擒获叛徒押至南宋行在的壮举，后以地方任上种种政绩而终成一方大员。
这样的家世背景和人生经历，对杜甫与辛弃疾奉儒家思想为终身的信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杜甫曾感慨“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⑧，但他从未改变“老儒”以至“腐儒”的身份，如刘熙载《艺概·诗概》所说:“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稼轩虽非纯然儒者，尤与宋儒的理学有别，但所受儒家思想的浸淫却极深。尽管他也曾象杜甫一样说过“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⑨，“白发怜君，儒冠曾误，平生官冷”⑩之类的愤激话，但却终归是以“儒冠”自居。
两人对儒家信仰的坚守，对用世之志的坚持，还可从他们对提倡顺世、超世、出世的佛、道二教的态度中得到印证。
杜甫生活在佛、道空前兴盛的唐代，不可能不受到二教的影响，他的诗中也有过对佛教的赞语，如《望兜率寺》云:“不复知天大，空馀见佛尊。”《赠闾丘师兄》云:“漠漠世界黑，驱驱争夺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但他认为要使国家兴盛，还是要用儒术。故大历五年五月，他逝世前不久，在《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诗中作出这样的结论:“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
辛弃疾也曾一度沉浸于老庄和佛家思想，甚至“床头数编书，非庄即老”11，但最终“欲依佛老心难住”12，而“我识簟瓢真乐处，《诗》《书》执《礼》《易》《春秋》”13才是他最后的归宿。他认识到“此身果欲参天地，且读《中庸》尽至诚”14，其自剖心迹的《读语孟》二诗云:
道言不死真成妄，佛说无生更转诬。
要识死生真道理，须凭邹鲁圣人儒。
屏去佛经与道书，只将《语》《孟》味真腴。出门俯仰见天地，日月光中行坦途。
这是他在与佛、道二教作过比较之后，对儒家学说的最终评价。而他的一生，也正是如天地日月，光明至诚的一生。
二、“窃比稷与契”与“致身须到古伊周”—— “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与功名意识
最能说明杜甫与辛弃疾儒家思想的，还是贯串他们生命始终的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忧国忧民的怀抱和整顿乾坤的功业观念。《周易·乾》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公孙丑下》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主张士大夫积极入世，经邦济国，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构成了儒家最突出的特征。而这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在杜甫和辛弃疾身上都表现得特别明显。
如果说唐代进士多以文辞之美博取功名地位，使文学为之功利化，那么，杜甫则带有儒林人物的特征。《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古称儒学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升平。近代重文轻儒，或参以法律，儒道既丧，淳风大衰，故近理国多劣于前古。自隋氏道消，海内版荡，彝伦攸斁，戎马生郊，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故杜甫的最高政治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5。又《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云:“武为救世砭剂，文其膏粱欤!乱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损而进砭剂，其伤多矣!然则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盗，圣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杜甫的终身志向就是“窃比稷与契”16。他认为“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17，此志终身未变，且艰难中更见志、节，下启中唐韩愈的以革除弊政、整顿朝纲而自任。
辛弃疾的所行均在整顿地方弊政，为国家政权效力，从词中可见，他俨然是将杜甫的政治目标奉为自己的立身信条，二人的政治情怀可谓高度一致:
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18
男儿事业，看一日，须有致君时。19诗书万卷致君人，翻沉陆。20
杜甫自比为虞舜的宰臣，辛弃疾则要成为商、周的贤相，两人流露的都是“舍我其谁”的用世意识。故元代王恽《过稼轩先生墓》赞之曰:“大节知公在致君。”
杜、辛两人都自视甚高。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说: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辛弃疾《鹧鸪天·和张子志提举》则云: “忠言句句唐虞际，便是人间要路津。”无可讳言，这其中确有个人的功名意识在。
杜甫集中第一首诗《望岳》，就已可见其青年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远大抱负，后来他又多次借骏马的形象表达自己的抱负，如《房兵曹胡马》云:“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丹青引》云: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特别是在给朝廷《进雕赋表》中，他申言要“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其进取之志表达得更为明确。杜甫祖父杜审言生前作过著作郎，为从第六品上阶。对于一个布衣，一开始就想做到著作郎一类官职，可见其自许之不凡，但杜甫的目标还远不止于此。《进雕赋表》云:“臣以为雕者，鸷鸟之殊特，搏击而不可当。岂但壮观于旌门，发狂于原隰?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臣窃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赋。”《天狗赋序》又言:“天宝中，上冬幸华清宫，甫因至兽坊，怪天狗院列在诸兽院之上。胡人云:‘此其兽猛健，无与比者。’甫壮而赋之。”“见到雕‘有英雄之姿’，便引以为类，并从而领悟出‘大臣正色立朝之义’;见到天狗‘猛健，无与比者’，便‘壮而赋之’”，可见“他最大的愿望和最终的目的是要充当皇帝的得力鹰犬，作一番大事业”21，他最仰慕和最想效法的楷模是他的远祖杜预，而杜预所说的“禹稷之功，期于济世”22，自然也深深刻在心中。《新唐书》本传亦云:“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他是时刻忘不了“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的志向的。因此，他的诗中从来不乏对功名的向往和歌唱。他叹息:“与兄行年校一岁，贤者是兄愚者弟。兄将富贵等浮云，弟切功名好权势”23，“功名不早立，衰病谢知音”24， “勋业终归马伏波，功曹非复汉萧何”25;他渴望:“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26;他赞美:“逆胡冥寞随烟烬，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图画鸿雁行，紫极出入黄金印。尚书勋业超千古，雄镇荆州继吾祖。”27当然，他这种功名心正是其儒家政治理想的一种表现，如陆游所说:“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贞观、开元之治。”28
辛弃疾更是英雄主义的代表，他不仅借杜甫咏马诗句表示远大理想:“万里籋浮云，一喷空凡马”29，以天马上蹑浮云，表“昂昂千里，泛泛不作水中凫”30之志，而且他有更强的英雄意识甚至领袖意识。这位曾经“壮岁旌旗拥万夫”31、“青山匹马万人呼”32的统军将领，常常以历史上的治世雄才、霸才自许或许人，如身佩六国相印的苏秦:“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33;威名远震的飞将军李广:“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34，“故将军饮罢夜归来”35;功盖三分国的卧龙诸葛:“白羽风生貔虎譟”36， “东北看惊诸葛表”37;建北伐大功的桓温:“须作猬毛磔，笔作剑锋长”38;此外还有“一编书是帝王师”的张良39、“不肯过江东”的项羽40、“马革裹尸当自誓”的马援41、 “为苍生起”的谢安42、“直把曹刘压”的羊祜43等等。最明显的例子，是他晚年在镇江任上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首词中就出现孙权、刘裕和廉颇等数位英雄，在对国事的忧心中，渗透出对英雄事业的强烈渴望。故陈廷焯《白雨斋诗话》卷六云: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为郭、李，为岳、韩，变则桓温之流亚。
正因为辛弃疾无比的自信，所以他在词中悲慨地高呼:“不用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44，不断地倾诉自己建天下大功、树千秋伟业的迫切愿望:
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45
东北看惊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把功名、收拾付群侯，如椽笔。46
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47
快上星辰去，名姓动金瓯。48
功业后来看。似江左、风流谢安。49
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50
功名君自许。少日闻鸡舞。51
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52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53
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54
功名饱听儿童说。……万里勒燕然。老人书一编。55
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56
整顿乾坤了。千百岁，从今尽是中书考。57
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58
据笔者统计，仅“功名”一词，在629首词中，就出现34次，而与其意义相关的如“功业”、“勋业”、 “声名”，以及“封侯”、“金印”等字词，则多达120馀次，占全集的五分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比例，可见在辛弃疾心目中，功名意识确实是非常突出的。
有学者认为:“辛弃疾渴望在统一南北的战争中实现自己的抱负，以建立不世之勋，从而实现对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是其南归这个行动的最本质的动力。换句话说，统一南北是其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一种途径或手段。统一国家、消除分裂是外在表现，实现个人价值才是本质。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稼轩词的‘爱国主义’是其外表，或只是其内在精神的一部分，不可抑制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才是其内在最本质的东西。”59笔者以为这话有其合理部分，辛弃疾确实是“把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同消除分裂、统一国家的时代任务紧紧联系在了一起”60，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中，也只有通过登上“要路津”才能实现救世的理想，这就造成了个人的功名意识与社会的救世理想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情况。他曾在带湖闲退时期给韩南涧的寿词《水龙吟》中高唱:“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他的功名事就是“平戎万里”。这种与救国理想结合在一起，并且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的功名意识，是历代报国精英分子的共性，它与沽名钓誉的狭隘功名观有着本质的区别。故而稼轩于词中对沽名钓誉、争名逐利之辈甚为鄙视，如《贺新郎》云:“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夜游宫》云:“有个尖新底。说底话、非名即利。说得口干罪过你。且不罪，俺略起，去洗耳。”《鹧鸪天》云:“名利处，战争多。门前蛮触日干戈。不知更有槐安国，梦觉南柯日未斜。”
不过，报国志向与个人价值之间毕竟还有主次轻重之分。笔者认为，女真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使辛弃疾将不满与仇恨积聚心底，应是他南归的最根本的推动力，由此而激起的社会正义感，是抗暴反虐的救民拯世理想，也即我们常说的爱国主义。而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要建立真正的功业，往往需要以牺牲个人的近利和虚名作为代价。如果仅将此归结为一种“外在的表现”，那就很难解释辛弃疾临终还要大呼“杀贼”数声而逝。笔者以为，爱国主义是由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使命感组成，将功名意识理解为“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使命感”或许更切近杜甫、辛弃疾的心态。
三、“穷年忧黎元”与“县吏垂头民笑语”——仁民爱物之心
由于杜甫遭逢安史之乱，辛弃疾生活在靖康之变后，又亲历了完颜亮的举兵南侵，因此，他们的用世意识，又主要表现在忧国忧民之上。“忧国”涉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问题，笔者另有文论及。此处专论“忧民”。对杜甫而言，大唐王朝中兴，大唐雄风重振的实质，是希望早日消灭叛军，结束战争，使人民安居乐业;在辛弃疾而言，反金兴宋的目的亦是希望收复中原失地，使人民不再受异族侵凌之苦。因此，他们的忧国意识与忧民意识是不可分割的。“致君尧舜”与爱民忧民应是一体之二面，儒者积极用世的目的，固然有自己功名意识的驱动，但又与“民胞物与”61的情怀并不矛盾。儒家思想的一个可贵之处便是其仁民爱物、推己及人的观念:“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杜甫是实践儒家这一思想的典范。他不仅同情与自己一样的寒士，更同情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中痛苦呻吟的广大平民百姓。由于他亲历了战争带来的家乡沦丧、流离失所、贫病交加之苦，推己及人，他深切地体会到了人民的痛苦与愿望，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其诗歌的人民性无庸赘言。而辛弃疾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较之于一般的文学家和词人，更懂得“民为邦之本”的道理，《十论》、《九议》以及其他奏章中处处可见这一阐述。对于金兵南侵带给人民的苦痛，他也时刻关注，如《菩萨蛮》即感叹: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因而在宋代词人中，辛弃疾是最能呼应杜诗忧民之怀的。
杜甫认为:“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62要想救民于水火，首先必须驱除祸国殃民的蟊贼。因此，对于置民于灾难的奸人，他是毫不留情的。他骂贪官污吏:“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63“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64骂执掌兵权的宦官:“关中小儿坏纪纲。”65甚至讽刺最高统治者穷兵黩武带给人民的无穷灾难: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66至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一诗中所揭示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社会上下层生活状况尖锐而深刻的对比，在他其他诗中亦多有表达，如《岁晏行》:“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太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驱竖子摘苍耳》:“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亦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在《伤春五首》中，他指出只有杀掉祸国殃民的蟊贼，国家才有转机:“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在《有感五首》其三中，他反对劳民伤财以迁都洛阳，并揭示了“官逼民反”的道理:“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单复注曰: “盗贼本王臣，即‘抚我则后，虐我则讐’之谓也。”仇兆鳌注云: “岂知国家欲固金汤而新宇宙，实不系乎此。若能行俭德以爱人，则盗贼本吾王臣耳，何必为此迁都之役耶。”杜甫这一见解，与唐朝大将郭子仪在反对朝廷迁都所上章奏中说的“况明明天子，躬俭节用，苟能黜素飡之吏，去冗食之官，抑竖刁、易牙之权，任蘧瑗、史鰌之直，薄征弛力，恤隐迨鳏，委诸相以简贤任能，付老臣以练兵御侮，则黎元自理，寇盗自平”67完全一致，可见杜甫所论天下大事并非“高而不切”，也体现了杜诗独具的以诗为奏的特色。
辛弃疾对“官逼民反”的道理论述得更为透彻。在朝廷调他去湖南平息农民暴动时，他上《论盗贼劄子》给皇帝:“自臣到任之初，见百姓遮道自言嗷嗷困苦之状，臣以谓斯民无所愬，不去为‘盗’将安之乎?”他将按察所得的官逼民反的种种事实一一列举，说明“暴征苛敛不可胜数”，指出讨捕政策的不当:“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而他的弭盗之术就是严厉惩治迫民为“盗”的贪官污吏:“自今贪浊之吏，臣当不畏强御，次第按奏，以竢明宪，庶几荒遐远徼民得更生，盗贼衰息，以助成朝廷胜残去杀之治。”以此获得孝宗“行其所是，勿惮豪强之吏”的批示，将对准所谓农民盗贼的矛头转为指向一大批逼民为盗的贪官污吏，处决了赃官，平息了民怨，安定了社会秩序。通过严惩豪强以安民是辛弃疾一贯坚持的主张，并且屡屡落实在行动上。如在灾荒连年，骚乱不断的江西，上任伊始，即以“闭粜者配，强籴者斩”的严厉措施，抑制了那些囤积居奇的奸商、富户和劫夺民粮的豪强，保证了民食的需要;在福建任上，他不顾豪强反对，削减豪强大地主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力主重划“经界”以平均赋役负担，等等。
杜甫主张地方官吏要关心百姓疾苦，善待百姓。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他曾借一老农的举动表达这一思想:“酒酣夸新尹，畜眼未曾有。……语中多杂乱，说尹终在口。”辛弃疾则不仅在作品中化用杜诗表达自己仁民爱物之心，如《水调歌头·送信守王桂发》:“我辈情钟休问，父老田头说尹，泪落独怜渠。”并且还深切关注农民生活，如《浣溪纱》:“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殷勤谢却甑中尘。”《玉楼春》:“往年巃嵸堂前路，路上人夸通判雨。去年拄杖过瓢泉，县吏垂头民笑语。”在做地方官的任期内，他更是尽自己所能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在“州罹兵烬，井邑凋残”的滁州，他断然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请求南宋政府豁免州民欠交的租赋钱，并决定“凡商旅之过郡，有输于官，令减旧之十七”，使能沟通内外商品流通，繁荣市场; “又陶瓦伐木，贷民以钱，使新其屋”，使百姓安居。因而滁州当年“夏麦大熟，商旅坌集，榷酤之课倍增，流亡复还，民始苏”68。在湖南任上，由于水旱连年，民不聊生，辛弃疾请求动用国库官米招募百姓修筑陂塘，“一则使官米遍及细民，二则兴修水利”，解决了灾后民生问题，恢复发展了农业生产。而且，他不仅关心自己辖区内的百姓，对周边的百姓，也同样尽其所能给以帮助。邻近的信州遭灾，他不顾下属的反对，将运回本州的三分之一的粮食调去信州解燃眉之急。这种行动实际已超越一般的政绩、功名观念，而确是以民为先了。
杜甫的忧民不仅是思想上的认识，而且是融化于自己血液中的愿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热切呼喊，是这种认识和愿望最著名的表达。而辛弃疾在《满江红·呈赵晋臣敷文》中也曾以此来自述胸怀:“老子平生，元自有、金盘华屋。还又要、万间寒士，眼前突兀。”于此，亦可见两人在忧民情怀上的相近相通。
当然，杜甫与辛弃疾两人忧民的性质与程度毕竟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两人虽说都耳闻目睹过民族歧视与压迫的苦难，但杜甫毕竟是亲身经历了这种苦难，他的经历以及在此经历中转换的思想，都使他成为了黎民中的一员，因此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反映他们的苦难，喊出他们的心声。《孟子·离娄下》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体现在老杜身上，就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境界，这境界是辛弃疾未曾达到的。辛弃疾尽管小时生长在沦陷区，但他归宋后始终是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他与人民的苦难“终隔一层”，即使后来给朝廷上书论归正人的处置问题，出发点也多从朝廷的角度考虑。他虽然有宋词中关注农民生活的最多作品，但他的农村词却不似杜甫那样，能看到农村中严重的贫富对立所造成的农民的苦难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杜甫的人民性要远远强过辛弃疾，为什么杜甫可以获得“人民诗人”的桂冠而辛弃疾却只是豪杰之词的原因。不过，杜甫毕竟只是一介寒儒，他的这些为人民的呐喊始终只能是呐喊而已，不可能付诸实践;而辛弃疾却是一方大员，他有权力将为民解忧的措施变成实际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辛弃疾又有杜甫所不能及之处。
总的来说，杜甫和辛弃疾因家世、学养以及人生理想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所以他们的用世思想多有相通之处，儒家致君尧舜的志向、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贯穿了他们的整个人生。辛弃疾因为身处杜甫“诗圣”地位已完全确立、崇杜之风遍行于文坛士林的南宋，所以他不但于文学创作上向杜甫借力，而且在思想方面亦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杜甫的影响。
注释:
① 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② 见缪钺《诗词散论》，开明书店1948年版。
③ 钱鸿瑛《周邦彦研究·序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④ 刘扬忠《辛弃疾词心探微》，齐鲁书社1990年版。
⑤ 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
⑥ 以上均见杜甫《又示宗武》，本文所引杜诗，均据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⑦ 辛弃疾《美芹十论》，见邓广铭辑校审定、辛更儒校注《辛稼轩诗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下引辛弃疾之诗文均出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⑧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⑨ 辛弃疾《阮郎归》(“山前灯火欲黄昏”)，本文所引辛词，均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⑩ 辛弃疾《水龙吟》(“倚栏看碧成朱”)
11 辛弃疾《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
12 辛弃疾《偶作三首》之二，《辛稼轩诗文笺注》。
13 辛弃疾《偶作三首》之一，《辛稼轩诗文笺注》。
14 辛弃疾《偶作三首》之三，《辛稼轩诗文笺注》。
15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16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17 杜甫《可叹》
18 辛弃疾《水调歌头》(“落日古城角”)
19 辛弃疾《婆罗门引·用韵答傅先之》
20 辛弃疾《满江红》(“倦客新丰”)
21 陈贻焮《杜甫评传》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2 见《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23 杜甫《狂歌行，赠四兄》
24 杜甫《西阁二首》
25 杜甫《奉寄别马巴州》
26 杜甫《前出塞九首》
27 杜甫《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28 陆游《东屯高斋记》，《渭南文集》卷十七，四库全书本。
29 辛弃疾《卜算子》(“万里籋浮云”)
30 辛弃疾《水调歌头》(“我亦卜居者”)
31 辛弃疾《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
32 辛弃疾《送别湖南部曲》
33 辛弃疾《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
34 辛弃疾《卜算子》(“千古李将军”)
35 辛弃疾《八声甘州·夜读李广传》)
36 辛弃疾《满江红》(“笳鼓归来”)
37 辛弃疾《满江红》(“蜀道登天”)
38 辛弃疾《水调歌头》(“高马勿捶面”)
39 辛弃疾《木兰花慢》(“汉中开汉业”)
40 辛弃疾《浪淘沙·赋虞美人草》
41 辛弃疾《满江红》(“汉水东流”)
42 辛弃疾《水龙吟》(“老来曾识渊明”)
43 辛弃疾《六么令》(“酒群花队”)
44 辛弃疾《满江红》(“倦客新丰”)
45 辛弃疾《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
46 辛弃疾《满江红》(“蜀道登天”)
47 辛弃疾《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
48 辛弃疾《水调歌头》(“上古八千岁”)
49 辛弃疾《太常引·寿韩南涧尚书》
50 辛弃疾《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
51 辛弃疾《菩萨蛮》(“旌旗依旧长亭路”)
52 辛弃疾《破阵子》(“掷地刘郎玉斗”)
53 辛弃疾《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54 辛弃疾《水调歌头》(“落日古城角”)
55 辛弃疾《菩萨蛮》(“功名饱听儿童说”)
56 辛弃疾《水调歌头》(“客子久不到”)
57 辛弃疾《千秋岁》(“塞垣秋草”)
58 辛弃疾《满江红》(“笳鼓归来”)
59 60 杨新民《英雄失路的悲歌》，《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61 见北宋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民为同胞，物为同类，泛指爱人和一切物类。
62 杜甫《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
63 杜甫《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韵》)
64 杜甫《三绝句》其一
65 杜甫《忆昔二首》其一
66 杜甫《兵车行》
67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郭子仪传》，
68 周孚《滁州奠枕楼记》，《蠹斋铅刀编》卷二十三，四库全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