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舒艺
作者：张舒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610064。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杜甫研究迎来新高潮，各类研究逐步系统化，成果斐然。诸如杜集、杜注等大量相关文献的整理研究，从时代、家族与生平、思想等多重视角对杜甫形象的不断丰富，杜诗学的学术热点建构，杜诗艺术的多角度深入剖析，地域研究在各地对地域文化的重视之下愈发如火如荼，域外研究于国际交流日益密切的背景之下亦有很大开拓，等等。2018年杜甫研究基本沿着近年来的研究思路，以文献史料与杜诗艺术为主，在诸多论题上均取得了新进展。本文拟将该年度研究大致分为文献史料、语言艺术、接受研究、地域文化、思想研究、域外研究6类，梳理其成果，为今后的杜甫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一、文献史料
2018年杜甫相关的文献史料研究大致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杜集、杜注等的杜诗学研究，二是围绕杜甫生平及亲族的讨论。对杜集、杜注等的研究与2017年度相较，论著略少、涉及时代与注本更多，但仍主要集中在宋、清两代杜诗学研究上，兼及元明和近现代。宋代注杜有千家之盛，出现诸多重要的杜诗注本，如《九家集注杜诗》《杜工部草堂诗笺》《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等，故宋代杜诗学着重注本研究。张宏《成都杜甫草堂三部宋版杜集收藏考论》(《杜甫研究学刊》04期)对宋刻孤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宋刻残本《杜工部草堂诗笺》(残存26-50卷)与《杜工部草堂诗笺》(残存1-22卷)三部宋版杜集各代递藏，尤其是入藏草堂的情况进行了逐一考略，在杜集流传、杜集版本研究、杜甫文化传播等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由墨林《杜诗黄希注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肯定了《黄氏补注杜诗》中黄希注在文献保存等方面的重要价值。自元以下，则以研究各家的杜诗评点等为众，涉及文献较多。如汪欣欣《颜廷榘〈杜律意笺〉考辨》(《图书馆论坛》05期)对明人颜廷榘的杜甫律诗集评本展开版本及著录考辨，并考察其所辑朱运昌及颜廷榘评语、元明评点中的6家以及《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中宋代7家评点。清代研究中，曾绍皇继续他对清代杜诗未刊评点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其《稀见清代杜诗手批稿钞本提要试稿十种》(《中国文学研究》04期)强调稀见杜诗批点本重要的杜诗学和文学批评史价值。其余还涉及汪灏《知本堂读杜诗》、洪舫《苦竹轩杜诗评律》、金圣叹《杜诗解》、乔亿《杜诗义法》以及王士禛的杜诗批评等研究。同时，选本考察与杜诗经典化关系甚深，亦是研究杜诗接受史的重要途径，如丁放《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以唐代至明代唐诗选本为例》(《文史哲》03期)。郝润华、王燕飞《杜诗排行榜及其传播与接受——基于对20世纪以来杜诗选本的考察》(《杜甫研究学刊》02期)考察20世纪以来产生的杜诗选本,阐明今人对杜诗的接受以及杜诗经典化的现代历程,并与唐诗排行榜以及日本的现当代杜诗选本比较,考察各自的选诗立场以及对杜诗审美的不同认识。
有关杜甫生平的考论，大时代与大家族是两个重要视点。综观本年度相关文章，杜甫与其时代之紧密联系体现得愈发明显。研究者从更开阔的视野、更精微的视角对杜甫生平展开讨论，涉及杜甫所经历的历史事件、行迹与心境、生长环境等问题，为我们了解杜甫其人其作提供了多维背景。查屏球《微臣、人父与诗人——安史之乱初杜甫行迹考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2期)对杜甫是否因“为贼所得”而久困长安、是被排挤出肃宗朝还是思家心切的两个问题进行考辨,得出爱国主义诗人形象之下隐藏着“一个微臣、一个人父在动乱年代备受煎熬的内心世界”，为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杜甫提供了重要参考。由松原朗主编的论文集《杜甫と玄宗皇帝の时代》(勉诚出版)在文学视角基础上，结合历史、政治、思想、美术等时代背景解读杜甫的半生，探讨杜甫出身地洛阳、时代名花杨贵妃、唐的对外政策、杜甫的仕途、杜甫文学的传统与革新、杜甫的交游6个论题，更丰满地呈现杜甫形象，回溯杜甫作品中留存的太平盛世记忆，以还原一个较完整的唐玄宗时代。
在与杜甫家族相关的研究中，除亲族事迹考辨外，杜甫其人与其家族之间方方面面的联系亦受到重视，为世人构筑出杜甫生长的家族背景，使其形象更加鲜活可触。胡可先《杜甫的家世、家学与家风》(《杜甫研究学刊》04期)见出杜甫家世显赫、家风优良、家学深厚，并阐明杜甫于其家族的传承与超越。关于杜甫亲族的考辨研究则有孙微《杜审言佚文〈王绍文墓志铭并序〉考释》(《杜甫研究学刊》02期)与《杜甫之子杜宗武事迹新考——以任华〈送杜正字暂赴江陵拜觐叔父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文学研究》01期)等。
二、语言艺术
2018年围绕作品语言艺术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大，除具体篇目与整体艺术研究外，其余多不可避免地涉及作品分类，如按题材内容或诗体分类展开论述。首先，从具体篇目入手者颇多，大致可分为考证与解读两个研究角度。作品考证角度的文章，或推敲字句释义、或考辨异文、或辨正诗题系年，如魏耕原《杜诗公案“恰恰”再解》(《杜甫研究学刊》01期)梳理历代文人学者对杜诗“恰恰”的解释凡8义，细考唐宋诗用法与杜诗对偶结构等，认为应释为“处处”；具体作品解读或与历史、文学史、思想史结合，或从作品出发以阐发杜甫之情感，或对作品展开艺术解读，探讨其风格、手法、意象、意蕴等，不一而足。其次，是将杜甫作品视为一个相对整体，研究其所呈现的文化接受与传承、风格特征、审美倾向、诗歌技法等。李诚《屈原与杜甫——关于文化与文学传承的思考》(《杜甫研究学刊》03期)从杜诗旧注、杜诗本身、杜甫自身讨论了杜甫对屈原的继承，认为杜甫在诗歌写作上确实曾向屈骚学习，但未超出向汉魏六朝诸多诗人学习的范围；在人格方面，杜甫对屈原则未尝予以高度评价。孟祥娟《论杜甫对神话的接受与运用》(《天中学刊》05期)认为杜诗神话意象运用具有相对集中性，意象选择具有明确指向性，且杜甫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对神话传说持理性批判的接受态度。谢文君《杜甫自称词的雅俗之变——略论杜甫雅言词的继承与发展》(《杜甫研究学刊》03期)指出杜甫是第一个大量运用第一人称代词，并开创性地使用名、字、号等社会性称谓的诗人。不仅显示杜甫对自我身份的多重认识与建构自我形象的充分自觉，其适用场合的审慎之选、情感色彩的庄谐之变，也体现了杜甫对雅言传统的继承与突破。蒋寅《杜甫与中国诗歌美学的“老”境》(《文学评论》01期)从杜甫的诗歌批评、生命体验到美学趣味、诗歌创作谈论杜甫“老”的诗歌美学，并在后世发展成为富有民族特色且与传统审美理想关系密切的美学概念。
再次，杜甫的作品海涵地负、数量惊人，故将他的作品分门别类后展开的研究亦不在少数，2018年的杜甫诗作分类研究大致有按诗歌内容分类与按诗体分类两个角度。按内容分类，则有题画诗、代书诗、饮食题材诗、农业题材诗等研究。吴企明《开一代风气的杜甫题画诗》(《古典文学知识》01期)分杜甫题画诗为三类，指出其五大审美特征，即喜用歌行体、不粘煞画面发论、赞画兼赞画家、使笔如画句句着画和以画法为诗法。陈冠明《论杜甫代书诗的推陈出新》(《杜甫研究学刊》02期)认为杜甫代书诗在“代书”“以诗代书”的制题模式、诗体、韵律上颠覆此前及同时的代书诗，转益多师、突破藩篱、推陈出新，并指出杜甫代书诗相对其他诗歌内容而言似有较大研究空间。高正伟《杜甫涉酒诗文辑录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按时间顺序梳理杜甫涉酒诗文，为每首诗写解题、作注，分析其写作时间、地点、所反映的杜甫心境以及所涉及的人、事等方面，了解其所体现的杜甫心路历程。
2018年杜甫诗歌分体研究仍以律诗为主，涉及结构技法、情感表达等，而着重考虑杜律之“变”。格律诗是最具严格限制的诗歌体式，杜甫律诗成就非凡，在受到较大限制的情况之下极尽变化之能事，颇具研究空间与价值。莫砺锋《文学史视野中的杜甫排律》(《文学遗产》01期)阐明杜甫排律的创作阶段、题材艺术上的成就及后人评价，指出杜甫排律在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高峰地位。孙立尧《杜甫七律语序阐微》(《文学遗产》04期)指出，杜甫七律的语序句法变化在“倒装”之外，还涉及“句首词”“插入语”与“关系位”等的影响，讨论“奇格”“多义性”的生成与效用，深化了对杜诗语序特征的理解。杜甫吴体诗亦是本年度值得注意的论题，党学谦《吴体诗:杜甫提供的又一种七律范本》(《中国韵文学刊》01期)与葛景春《吴体是杜甫所创的新体古诗》(《杜甫研究学刊》02期)均讨论了吴体诗的诗体概念，肯定其在平仄、声律、对仗等方面与七律存在较大差异。但前者认为“吴体七律”乃句拗而非体拗、仍保持七律最基本的4条格律，故吴体仍是七律；后者则认为吴体不符合律诗的平仄声律，即应判定非七律变体，而是杜甫“自为音节”形似七律的新体古诗。除此之外，尚有杜甫乐府、歌行等的研究，如吴淑玲、韩成武《杜甫乐府诗的叙事风貌及其转型价值》(《南都学刊》02期)与《杜甫乐府诗的体类特征》(《南都学刊》05期)，魏耕原《杜甫歌行大篇结构论》(《齐鲁学刊》02期)等。
最后，比较研究由于涉及意象、风格、价值等因素，亦可视为语言艺术研究之一部分。在围绕杜甫的比较研究之中，既有如“李杜优劣论”一般历史悠久的论题的继续研究，又有另辟蹊径，将诗与词相比的超越文体的研究，提取同一意象或选取同一题材诗歌横向比较的研究等。罗晨《民国文学史著作中的“李杜优劣论”——以曾毅〈中国文学史〉中“李杜优劣论”为中心》(《杜甫研究学刊》02期)对民国文学史著作中涉及“李杜优劣论”的书写进行评价，指出最富独创性、合理性的一种，并对其他书写各自的得失予以点评。
三、接受研究
杜甫作为文学史上的高峰之一，他的诗歌、人格、行迹等均对后世有着无比深远的影响，在文学史上逐渐形成一个经典的杜甫形象。本年度的杜甫接受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宋元两代，兼有唐代、明代乃至当代。刘晓凤《宋代文人的杜诗书写——以苏轼为中心》(《杜甫研究学刊》04期)指出宋代书写杜甫诗歌的社会风尚，并着重分析苏轼的情况。此外，相关研究还涉及宋元两代中的王十朋、王禹偁、张养浩、郝经等对杜甫的接受。围绕着杜甫文学史形象与地位，刘跃进《文学史为什么选择杜甫》(《杜甫研究学刊》01期)结合杜甫生平论其创作，总结其文学思想、历史价值，以观文学史选择杜甫的原因。四、地域文化
杜甫一生行迹坎坷，遍历名山大川，而他在不同的地域所呈现的创作面貌亦有所不同，由此生发了十分兴盛的地域研究。2018年度的地域研究或考证某一具体地点与杜甫行迹，或探讨地域独特的地理文化等因素在杜诗中的呈现，也有地域文化对杜甫的接受等。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与巴蜀相关，巴蜀间又以夔州时期的研究为最，草堂时期次之。如王猛《杜甫夔州诗中的“空间”抒写》(《杜甫研究学刊》03期)结合地理空间与人文意蕴探讨杜甫夔州诗的空间抒写，孙启祥《杜甫〈夔州歌〉中“百牢关”地理位置考述》(《杜甫研究学刊》03期)和鹿政《杜甫“赤甲宅”问题探究》(《山东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3期)考述“百牢关”“赤甲宅”。同时，还有关于陇右诗与湖湘诗的文章，如刘跃进主编的《杜甫与秦陇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绍皇《〈凿石浦志〉:杜甫湖湘诗地域研究的重要史料》(《杜甫研究学刊》02期)。除此之外，王超《西安杜公祠兴衰考——兼论杜甫祭祀形象的演变》(《杜甫研究学刊》04期)通过考证西安杜公祠文献、历史兴衰等，探究杜甫“乡贤”“诗圣”及“国士”三重文化形象在祠堂祭祀活动中的演变历程，亦为地域研究之组成部分。五、思想研究
2018年有关杜甫思想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佛教思想、文艺思想与政治思想，其中杜甫佛教思想的论题最为研究者们所重视。刘雯《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综述》(《杜甫研究学刊》03期)指出近70年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杜甫宗派信仰的考证与佛教诗歌解读，部分存在过度阐释的问题，同时对历代杜注中的佛教内容有所忽略。杜甫的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诗学方面，张红《杜甫与中国诗法理论——从杜甫“法自儒家有”说起》(《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2期)强调杜甫《偶题》一诗在诗法理论上的价值，将其与诗歌形式传统乃至儒家的礼乐法度相联系，可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其政治思想中爱国主义首当其冲，有关仕途与政治命运者亦有论及。如杜晓勤《杜甫的政治悲剧及其文化史意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2期)、刘静静《杜甫爱国主义思想及当代启示研究》(河北大学硕士论文)。六、域外研究
域外研究包括域外接受研究与译介研究两大类。域外接受基本不超出汉文化圈的范围，涉及朝鲜、日本乃至越南等，如陈志圣《朝鲜李民宬对杜诗的接受》(《杜甫研究学刊》04期)。译介研究以英语为主，兼及日语、法语等语种，包括翻译比较、情景重构、格律注释等方面。英译研究有张臻、刘军平《杜甫诗“三吏三别”英译补偿的四个维度》(《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01期)、杨云《评价理论态度系统下杜甫诗歌英译对比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等。其中，研究者对宇文所安英译表现出较大兴趣，论著若干，如文军、葛玉芳《宇文所安英译〈杜甫诗〉注释研究》(《民族翻译》03期)等。其他语种的译介研究如佐藤正光《杜甫の诗における異読の考察》(《学芸国语国文学》50巻)、周睿《郁白〈杜甫诗全集〉法文版译介平议》(《杜甫研究学刊》04期)等。七、小结
杜甫研究作为经典研究领域之一，历来不乏优秀论著，与此同时，可能也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方面。首先，大量围绕杜甫的文献资料有待整理研究，尤其是杜注、杜笺、手稿、诗话等的研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历代杜甫研究的认识，进而完善杜诗学体系。其次，杜甫研究百代不衰，重复性研究或人云亦云的现象亦较为显著，特别是杜诗艺术方面更需要运用新的研究角度与方法，突破传统框架与刻板印象的藩篱，有所创新。最后，研究者可以充分利用日益活跃的海内外交流环境，乃至于超越文化圈限制，拓展域外杜学研究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