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軍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我们要奋发图强以雪耻”
1946年，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获得了一个法官名额，国民政府选中了梅汝璈。
国民政府决定选派梅汝璈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不仅是因为他对英美法系的精通，更是因为他深厚的家国情怀。
梅汝璈是当时中国最出色的法学家之一。1904年，他出生于江西南昌。12岁进入清华学校，20岁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学校毕业，远赴美国，24岁就取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1929年他回到中国，任教于山西大学法学院。
梅汝璈接受的是西方正统的法学教育，他没有像有些学者那样一味鼓吹欧美。他曾严肃地告诫自己的学生：“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系，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奋发图强以雪耻。”
决意用法律为自己的国家取得迟到的正义
1946年3月，梅汝璈抵达东京，准备作为战胜国的法官之一参与东京审判。3月29日，在东京的街头，他偶遇了顾毓琇。
顾毓琇是一位学贯中西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郑重地赠送了一把宝剑给海汝璈，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
按理说，日本法西斯的兽行令人发指，给那些日本战犯应有的惩罚应该是很顺利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列席审判的11个战胜国中，一些国家的本土并没有遭受日军的侵略和屠杀，因此对日本战犯的罪行没有清醒的认识，态度也显得暧昧不清。美军的统帅麦克阿瑟，对日本更是有偏袒之意。
刀不砍在自己身上，是永远不知道痛的。国家之间，亦是如此。对一些置身事外的外国法官而言，中国人的命，似乎没有那么重要。印度法官巴尔甚至要求宽恕所有战犯，全部无罪释放。
不遗余力地将松井石根、东条英机等7名日本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开庭之前的座次问题令人愤怒。1946年5月初，各国法官召开预备会议，对法官的座次问题进行讨论。担任审判长的是澳大利亚法官卫勃，他想让与自己关系较好的英美两国法官坐在身边，于是将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
梅汝璈当即提出抗议：“我拒绝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安排。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中国受侵略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而英国却一味地忍受和投降，中国绝不能接受排在英国之后，我认为中国政府也不会同意被安排在英国之后！”
梅汝璈寸步不让，不惜脱下了法袍，以退出谈判表示抗议。在经过各国法官的表决之后，法官座次按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
在审判中，梅汝璈强烈要求对日本天皇裕仁进行审判，却被麦克阿瑟以《波茨坦公告》为借口拒绝。其他国家的法官对战犯的死刑问题也多有争议。梅汝璈明白，只有铁证如山才能说服这些法官。他和助手几乎是不眠不休，夜以继日地整理日军残害中国人的证据。他告诉助手：“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两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唯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在梅汝璈和助手的努力下，最后法官投票，以6：5的微弱优势将松井石根、东条英机等7名日本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梅汝璈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责任编辑：王文彩;参考资料：《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6月1日;作者：何明、罗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