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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毫无疑问，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政治有着强大的积极的反作用；另一方面，因为官方倡导鼓励，传统儒学逐渐成为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随之而来的是儒学对权力运作的影响与改变。儒学一直是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礼”，即通过礼仪来规范社会生活。从这一角度正很好的解释了为何儒学被称作“礼教”，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即以礼治国，这一主张在汉代以后一直主导着中国社会。同时自汉确立的儒学的“官学”身份且过去两千年中部分借助于这种身份而对中国社会发展及民族精神积淀产生了极其深刻的整体性影响，其内在的复杂性和与中国社会之间的联系值得我们研究。
儒学自产生以来，就作为一种思想和政治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它在自身的发展和演变中又逐渐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成为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每个王朝建立之初几乎都要解决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中国古代王朝的合法性建设直到汉朝时才有大的起色，大一统理论于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正式形成，重点强调君权受于天，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皇权经由“天意”的授予，刘氏王朝就有了存在的合法性，汉武帝时多次封禅，与这就不无关系。西汉王朝吸取秦王朝悲剧崩溃的历史教训，摒弃法家暴力手段而采用新儒学来进行思想大一统的方式让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至此，中国儒家思想所建构的政权合法性已经不只是一个理论范畴，更参与了体制建设。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不可避免的是儒学的制度化，儒家的用人原则指导着官吏的选拔，用儒家道德标准解决法律问题，总而言之，儒家思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可见，儒学不仅有着自己的外在存在形式，更可以内化于国家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等更具刚性的国家机器制度结构中，彰显以儒学为中心的皇权专制文化的整体性和皇权体制各个结构部分间的内在关联。一个理论成为国家体制的合法性论证工具、并据此与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结构结合、嵌入。
一般认为，古代皇权专制呈现出加强趋势，并在清雍正时期达到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顶峰，但其实该观点有些违背实际情况。“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儒学价值观由礼仪而成为制度化的存在，使得价值观因此而落细落小落实。所谓落细，是因为礼仪渗透于日常生活细节中；所谓落小，是因为礼仪覆盖了每个社会成员和每个社会角色；所谓落实，是因为礼仪具有规范人们行为的操作性。”[1]儒学统治地位涵盖范围甚至包括皇帝，如宋明两朝士大夫对皇权就有着明显的限制作用。宋朝时甚至达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地步，士大夫正是儒学所物化的形态，为皇权套上了枷锁，与皇权处于一种制衡的状态，从整个过程来看，皇权虽然与儒家展开斗争，但始终也没跳出这个框架。
一般而言,我们今天所谓的“伦理”,其实与“道德”往往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即无论是“伦理”,还是“道德”,“都是指群居生活中人们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和习惯,以及由于这种遵循所形成的德性或品质。”[2]以明朝为例，黄仁宇教授在《万历十五年》中说道：“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3]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想让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成为太子，遭到朝廷上下一致反对，“国本之争”僵持了十年之久，最终以皇帝屈服而告终，皇帝的一己之力根本就无法撼动由来已久的道德传统。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道德成为约束人的主要手段。文官集团看上去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却是权力的源泉，他们占据伦理道德的最高点，拥有对道德的诠释权，对皇帝做出任何违反“传统”的事处处指责，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皇帝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让他做符合规矩的事。所有的行为准则都是由儒家意识形态所衍生出的一整套体系，它以思想行动上的一致保证整个体制可以运行，又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保证社会的不乱套。
儒学的制度化一直到清末才遭到破坏，“随着中国现代化过程而产生的制度变革，使得原来与传统制度融为一体的制度化的儒家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体制性支持，特别是科举制的废除，使得儒家的传播、儒家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被割断，进而造成了儒家‘魂不附体’的状况”。[4]知识分子失去精神支柱，皇权面对的是一切待新的各种制度，科举制的废除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社会冲击可见一斑。
综上，对儒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皇权文化的本质，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透视中国古代社会的视角。儒学制度化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兴衰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儒学制度化的两面性，对我们今天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有着借鉴意义，同时对儒学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对今天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参考文献：
[1]陈卫平.儒学制度化的得失[N].光明日报,2015-07-06.
[2]张传有.伦理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三联书店,2003.
[4]干春松.儒家的制度化重建:康有为和孔教会[A].制度儒学[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