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别

文／戴 军 图／刘程民

　　最好的告别

　　文／戴 军 图／刘程民

　　

　　我的父亲是一个苦孩子，从小父母双亡，13岁时一个人到上海闯荡。后来他进了工厂，扫了盲，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慢慢地，他从一个炼钢工人升到了技术员。我母亲是个小学老师，家里有两个男孩子，日子算不上小康，但至少温饱不愁。

　　父亲是个容易满足的人，而母亲却是个非常有挑战精神的女性。那时候，母亲辞去了工作，下海到外地的私营厂去跑营销，非常辛苦，一周才回来一次。那段日子，母亲为了应酬，学会了喝酒，学会了抽烟。

　　我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在课余时间也跟人到处跑，挣点钱来贴补家用。那天，我得到一个消息，有个演出小分队需要一个装卸舞台的小工，同时还可以在开场的时候上台跳个舞。我兴奋得不行，跟父亲说我明天早晨就要走。

　　父亲说：“你向学校请假了吗？”我说：“你帮我请吧。”父亲说：“你母亲明天中午回来，你等她一下吧。”我说：“中午的火车，我等不及了，明早你用自行车带我去车站吧。”

　　当时，我们住在闵行，远没有现在这么繁华，那里就是个都市里的村庄，去上海还要坐长途车。父亲骑着自行车，我背着包坐在他身后。早晨6点多，路边已经有卖早点和锻炼的人了。

　　离车站还有一公里路时，车胎爆了。我跳下后座就往车站跑，一边跑还一边埋怨。父亲推着车在后面追我，我们就这样冲到了长途汽车站。那时是20分钟一班车，正好有一班发车，我迅速地跳了上去，车门就在我的身后关上了。我看到站台上的父亲在说着什么，可是，我什么都听不见。

　　我低下头去拿钱买票，这一低头……竟然就是一辈子啊！

　　父亲就在第二天下午因脑溢血去世了，走的时候很安详，没有留下一句话。当时，我跟着大篷车队在流浪，第四天，上海的朋友们才辗转在徐州的一个煤矿找到了我。回到上海，正好是第七天，赶上了父亲的追悼会。

　　之后很长很长的时间，我都合不上眼。每次闭上眼睛，车站的画面就出现在眼前：一个大男孩冲上车，低头找钱，连手都没有挥一下；而车站上，一个中年人推着车，极力地想说些什么，可是，我听不见，听不见……

　　生命中有最好的告别吗？其实没有，不管是什么样的告别都伴随着疼痛。告别伤病，我们要经历很多疼痛；告别烂桃花，我们要遭遇很多疼痛；告别离去的亲人，更是撕心裂肺的疼痛。

　　可是，这些我们都不能避免，我们只能对自己说：曾经，这些很爱我们的人，他们陪伴我们的时间已经够久了，他们要去另一个地方，那里有我们更多的亲人，他们在那里团聚了。

　　总有一天，我们也要去那个地方，那里有那么多我们熟悉的和爱我们的亲人。

　　（苏雨辰摘自《北京消费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