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妮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十余年间，小说界出现了大量的反映社会教育问题的现实题材小说，这已然成为一种小说写作浪潮，且愈来愈汹涌，小说数量愈来愈多。创作主体标举“为人生”的文学旗帜，把关注的焦点投射向教育界，暴露教育界阴暗面，反思现行教育体制内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我们不妨把此类型小说称之为“教育反思小说”。
一
关于“教育反思小说”的概念，一直以来还没有被文学史给予清晰的厘定。笔者认为，“教育反思小说”是指以教育界的人物、事件为话语介质，揭示教育界黑幕，暴露教育界某些病象以及知识分子的异化，并引起读者与社会大众关注与思考的小说。这一小说脉系可追溯至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取得较高知名度的“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叶绍钧。叶绍钧几乎三分之二的小说的主题是暴露旧中国教育界黑暗的内幕，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整个中国旧社会。《校长》《潘先生在难中》等作品的出现，使得他成为在新文学初期全方位、深刻描写教育界生态的第一人。
1930年代，京派最富代表性的作家沈从文承继了“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观念和鲁迅“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改造国民灵魂的文学传统，秉持现代意义上的人性立场与文学化精神，他写了一组展现病态世界的都市题材作品，《八骏图》可以被视为这类作品的代表。文本以犀利辛辣的讽刺之笔画出了八位教授的灵魂。沈从文从人性异化与残缺的角度剖析了高等教育界部分人的精神的空虚和道德的沦陷，并对照病象、探索病因，鞭笞了这些“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①的文化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
《围城》可被视为新文学时期“教育反思小说“的扛鼎之作。《围城》以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于“围城”中找不到任何出路的困兵方鸿渐的生命历程结构全书，幽默而辛辣地讽刺了旧中国高等教育界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的生活。于荒诞中探索人性隐秘，在黑暗中烛照人性卑微，钱钟书借《围城》对人类存在进行了一次形象性的哲学剖析，表达了对处于“围城”状态的知识分子生存与精神状态的忧思，揭示出在现代文明重压下的知识分子无所出入的人生困境。作者通过方鸿渐这个看似可笑的“多余人”的生命历程，剥开了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神秘面纱，解构了现代思想启蒙精英的固有形象。
由于中国文学在1949年以后的近三十年里受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因而，人生写实派作家在这一时期更多关注的是农村、历史、工业等其它现实题材，教育、知识分子题材是较为敏感的一个领域，大多没有好下场，因而创作主体很少涉及。
新时期，伴随着各种文学创作潮流的出现，作家们关注现实，摹写现实，于是反映各类社会问题的小说出现了强劲的发展态势，作为社会问题小说的一种，“教育反思小说”的主题、题材和领域在新的历史时期被无限地放大和落实。
众多“教育反思小说”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邱华栋的《教授》，老悟（廖四平）的反映教育问题“三部曲”：《招生办主任》、《教授变形记》、《大学校长》，李劼的《丽娃河》，史生荣的《所谓教授》、《所谓大学》与《教授不教书》，张者的《桃花》、《桃李》，叶开的《三人行》，阎连柯的《风雅颂》，岳东西的《教育局长》，丁一的《海之角》，纪华文（傅瑛）的《角力》，简孙的《一个大学女教师的手记》，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南翔的《博士点》、《博士后》、《大学轶事》，葛红兵的《沙床》，阎真的《沧浪之水》，梁晓声的《贵人》，曹征路的《南方麻雀》、《大学诗》，孙浩的《冬暖夏寒》、《重点高中》，石盛丰的《教授横飞》等，在这些作品中，长篇小说数量多，以高等学校为视角的作品多。
这些小说对教育界真实现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摹，对知识者的生存与精神状态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绘，具备深刻的精神向度和沉重的批判现实的力量。
二
当下“教育反思小说”在主题、人性等方面有所掘进，显示出这类题材小说已经成熟且具备一定的深度。主题的深度是丈量小说深度的主要向度，当下“教育反思小说”的核心主题话语是“暴露”。揭露内幕，暴露丑行是当下“教育反思小说”的主要构成方式。“贪图物质，试图即刻满足世俗的贪欲，是现代人的特性。”②“教育反思小说”强有力的暴露了现代文明背景下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人性的异化，鞭挞了知识分子道德观的虚伪性，反思了当下部分知识分子畸形人格形成的原因，具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味。
叶开的《三人行》以某高校的背景，通过大学教师梅子川与两个女研究生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写出当代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生存与精神实况，暴露了教育界存在的腐败与堕落。《教授变形记》是“教育反思小说”暴露教育问题的杰构。在卡夫卡那里，人变形为甲壳虫，在廖四平笔下，人变形为“兽”。小说起始援引徐志摩《人变兽》里的一句：“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可谓意旨深远。小说的封面赫然八个大字：“揭示大学教授真相”，作家身兼作家与大学教授的双重身份，以一个“场”内人的角色描述了某大学人文社科部主任皇甫钟贤丑恶的灵魂，他不学无术，拉帮结派，一味地追求女色，上自教师，下至学生都是他的猎物，女主人公杨丽芬屡次强烈反抗他的威逼利诱。强暴不成，皇甫钟贤则对其进行打击报复，最终在一次被强行施暴过程中，杨丽芬奋然咬掉了他的舌头。作品写高等教育界人和事，让读者读来有些发怵，惊心于所看到的教育界的原生态真实。
人性的深度，也是小说深度的衡量标准。沈从文先生曾多次宣称自己创作的希腊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他有言：“一部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③。当下“教育反思小说”的创作主体大都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剖析和审视人性，抨击被物的冲击而异化了的人性，大胆地揭示现行教育体制内教育者人性的卑微：自私、贪婪、伪善、心机、倾轧、狡诈与无耻。
《所谓教授》被评为2004年中国十大文学图书，小说以西北地区某农业大学兽医系副教授刘安定为主人公，在面对金钱、地位、名誉、爱情等问题时，刘安定艰难地选择，最终人性沦陷，精神家园坍塌，道德底线一步步滑落，陷入了追求权力、物质、女色的欲望怪圈，从一个曾经认真敬业的大学教师蜕变为一个欲望膨胀，人格消弭的堕落者。作家对刘安定这个典型形象人性挖掘的深度体现在不仅书写其人性向恶的一面，更表现了人性向善的一面。向善是人类美好人性的体现，这是由人的本质决定的，但由于受客观外物的影响，以及人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的龃龉，人在满足自身各种需要的过程中经常会表现出向恶的一面。小说写刘安定原本正直敬业，但慢慢地被低级欲望所缠绕，加入到了腐败与堕落的浊流之中。但在作品第三十六章，刘安定准备与善良的妻子，自己恩师的女儿宋小雅离婚，与情妇何秋思结婚。宋小雅倍受打击后离家出走，流浪中遭恶人强暴后精神错乱，他良心发现，决定再不和妻子分开。文本末局这样写道：“他明白，一切都像这场梦，梦醒了，也就梦碎了，一切都是虚无。”主人公在堕落沦陷之后不能摆脱精神上的折磨和压迫，向善的焦燥与贪恶的苦闷之间始终进行着紧张而持久的博弈。《风雅颂》在剖析人性方面也相当有力度，主人公杨科身为高级知识分子，却在生存困境面前丧失了勇气，无力反抗种种现实的不平。杨科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充分说明在一个人性扭曲的环境里，正常被视为反常，最终被反常化，小说通过杨科的悲凉人生揭示了在生存危机中人性的扭曲与异化。
当然，创作主体对于生活的感受，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生活的深度也是小说深度的评估标准。当下的“教育反思小说”以高等学校为视角的作品数量众多，几乎占到九成，描写初、中等学校的作品凤毛麟角。在探究创作主体的身份时，我们会发现作家们大多是身处高校的教师，身兼教师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如格非、葛红兵、李劼、史生荣、老悟、石盛丰、南翔等作家，他们写作的对象是自己谙熟的生活场，渗入作品的是自身作为亲历教育者的独特感知。正因为是如此，读者才有理由相信他们写的是教育的原生态。
三
“教育反思小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十余年间大量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创作主体坚定的现实立场。说到现实主义，新文学第一代作家有着筚路蓝缕之功，我国文学自“五四”时代鲁迅们就已经形成了关注现实、关注人生，与时代主潮共生共荣的现实主义传统，新时期，作家们再一次自觉地逼近现实，用文本指涉现实生活，关注描写对象（教育界）生存态势，揭示群体的精神疾患。
其次，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异化引起了全社会包括作家群体的广泛关注并诉诸于自身的创作实践。物的发达势必会带来人的贬值，90年代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伴随出现的就是物欲高扬，人心浮躁，精神被物化，人被异化的现象，作为立在思想文化最前沿的启蒙精英，部分教育界知识分子被异化。“知识分子的异化让人触目惊心，知识分子被政治、商业、金钱、意识形态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惨烈现象会将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推向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黑暗情境。”④面对物质、金钱、名誉和地位时乱了方寸，丧失了人格操守，主体精神在现实欲望面前变得不堪一击，不再保有独立人格和落拓不羁的个性和肩负时代使命的积极向上、自主乐观的精神品格。
再者，现代高等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人和塑造人，大众心目中的教育界应该是一方净土，教育的本质是塑造人的品质和灵魂。但现行教育体制内还存在一些缺失，尤其是号称象牙之塔的高等学府官文化盛行。教育界若官场化就会引发潜隐在其背后的教育腐败问题。如今这被称为是“最后一片没有被曝光的领土”⑤象牙之塔上的神秘面纱因为如此众多的“教育反思小说”的出现而被缓缓的揭开。这类文本中作者向受众传递的关于教育界的信息是不再神圣与光洁，而是充斥着欲望和腐败。相对于“歌颂”，“暴露”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较多的教育反思题材小说一经出版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轰动效应，读者趋之若鹜，争相购买阅读，受众的需求使得创作主体也趋之若鹜，络绎不绝地选择创作此类题材小说，这恐怕也是“教育反思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
论及“教育反思小说”的功能与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育“教育者”，呼唤教育者重新找回一种源于清洁的精神。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站在最前沿的启蒙精英。“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专司思考的部分，……他们往往能起到引领整个民族走向自觉的先锋和桥梁作用，因此，由他们扮演世纪文学反思的主角是必然的。”⑥“教育反思小说”解构了启蒙精英知识分子的神圣形象，如手术刀一般直接深入到知识分子群体的病灶，它们存在的意义非凡，定会引起教育界和社会各界对教育界出现的问题的重视，唤起知识分子对自身人文精神的寻回与道德体系的再建，阻遏知识分子流于世俗和庸懦。
第二，让大众更多地了解教育界“孔雀之屏”背后的实况，提起各方的关注与反思，惩治教育腐败，促进教育改革。《教授变形记》这部小说的最后，恶人被查处，杨丽芬默默地为锦海大学祈祷：“锦海大学，你也该改改了。但愿这个世界不再如此丑陋。只要在大学播下真理的种子，它们自然就能生长。”的确，现行教育体制内是存在一些痼疾，只要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并治疗，还是可以剔除的。“暴露”贵在可以挽救风气，“反思”虽是反顾和回望过去，审视现在，但其指归，却在将来，因而反思是必要的。大量“教育反思小说”引发了社会对教育界问题的普遍关注，引起象牙塔内外人们的思考，让我们见证了批判与反思的力量。
当下“教育反思小说”虽功能与意义重大，但在创作上也着实存在着一些误区。首先，创作主体酣畅淋漓地暴露教育界的阴暗面时，也显得有点矫枉过正。其次，有些作品在人物塑造方面出现妖魔化倾向，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是值得我们肯定和歌颂的，如若过分地暴露这个群体存在的小人、小问题而忽视其中真正的精神脊梁，启蒙精英和这个群体的社会贡献，难免会流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悲哀，必竟小说家的视角往往是个人化的，体验也是个人化的。
注释：
①沈从文:《八骏图》，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版，第137页。
②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③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三联香港书店，1982年版，第42页，第110页。
④弗洛姆:《为自己的人》，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6页。
⑤孔庆东:《北大师生话〈桃李〉》，新浪网文化频道，2007年6月30日。
⑥何西来:《三十年中国文艺批评之一瞥》，《中国艺术报》，2008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