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箜篌引
晚明遗民：梦里花落知多少
◎ 箜篌引
图/冯 乾
风骨
顺治八年（1651年）冬，苏州灵岩山，大雪。雪纷纷扬扬，风很大，呼啸着将雪花吹得七零八落，也吹得明朝遗民董说一个趔趄。他裹紧长衫，站稳身体，吸了口气，继续拾阶前行。
这灵岩山，董说并不陌生，他以前也曾来过：灵岩山上有个灵岩寺，灵岩寺里有位弘储和尚，很是有名，可惜他不曾见过。而这次上山，他也见不到弘储。弘储自投罗网去了。
弘储是晚明一位著名禅师的弟子，深得其师儒释合一的真传，认为禅之“参话头”（禅宗最具代表性的法门）即是儒之“格物”（探究事物的道理，格物致知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弘储又身处明清交替之际，除了做佛教功课，更是把身心都奉献给了明朝：每年到崇祯的忌日，他都要着素服焚香向北遥拜；吴越之地的抗清星火，大都是他点起的；明朝的遗民大都是他收留的。这位遗民界的精神领袖虽披着袈裟，也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些，清廷自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之所以还没有动作，不是大发慈悲，而是时机不到。
直到这年九月，浙江舟山被清兵攻陷，逃亡于此的海上小朝廷、南明的监国鲁王不得不去厦门投奔郑成功，清廷松了口气，才想起灵岩寺的这帮遗民和尚。遗民头领人在浙江，浙江按院（巡按御史）自然脱不了干系，便先行上疏弹劾弘储，以免受制于人。
浙江按院的心机，弘储自然懂。唯其懂得，他才决定在腊月，于当年释迦牟尼成道之日到杭州投案。牺牲自己，浙江按院对清廷有了交代，便不至于再追捕灵岩的其他遗民，自己既报了崇祯的君恩，又度了众生，何乐而不为？灵岩诸人自然不愿弘储自投罗网，但弘储意志坚决，众人无可奈何，只得忍痛和弘储道别，星散而去。
此刻，走在大雪中的灵岩，董说不禁吟起了诗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再看看自己一身风雪，倒真像个蓑笠翁，他不由得哑然失笑—在这个时节、这个天气，恐怕只有董某一人上山吧？
董说虽说一心向佛，又渴慕弘储，可惜一直无缘一见。他体弱多病，自明亡以来，一直隐居在鹿山（位于江苏苏州），读书、著述、念佛，一晃十几年竟过去了。得知弘储到杭州投案的消息，董说合上书本，点点头，无声地笑了：这才是大师啊。
所以，下雪算什么，就算下刀子，他也要上灵岩山—上山不仅是对弘储品行的赞叹，更是对其行动的声援。灵岩诸人为保全实力，把抗清大业长远地坚持下去，都避风头去了，就让渴慕贤者的董某人来展示灵岩风骨吧。
到了山上，雪停了，灵岩寺空无一人。
站在寺门口，董说双手合十，俯身拜了下去。树上，一只寒雀倏地惊飞，雪花扑簌簌落了他一身。
多年后，弘储的另一个弟子、董说的师弟称赞师兄高义，把董说比作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张浚，说当年金国皇帝侵犯南宋，兵临采石（位于安徽马鞍山，是长江边的战略要地），南宋没有一个人敢横渡长江到江北去，唯独张浚驾小舟直冲金营，金军以为他是从天而降的战神，赶紧退兵了。如今董说能在形势不利时毅然上灵岩山，可见大明虽死，精神犹生。董说只是笑笑，说师弟过誉了。
浙江按院或许是碍于弘储的盛名，或许是满意弘储知趣的投案，或许只是想震慑遗民、本来就没有法办弘储的意思，总之，经过一番按部就班的审讯，第二年五月，弘储就被释放了。
回到灵岩寺，弘储并没有见到董说。夜里，他站在寺门口，远望着南浔（今属浙江湖州）的方向，合掌站立了好久。那儿，他未来的弟子，那个叫董说的书生，正在故乡飘摇的烛光里做着清梦。
梦里春秋
董说的梦是从周岁时开始的。到37岁时，他感慨地说自己已经在梦境里游荡了36年。刚开始，做梦可能只是孩童生理上的反应，后来就成了潜移默化的习惯—他生于世代显贵之家，父辈的身体却都不好，叔父们都英年早逝，只有父亲活了四十几岁。因此，为了养生，在笃信佛法的父亲的影响下，三岁的董说就能结跏趺坐，五岁就开始读佛经，八岁皈依了一位高僧。父亲说，西南方有国名古莽，国人以清醒时所行之事为虚妄，以梦中所作所为为真实。这种交织着神话和禅意的双重人生观塑造着他，他的梦，高远而缥缈。在梦中探究哲理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在现实中努力。14岁时，他中了秀才，那时，他的梦境还是充满亮色的。20岁乡试落榜后，他的梦境开始变得颓废。也是在这一年，他遇到了复社的领袖。复社的宗旨是为明朝储备人才，其领袖很看重董说，有意收他为弟子，董说也以师事之。遗憾的是，一年后，复社的领袖病逝了，这更让董说觉得人生无常，充满无奈。
既然人生如梦幻泡影，不可捉摸，那么他干脆到梦里去，把世界看个究竟吧。
于是，董说钻进《西游记》里，变身孙悟空来做梦，写就小说《西游补》。为名著写的续作多为狗尾续貂，是出力不讨好的事，但董说另辟蹊径，从唐僧师徒四人过火焰山、三借芭蕉扇之后荡开，描写孙悟空化缘时为鲭鱼气所迷，进入梦幻世界，经历种种奇遇，最后被虚空尊者唤醒，继续西行取经。这个梦是董说生活的真实写照：他虽愤激、颓废，但梦醒了，他还是会继续读书，准备下一场科考。
23岁时，董说得了一场大病，多梦就是病情的副产品。其实身体病弱之人大多爱做梦，只不过平时不在意罢了，但董说不仅做梦，还做到了极致：他说自己游梦乡三年，且为太史，管理梦乡国，还把梦整理成书，名为“梦史”，并刻“梦乡”“梦乡太史”二印以记之。
病中不能远行，董说就在墙上挂上山水画，凝视良久，泠泠然有林下风，然后寂然入梦。这梦中的风景俨然是山水画中的，那松下的弈者赫然是董说自己。
在董说看来，梦是一味药：味甘、性醇、无毒，益神智、畅血脉、辟烦滞、清心远俗，为长寿之本，可天天服用。如此良药对自己的病体大为有用。
除了自己享用梦境，他还与朋友互动，成立了梦社，并向社友征“名山方外，瀑花林彩”之梦，刊刻成书；他又教朋友做梦，伴着药炉、茶鼎、香篆、幽花等入眠，以做高洁瑰丽之梦。
梦幻盛放之时，离明亡不到一年。
清朝的飞扬跋扈，明朝的惶恐失措，如一幕荒诞的戏剧，正宿命地走向剧终。任董说如何费尽心机地超脱现实，还是免不了铁马金戈入梦来。他曾做过这样的梦：他沿着梯子登天，还没到天上，他向下看，见白云如大地，他便坠落到云上，他奔跑了数十里，却一步踏错，踏破白云，落到河边……
现实中的那种焦虑和担忧，那种明知结局却无能为力的悲怆，反映到梦里，就是堕落云端的惊悚。这个梦，董说做过多次，每次从梦中醒来，都是一身冷汗。
他还没来得及从噩梦中解脱出来，更大的噩梦来了—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于煤山自缢，明朝灭亡。24岁的董说一连几天没有睡觉，偶尔打个盹，马上又惊醒过来。
血雨腥风中，一豆灯火将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就像醒不了的恶梦。
存在感
明亡后，为避战乱，董说一开始住在湖州东南的鹿山，后来搬到南浔的丰庵寺，在丰庵寺一住十几年。这期间，他读书、著述，不仅有诗文集，还有易学研究、史学著作，甚至音韵学和其他有关诗画历法之著作。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故国的沦亡，他的书越写越多，梦则越做越少，成了稀客，就算有，也没有了以前的古远奇丽—这剩山残水的恶梦，不做也罢！
只是，不做梦又如何？去汲汲于功名吗？明亡后，连功名也无从谈起，清朝倒是提供功名，但遗民们避之唯恐不及，谁愿意为稻粱谋而做贰臣呢？去千金买醉吗？他没有那个资本，也没有那个心情。去揭竿而起、反清复明吗？这是志士型遗民的做法，可惜病弱的他拿不动刀枪剑戟，只能做隐逸型遗民。
可是隐士的风雅又往哪里寻？故国沦亡，若再惺惺作态地吟风弄月，怕连自己这关都过不了。思来想去，董说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命名。国破家亡，但好在自己还有话语权，虽然这权力少得可怜，但勉强可刷刷故国的存在感—江山易改，文化难移，他对故国难舍的情思全隐藏在汉字的一笔一画里。
于是，他给自己起名，梦乡太史、槁木林、月潜、钝榜状元、余无名……足有二三十个。他又给自己的六个孩子起名，樵、牧、耒、舫、渔、梅，不仅有名，还有字、有号，全是高古奇僻的范儿。他还给身边之物起名，房屋曰“樵止”，水曰“菖蒲石流”，泉曰“平远泓”，庵曰“白潭庵”……
这不是在炫耀学问、玩弄文字，而是尘世恶浊，更那堪故国不堪回首，唯有这些名字能让董说产生依稀的归属感和满足感：一吐口，便云出山岫，山泉泻玉，云蒸霞蔚出一个繁华盛世，仿佛那个风雅的朝代不曾逝去……
除了命名，他还在品香中寻找存在感。
香有多种，有除秽之香、供养之香（燃香在佛教修行中有重要作用），还有清玩之香。董说的香属于第三种。文人爱香，尤其晚明文人，在污浊恶世中，以香自喻再合适不过，以心为香，以身为炉，燃出一个清洁清静的梦幻世界。袅袅香烟中，可枯坐，可入梦，更可为遗民疗治心理暗疾。
董说是那种凡事做到极致的人，做梦如是，品香也如是。他说：“香以静默为德，以简远为品，以飘扬为用，以沈著为体……清癨而不欲其枯，飞动而不欲其躁……”这说的哪是什么香啊，分明是他自己！
只是，无论董说如何躲闪，现实都是他躲不过的。一个朋友偶然从金陵的明故宫得到一种香，慨叹久之并赋诗记之。董说再也按捺不住，他从烟雾中直起身，提笔和诗：“结客场空忆少年，故宫回首隔秋烟。”家国之思，这样的诗他一连和了18首，每和一首，他都要竭力忍住心中不断涌起的咸涩。
醍醐灌顶
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对董说来说尤其如此。他会把香和雨联系在一起，把纸窗听雨、蒸茉莉花等相提并论，说那感觉好像在鹿山桥上“望雨后云烟出没”。而相比于在陆上听雨，他更喜欢在舟中听雨。五月，烟雨石湖。岸边烟柳依依，湖中雨声细细。
舟中，自称“雨道人人”“月函船师”的董说凭几枯坐。几上，一杯清茶冒着热气，一个鸭子香炉沁出香雾，一本佛经摊开。这与其说是他的日常闲居，不如说是一种仪式般的审美人生。梅雨季节，董说都要在水边小住，不为别的，只为听雨。
窗前听雨固然好，雨声或淅沥或悠长，打在芭蕉叶上、红墙蓝瓦上，总是有点儿迟滞，有点儿犹疑，没有那种荡气回肠的清爽感；雨中听雨也不错，现场感十足，但淋多了要生病，只能偶尔为之；最妙的是舟中听雨，雨丝细细，宛若银鱼，小舟一晃，银鱼跃舟，那种沁凉，那种清新，无以言说。
董说的癖好，弟子自然知道。某个弟子有心，提前请某著名画家画了幅《舟居听雨图》，在五月送到石湖。董说笑了，有徒如此，他知足了。
雨帘如箭，将世界分作两个，一个是滚滚红尘，一个是艺术人生，晃荡的烛光下，董说望了一下图画，又打量了一下自己，闭了眼自语：画是在舟上呢，还是舟在画中？自己在梦中呓语呢，还是梦中的自己在思考？
忽然，绵长悠扬的钟声响起。董说怔了一下。
这钟声，他太熟悉了。他受父亲影响，自小皈依佛门，是虔诚的佛弟子，对钟声百听不厌。明亡后，他慨然有出家之志，更喜听钟声。只是，尘世繁华凋零，寺庙香火也冷，他竟好久没有听到钟声了。为了随时能听到钟声，他干脆自制了一口钟，其色黯黯有古光，其音清凝悠长，每到深夜寂寥之时，他卧在床上击钟，钟声令他很是慰藉。
董说随钟声前行，发现那竟是一座小庙，掩映于烟雨中。他的心颤了一下。
亡国以来，以隐逸遗民自居的他一直在自欺，沉溺于清赏、清玩不能自拔，竟疏远了佛国。而今，雨中的钟声让他醍醐灌顶：相比于香、雨等有为法（佛教中指因缘所生、无常变幻的现象世界），清静无为的佛法才是解脱他心灵困境的归宿……
于是，他决定上灵岩，拜访久已仰慕的弘储和尚。只是，他耽于琐事，一直蹉跎，直到顺治八年冬，灵岩山的那场大雪中，他才终于登上了灵岩。虽没有见到弘储，但董说知道，冥冥中，他和弘储早已是师徒。而当他在寺门口俯身下拜时，杭州牢房里的弘储师父正在遥望着皑皑灵岩。
遁入佛门
灵岩之行两年后，顺治十年五月，董说又上灵岩，才见到了弘储。这次，他只做了白衣弟子，并没有出家。他家事甚多，数子尚幼，现世的生活让他无法割舍。只是，名师难遇，他又怎能舍弃？董说陷入了两难：一
边是家庭，要负为夫、为父之责；一边是佛门，要发度天下众生之愿。如何才能不负如来不负卿？挣扎了数年，直到1657年，董说才正式剃度，法名南潜，字月涵。这一年，他37岁。
剃度前，董说焚书。这些书中有藏书，有著作，曾是他的至爱，每次出游都不离他左右.然而，或许是因禅宗不立文字相，或许因清朝的文化钳制，他亲手点起一把大火，将数年心血焚烧殆尽。
全心投入的董说很得师父弘储赏识。这赏识缘于董说登山声援的高义，更缘于他卓越的才情。董说也很尊敬弘储，这尊敬缘于弘储的佛学造诣、故国情思，更缘于弘储儒释合一的才具。师徒两人惺惺相惜，参禅，谈诗，偶尔也谈书艺，把格物和参话头融合得天衣无缝。
不久，董说升为灵岩首座（职责是辅佐住持，地位仅次于方丈），之后又任尧峰山寺院住持，成为东南佛教界的核心领袖之一。
1672年，弘储圆寂。董说悲不自胜，作文以纪念。那个最懂他的人走了，虽说佛家讲究四大皆空，但董说还是感到彻骨的悲凉。
时光流逝，故人一个个圆寂，晚明覆水难收。老了的董说更深地把自己藏起来，藏到山水中，藏到古寺里，藏到岁月深处。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将施琅攻破台湾，晚明郡王宁靖王自尽殉国，明朝彻底灭亡。董说闭目枯坐，再无念想。三年后，他溘然长逝。
董说早年是书生，却无处可报国，后半生当遗民，却因病弱无法做义士，只能剑走偏锋，于铁马金戈和纸醉金迷之间找一个神龛，安放自己的故国之思。制香如是，命名如是，听雨、听钟如是，遁入佛门更如是。举世皆昏昏，他唯有以癖好遁世。蓦然回首，这个一直在逃跑的书生竟以高僧的形式出现，救度像他一样无路可逃的芸芸众生。不知在彼岸，他梦中的花朵是否尚在枝头绽放？
编辑/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