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谷幽兰
中国现代散文的崛起是在上个世纪之初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的散文（亦为小品文）以独特的语言风格令人眼前一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可以说，仅仅就语言而论，当时的散文成就远远超过了小说和诗歌。时光荏苒，到了三十年代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散文创作要符合战争时期的特殊需要，散文的本来淡定之气被渐渐冲垮。1949年以降，“十七年文学”中，除了杨朔的诗意散文给散文带来一时的清新外，大部分时间处在低靡状态。进入新时期文学的头十年，散文创作长时间只看得见生活现象，不见鲜活心灵。当小说和诗歌已经改革得风起云涌的时候，散文依然按兵不动，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散文不景气的局面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终于得到了改变。在这个时期，在僵化的散文王国里，不仅出现了“新散文”的冲击波，亦出现了余秋雨这位有知识、有见识的教授，把散文的笔触扩张到历史文化领域。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生机勃勃，一时间，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女性散文，思想随笔，新散文等大量涌现，随着余秋雨在《收获》，一篇又一篇地发表“余秋雨文化散文”，这让人们眼前一亮，哦，原来对于历史进行评说，不光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啊。
余秋雨是一个敢于把计划付诸行动的人，他在人到中年的时候，毅然辞去上海戏剧学院的官职，开始了文化苦旅。为何称作“文化苦旅”？笔者认为余先生在旅行之前，是积累了足够的心理文化沉淀，因为人到中年的余秋雨有着太多的“人世间的悲喜和沧桑”，他需要进行一次深入的几乎是以前的现代文人所没有进行过的文化旅游——不是欣赏风景，而是力透纸背、解读出历史风景后面的悲凉。余秋雨的散文，没有文物价值，只有思想的引导价值，在许多人满足于游山逛水的时候，他在山水里体会到的是山水文化的厚重。余秋雨文化散文深受中国现代散文前辈周作人的影响，从周作人那里直接拿来了“苦”，苦雨，苦茶，苦风。对于余秋雨来说，“苦”是一种境界，如果不苦，如果把《文化苦旅》改为“文化乐游”，就要浅薄得多，即使是改为“文化漫游”，也不如一个“苦”字，更能动人心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生本来是一场无法辞别的苦宴。
余先生一路苦旅，写出了许多华章。他既然是写山水文化的厚重，就离不开历史人物，没有人物，就无法表达出山水文化的厚重感。余秋雨在散文里先后解读过许多历史名人：苏轼、柳宗元、李白、王安石等。除了历史名人，作者甚至写了江南名妓苏小小悲苦之结局，写了“悲欣交集”地遁入空门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作者还写了一些没有名气但却是历史在场者，比如他写了莫高窟《道士塔》后面的王道士，这篇散文的主人公不是正宗的文化人，而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对这个王道士，余秋雨的态度是批判的，把王道士当作历史的罪人，因为从王道士的手里流失了很多敦煌文物。王道士的麻木不仁，其实是那个时代中国百姓精神状态的代表。满清入主中原，知识分子难有家园意识，何况百姓？余秋雨善于揭示人物和背景之间的巨大反差，善于把散文的戏剧化效果最大化。从戏剧的舞台效果来看，王道士只是在台前表演的一个卑微的群众演员，舞台的后面是中国当时一盘沙发毫无精神可言的时代。从文字的内涵来说，这篇散文是耐人寻味的；但是从语感的角度说，这篇散文叙述就显得生硬，动不动就对所描述的事件下定语，好像作者自己即是审判历史的法官。必须说，在散文里写历史人物，因为历史空间和时间的距离，很难写得到位，但余秋雨却写的没有发生障碍，因为余秋雨的文化积淀深厚，早在去中国各地旅行之前，他已对笔下的历史人物进行过“心灵对话”在这样的状态下再到历史的今天现场周游，如同会老友，而不是浮漂的文化采风——这也是很多模仿余秋雨的作者无法达到的。
余秋雨把在《收获》发表的系列散文结集为《文化苦旅》，全书共收录散文37篇，《阳关雪》、《道士塔》书写了黄河文明的兴衰之苦；《夜航船》中洋溢着回忆之苦。讲一个作家对中国的散文做出了“贡献”，是抽象的，就余秋雨来说，他的贡献在哪里呢？评论家谢有顺谈到现今的文化大散文时，这样表达道：“都是某种程度上应用了余秋雨的两个文化意象：自然的人文化和历史的当代化。”这是什么意思呢？笔者从写作应用学的角度去理解，即是有效地表达大自然的人文内涵和用当下的科学的人文眼光去重新打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了抵达这个文化境界，就要在写作中自觉地与历史资料的堆砌和考证告别（把考证交给历史学家），与历史的既定的重复叙述告别，与历史既定的公共的文化结论告别，一定要尽力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打量和挖掘，挖掘出不同凡响的历史的“另外的意义”，寻找出新的发现。读者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即可读出“自然的人文化和历史的当代化”，因为余秋雨不是忘情于山水和文化古迹的人，而是一位极为清醒的抚摸山水的人。余秋雨在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面前，有能力及时从感官的陶醉感中走出来，由感性进入思维的理性，思考的材料就是景观后面藏着的“历史”。因为有了这样一场思考，他看到的自然就不只是物理化的自然，而是心灵自然，当然，这样的心灵自然也是有个性的，并不代表全体人群，而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人化自然”的人格显现。如在余秋雨的散文《西湖梦》，他笔下的西湖是散文的外表，写文化人的品行是散文的内在。余秋雨在此文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狡猾：“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孤山”，这样的躲避，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知识分子的“群体性的人格日趋醋淡。春去春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余秋雨反思和批判知识分子萎缩了的文化人格，可谓是笔下无情。有的评论家说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多歌颂，少批判，这不是事实。
文化散文离不开历史的解读。从另一个角度说，历史文化构成了当代文化散文的主体。因为中国的历史悠长，资料无限，就显得门槛比较低，许多人都开始写历史文化散文。要写好历史文化散文，首先不可或缺便是理解历史，如果一个人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理解还处在混沌状态，一定要谨慎发言，因为一发言，上帝都发笑。鲁迅先生只所以敢于在当年发表《狂人日记》，并且犀利地写道“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是因为鲁迅先生对中国的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吃人”本质有着透彻的认知，也就是说，他深刻地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
在写作手法上，余秋雨十分善于使用讽喻手法。余秋雨熟稔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立人格的文人有着贴心贴肺的理解，比如中国散文唐宋八大家里的柳宗元。余先生写了《柳侯祠》，开头就对公元815年柳州的荒凉大肆渲染了一番，“当时这里是远未开化的南夷之地，朝廷贬放罪人的所在。”柳宗元是一个不幸的文官，他从永州返回京城长安，又被贬到更为偏远的柳州（北宋的大文人苏轼也是越贬越远）。作者猜透了朝廷的得意“多让你在长途中颠簸颠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因言获罪，不断被贬，这是一件不幸，然而，“不幸”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不幸，另一面则是可以让当事人睁开了自己的眼睛。“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余秋雨不仅写了柳宗元的命运，还通过刻画柳宗元，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进行了广泛刻画，“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官吏。”在文本里，余秋雨用了七个排比句刻画了中国古代文人处境的大尴尬。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善于描写历史人物，他一旦涉笔到历史人物，文笔都会出彩、出新。比如作者写《都江堰》，初看题目，是写一个古代水利工程，打开看，写的全是人物；有个人，也有群体。余秋雨即使写风景，景物里也隐喻了人。在余秋雨“文化苦旅”系列里，不仅有古代文人，也有古代艺术家。如《青云谱随想》的主角是明末清初的画家八大山人——朱耷，与“贬官文化”相比，朱耷只能选择“躲避文化”，因为他是明朝皇家后裔，为了躲避政治灾难，他躲避到了江西南昌郊外的青云谱道院，当了主持。余先生还写了艺术家徐渭、原济、齐白石等。在《青云谱随想》中，余秋雨展示了他对中国美术史的熟稔和个人理解，如“高品位的画家却会去追求一种整体性的氛围象征，这是强烈的精神能量要求在画幅物象中充分直观所必然导致的要求。”余秋雨还十分善于使用反差的艺术技巧，如在《洞庭一角》中，不仅把范仲淹和吕洞宾捆在一起形成反差，亦有作者从心理上硬把范仲淹从写《岳阳楼记》的雄文的天高云淡的九月拉到酷暑难耐的暑月。即使是写同一个历史人物，作者也使用了反差，比如作者写到民族英雄岳飞，一方面坚决主张抗金，收复河山，另一方面，这个岳飞去洞庭湖边剿灭了杨幺领导的农民起义。
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对当代散文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既有“写什么”的突破，也有“怎样写”的深入，他一直乐此不疲地把“不可能”转换为“可能”。在笔者看来，余秋雨对散文的贡献还在于他将戏剧冲突手法应用在散文场景的描写中——这是许多余秋雨散文的研究者所忽略的。散文和戏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体裁，散文讲究铺陈，戏剧讲究冲突，而余先生本人曾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其戏剧艺术造诣自然不在话下，把戏剧冲突引进散文创作，就自然而然了。余先生的《道士塔》《东坡突围》等篇章，在对人物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进行叙述的同时，将“个体——家园——时代主动设置成一种或明或暗的力量”（刘军语），这确实是一个创造。余秋雨还尝试把跨国旅游、时事政治介入散文文体，确实是不断地革新，不断地创造，确实是一位充满生命活力的作家。在戏剧层面，能够打动读者是悲剧，余秋雨深谙于此，所以他的“文化苦旅”系列很少有喜剧，大部分是选取的人生悲剧，河南大学副教授刘军分析余秋雨散文的时候，侧重于分析他的“悲剧散文场”。无论是传统散文，还是新散文，营造“散文场”是重要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营造的是“悲剧场”。
大凡悲剧来自时代环境对于人物的挤压，这样的挤压充斥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造成余秋雨笔下的人物悲剧根源有两条线：一条是主人公有修养、有理想，不断地为理想而奋斗，又不断地遭遇挫折。另一条是主人公受到时代打击和家族不幸的双重打击，很少有实现人生价值取向的空间。在表达人物的悲剧命运的时候，作者两条线互相映衬，就不单调，凸显了散文文本的戏剧效果。还有，在表达人物的命运和心理方面，余秋雨的善于思辨就派上了用场，通过思辨，把历史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不敢言说的，说了出来；把人物所没有理解透彻的东西，也凸显了出来，起到吸引读者参与进来的作用
余秋雨文化大散文也有自己的欠缺和不足，其中之一便是如何对待散文中的抒情问题。如果把余秋雨文化散文和王充闾的文化散文做对比，就能看出王充闾要比余秋雨在抒情方面更收敛一些，也更加安静一些。当然，这也要理解余秋雨，他的散文总是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近距离”地再现和评说，而王充闾则与历史现场保持着足够的距离，王充闾力图表现历史的“诗性和审美”，抓住历史事件被时间淹没的那一部分，表达生命在压抑中的张扬……有了这样内在伏笔，自然会在行文中会安静许多。“静”的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浸淫，而不单单是人的情绪状态。
凡事都是两个方面组成的，有贡献，必然有不足。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对中国当代散文是有贡献的，但远没有抵达文化大散文的巅峰。就文化大散文创作，余先生起到了遇山开路、遇河搭桥的作用，亦在诸多方面存在不足：一是他选择的素材只是选择历史，少有选择现实生活的，就使得部分读者觉得不过瘾；其二，文化苦旅，还是凝结在“苦”上，比苦更一步的是“悲”，在“悲”的文化基因解读上，似乎作者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其三，许多散文接近了历史现场，在语言的叙述层面上，作者本人常常按捺不住地站出来抒情，抒情有泛滥化的倾向；其四，就散文文本学来说，在“怎样写”方面，还需要主动借鉴多种表达方式，不能仅仅局限在《文化苦旅》的状态表达；其五，在哲学和文学的结合上，还有圆润的空间。总之，余秋雨的散文确实对中国当代散文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远没有达到用散文的气场对历史活动进行再观察、再梳理的高度，大多还是在“挖掘历史的隐蔽意义”的层面徘徊，有时不免苍白空洞。
任何人的写作都是有局限的，尽管有的作家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文学成就，依然要扩大自己的空间（应该包括余秋雨先生），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确实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