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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瞿秋白

  • 作者: 长城
  • 来源: 归一文学
  • 发表于2023-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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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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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识瞿秋白这个名字,和两本书有关。

      一本是《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0月至1954年2月陆续出齐四卷;另一本是《瞿秋白批判集》,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1968年2月编印。

      动乱年代,父亲的藏书被名副其实地“藏”起来了——一摞一摞地捆起来,藏在床铺下面。这些“藏书”有的撕去了封面,我读完《高老头》时,并不知道它姓甚名谁,直到多年以后,在大学中文系读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才发现原来是旧相识。有的是从杂志上整篇剪下来,用针线重新装订成薄薄的一册,我初读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就是这样一册“线装书”。和这些书捆绑在一起的,有一套煌煌四卷的《瞿秋白文集》。

      说实话,厚厚的四大本《瞿秋白文集》,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兴趣。对于一个懵懂少年来说,那些文学理论译著是枯燥乏味的;他的两部游记散文《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作于1920——1921年,和我相遇时已是半个世纪之后,他笔下的红色苏联已经是“苏修”了。回想起来,印象比较深的,一是他的杂文像鲁迅;二是他写了一部《新中国文草案》,打算把中国的方块字改成拼音文字,这个想法很奇特。

      《瞿秋白批判集》是一本典型的文革读物,文字不足观。有意思的是,作为“反面教材”,它以“附录”方式收录了瞿秋白被捕后的三封书信、七首诗以及“大叛徒自白书《多余的话》”。

      当年读《多余的话》,没有不认识的字,但不懂。以当时的是非敌友标准来看,既是敌人反对的,我们该当拥护。一个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的人,何以要被指为共产党的叛徒?一个吟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的人,何以要写《多余的话》?对一个偷看禁书的懵懂少年来说,这些问题过于艰深了。

      光阴荏苒,不经意间,当年那个偷看禁书的懵懂少年已经不再年少,不再年轻。《瞿秋白文集》《瞿秋白批判集》还静静地立在书柜里,2016年的一个契机,我前往福建长汀,去到罗汉岭下,走近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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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青果巷八桂堂,这里是瞿秋白叔祖瞿赓甫的一处宅院,因为院子里有八株桂花而得名。瞿家书香门第,世代为官,但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生性淡泊,无意仕途且不治家业,生活上一直依赖大哥瞿世琥接济。1903年,瞿赓甫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亡故,遗属分家析产,瞿世玮一家只好搬出八桂堂,租屋栖身。次年,5岁的瞿秋白入私塾读书,10岁时,瞿秋白考入常州府中学堂。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这个事件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也改变了瞿秋白一家的生活。瞿世琥丢掉了清廷官职,也就此停止了对瞿世玮一家的资助,少年瞿秋白的家境从此变得一年比一年更困窘。1915年冬,无力凑齐学费的瞿秋白被迫辍学。新年正月初五的鞭炮声中,母亲金璇不堪生活重负,服毒自尽。陷入绝境的一家人,只剩下分别投亲靠友一条路。1916年年底,在表舅母的资助下,瞿秋白来到汉口,寄居在堂兄瞿纯白家中。转年春天,又隨堂兄来到北京,考入外交部举办的不收学费的俄文专修馆学习。

      长期的困窘和寄居生活,养成了瞿秋白勤奋好学的品质和沉静内向的性格,同时也让他在生命的深处,积聚起对于自由和平等的强烈渴望。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性格内向的瞿秋白参与创办了《新社会》杂志并担任撰稿人,他的理想正如《新社会》“发刊词”所说:“要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他加入了李大钊、张嵩年在北京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街头演讲和抗议活动中,曾两次被北洋当局逮捕。

      在那些理想燃烧、青春激荡的日子里,瞿秋白把目光投向北方,投向了苏维埃俄国。1920年8月,他不顾堂兄瞿纯白的反对,决定接受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聘请,作为特约通讯员赴莫斯科采访。这意味着要中止即将完成的俄文专修馆的学业,也舍弃了待遇优裕的外交部职位。堂兄骂他此行是“自趋绝境”,他回答说“宁死亦当一行!”

      10月15日晚,离开北平的前夜。耿济之、瞿菊农、郑振铎、郭梦良、郭叔奇来为他送行,瞿秋白和他们谈起清人管异之笔下的“饿乡”。

      管同,字异之,清代桐城派散文家。他在《饿乡纪》一文中写道:“饿乡,天下之穷处也。……故非违世乖俗、廉耻礼义之士,不得至是乡。非强忍坚定守死善道之君子,虽至是乡,辄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纣,伯夷、叔齐耻食其粟,由首阳山以去,至饿乡。饿乡之有人,自是始。”首阳山是伯夷、叔齐的“饿乡”,是抱定理想、信仰,义无反顾。瞿秋白说:“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

      显然,瞿秋白知道苏维埃俄国此时正遭受着寒冷和饥饿,想到了社会革命的痛苦和牺牲,想到了黑且冷的铁、红且腥的血……但他坚信,他的“饿乡”,“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

      瞿秋白在俄国的考察采访持续到1923年1月,他是向中国民众全面介绍苏维埃俄国的第一人。

      在莫斯科,瞿秋白遇到了他在常州府中学堂的同学张太雷。经张太雷介绍,1921年5月,瞿秋白加入俄共,次年春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瞿秋白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陈独秀的翻译,会议结束后,按照陈独秀的安排,瞿秋白启程回国。

      故事刚刚开始。

      3

      去国时的瞿秋白,满腔热血,“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归来时的瞿秋白,信心满怀,大步走在这条光明的路上。

      回国后,瞿秋白立即投入党的宣传工作,并积极参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事务。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7月,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负责处理重大政治问题,孙中山任主席,瞿秋白被选为中政会委员。1925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成为由陈独秀担任总书记的五人中央局成员之一。

      中国革命的澎湃巨浪,把年仅26岁的瞿秋白推上了时代潮头。

      站在时代潮头,意味着必须面对最前沿、最尖锐、最复杂的时代主题。从1923年1月离开莫斯科回国,到1928年5月辗转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这五年,是瞿秋白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阶段,也是中国革命“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的时期。统一战线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面对这些问题,置身其中的共产党人认识和主张却并不一致,甚至存在着巨大的、难以调和的分歧。

      后来的历史证明,最佳答案的提供者是毛泽东,而瞿秋白几近与之比肩。客观地说,毛泽东长于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寻找出路,并不断地加以理论总结。这一时期,他在党内获得的赞誉,几乎全部来自于他的实际工作和独立思考。而瞿秋白則长于从理论的高度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寻找答案。在某些问题上,在理论的系统性和前瞻性上,瞿秋白甚至演奏了令人惊艳的华彩乐段。其中的尺短寸长、相似和差异,值得深长思之。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之一。瞿秋白很早就认识到农民问题重要性,1922年,基于对俄国革命的考察,他在《赤都心史》中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的判断。

      1926年春,为阐述无产阶级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瞿秋白在病床上写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他在自序中指出:“历史上断定了俄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能解决农民问题,推翻封建势力,并且不能完成自己阶级的民权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与农民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俄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这的确对于中国现实的革命,有很重要的教训。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本书单当作历史读。”

      8月,瞿秋白抱病来到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第六期学员做题为《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的演讲,他指出:没有农民参加,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解决农民土地的问题。

      然而,即使在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1926年,瞿秋白对农民问题和土地革命的深刻认识,也没有成为全党共识。但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毛泽东却是他的知音和战友。不过,他们切入问题、获得结论的方式和路径是不同的,这种差异,起初可以忽略不计,但愈到后来,则愈加深刻。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随后向中央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希望这个报告能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上发表。

      但实际上,首先发表这篇考察报告的,是3月5日出版的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第35、36期合刊。《向导》周刊则在3月12日出版的第191期上,在“各地通讯”专栏,以“长沙通讯”的形式转载了其中的第一、第二部分。此后,直到汪精卫7·15政变,《向导》被迫停刊,也没有继续刊出报告的第三部分。对于这一细节,史学界一般认为它反映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意见分歧,反映了时任《向导》主编彭述之对农民运动的偏见。

      传为佳话的是,瞿秋白对这个考察报告大加赞赏,他将报告定名为《湖南农民革命》,安排由我党设立在汉口的长江书店出版了单行本。显然,瞿秋白并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局部经验,而是从中看到了对于中国革命全局性的理论指导意义。1927年4月11日夜,瞿秋白在武汉为该书写了序言,他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

      单行本在汉口付梓印行时,瞿秋白、毛泽东正在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新书散发的浓浓墨香中,洋溢着浓浓的战友情谊,但此刻谁都来不及细细品味,蒋介石4·12政变的血腥大幕已经拉开。

      4

      位于汉口三教街41号的怡合新房,是英国商人于1920年修建的西式三层公寓楼。1927年, 公寓二层是苏联派驻武汉国民政府农业顾问罗卓莫夫夫妇的居所。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选定在这里召开。

      这次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组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八七会议”以挽救中国革命于生死存亡之间而彪炳史册。

      但历史仿佛有意为后人的观察和思考留下雪泥鸿爪,有一些细节,对于未来的成败,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细节一:在“八七会议”上,首先向大会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报告,并在讨论之后作结论的,是新到任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

      细节二:在讨论临时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时,向会议提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建议名单的,也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

      细节三:现存会议记录显示,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共有七次发言,除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外,重点谈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武装斗争问题。他提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出处;其二是农民土地问题。针对中央“不没收小地主土地”的规定,他提出要制定一个标准来区分大中小地主,认为“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对自耕农中的富农和中农的地权也应有不同的规定。这些从农村土地革命实际出发的建议没有被罗明纳兹采纳,他认为,“谁是大中小地主是无法确定的”,并且,这个马列主义理论的背诵者认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这非有一个工农德谟克拉西的政权是无法解决的”。

      这些细节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组织上,都深深地被共产国际所支配和左右。在面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时,千里之外的“国际”,常常暴露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农村实际的完全不了解,并且没有兴趣去了解。总之,“八七会议”虽然确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但对如何实行这个总方针,还缺少深入的研究和实际的经验。

      会议之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由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政治局工作。28岁的瞿秋白站在了中国革命航船的舵手位置上。

      5

      如果说“靠近”更便于观察,也许“距离”会有助于理解。让我们暂且离开瞿秋白,随毛泽东去湖南,去湘赣边“秋收起义”前线。

      “八七会议”之后,受中央委派,毛泽东去湖南组织和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故事已经耳熟能详,其中有两件事,让毛泽东和瞿秋白发生了分歧。

      一是秋收起义举谁的旗?

      1927年8月12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长沙,为了草拟《土地纲要》,他一头扎到长沙县清泰乡做土地问题调查。调查中发现,在国民党军队血腥镇压工农运动之后,农民对国民党的看法完全变了。毛泽东由此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

      南昌起义举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秋收起义该举谁的旗?

      8月20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他建议改变原定以国民党左派名义发动起义的计划,“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8月23日,中央复函湖南省委,认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这是不对的。”不过,复函同意“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

      临时中央政治局基于革命阶段划分的理论,不同意“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然而在现实的基层斗争实践中,已经无法再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发动群众。

      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由军事负责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由起义地区党委负责人组成党的行动委员会,易礼容为书记,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发动秋收起义。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确定秋收起义部队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余洒度任师长。

      令人高兴的是,在湘赣边秋收起义打响十天后,9月1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认识到“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决定彻底放弃国民党旗帜。

      二是打不打长沙?

      秋收起义前,临时中央政治局、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瞿秋白、彭公达、毛泽东都赞成打长沙。

      8月23日中央复函湖南省委说:“湘中发动,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

      8月3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确定秋收暴动的最后方案。决定缩小暴动区域,集中力量于湘赣边举行暴动,明确了兵分三路,进击长沙的行动方案。

      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向各地党组织及暴动队伍发布了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要求“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

      9月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打响,但未能按预定计划发展。在先后攻占了平江县龙门厂、老关、醴陵、浏阳、白沙镇、东门市之后,终因敌强我弱,三路起义部队均遭受重挫。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敌委员会书记名义,命令起义各部队向浏阳文家市集结。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内弥漫着两种情绪:一种是右倾悲观情绪;一种是左倾盲动情绪。决定打长沙其实是左倾盲动情绪的反映,它一半是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激愤,一半是对苏维埃革命胜利的憧憬。因此,在起义部队遭受重创的情况下,放弃打长沙,乃是冷静的、实事求是的决断。

      然而,中央来信言犹在耳:“扑城取长沙!”何等的决心,何等的自信。一朝“放弃”,这是瞿秋白难以接受的。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秋收起义部队放弃攻打长沙的行为给予严厉批评,认为“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是“枪杆子主义”,并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其中对毛泽东的处分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当然,会议真正的主持人是罗明纳兹,但这个处分仍然反映了瞿秋白和毛泽东在思想方法上的分歧和差异。

      瞿秋白重视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也赞成通过武装暴动,造成农村割据。但是,瞿秋白所主张的农村武装割据,要发生在中心城市周围,要与城市工人运动保持紧密的联系,是配合城市暴动的一种策略,是以城市暴动和夺取中心城市为目的的。1928年1月22日,瞿秋白主持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这个文件对湖南农民暴动的“想象”正是这样的:“农民暴动的割据局面之造成……实是湘南总暴动夺取省政权之重要条件。”

      所以如此,是因为此时在瞿秋白的心中,满怀着对列宁、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和城市暴动模式深深的崇敬、崇拜甚至是迷信。这种无视中国革命实际的盲目崇拜和迷信,再加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无间断革命”理论的鼓动和指引,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史称“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

      但其实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须知,战前的毛泽东和瞿秋白并没有分歧。真正的区别在于,毛泽东身在前线而瞿秋白人在上海。瞿秋白的“理想”面对着文件上的白纸黑字,而毛泽东的“理想”面对着实实在在的血与火。每个人的“理想”都需要一个可以从中汲取力量的“源泉”,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源泉”。

      6

      1928年5月中旬,瞿秋白抵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

      这是瞿秋白第二次到莫斯科。

      第一次到莫斯科是七年前,在莫斯科,他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莫斯科成为他的“饿乡”,他的理想国,他的力量之源。

      第二次到莫斯科,等待他的是什么呢?

      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受到严厉批评,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难辞其咎。大会闭幕时,瞿秋白离开了舵手位置。

      不过,瞿秋白此时并没有完全失去莫斯科的信任。六届中央委员会产生之后,时任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表态支持瞿秋白进入政治局。他对大家说:不要把左倾错误算在秋白一个人身上,共产国际代表也有责任。这是一句公道话。

      由于布哈林的推荐,瞿秋白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留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然而乌云正在聚集,暴风雨就要来了。

      第一场风暴起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事件。

      早在一年前,中山大学爆出“江浙同乡会”事件,这其实是中大留学生中派系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中大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及他的追随者王明,为扩大自己的宗派势力,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把“江浙同乡会”定性为“反动组织”,交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调查,并在中共六大上,提请中央严厉追查,一时间人人自危。

      六大闭幕后,瞿秋白指示中共代表团介入事件调查,发现所谓的“江浙同乡会”,不过是一些私谊交好的同学,为了改善伙食,相约着聚餐吃饭,并不存在一个“反动组织”。对于这个结论,米夫及其追随者王明一派大为不满。

      正当瞿秋白心力憔悴之际,1929年4月,苏共中央展开了对布哈林右倾主义的批判和清算。布哈林曾在中共六大上公开支持瞿秋白进入中央政治局,并且,在国际共运中的“富农政策”研究中,瞿秋白与布哈林有一致的观点。米夫、王明乘势而上,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变得愈加肆无忌惮。布哈林的灾难,旋即成为瞿秋白的灾难。

      共产国际不加辨别地认同了这种攻击,甚至通过了一项对中共代表团问题的决议案,认为“代表团的各种错误,使代表团在大多数中国学生中丧失了威信”,并要求中共中央“刷新代表团的成分”。

      1930年春,瞿秋白的中共代表团团长职务被解除。莫斯科的信任像沙漏一样在悄悄流失。

      第二场风暴起于“立三路线”。

      从1929年年初开始,在苏联国内批判布哈林右倾主义的背景下,共产国际执委会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主旨无一例外都是反右倾。在共产国际持续的耳提面命之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向忠发、李立三心中的“左倾”虚火烧起来了。虚火一旦烧起来,无论口号还是目标,都较共产国际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案,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革命高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再满足于“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而要在中心城市发起武装暴动,“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并据此制定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作战计划。并且,不再等待共产国际批复,即刻公布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史称“立三路线”)占据了党内主导地位,红军和许多地方党的组织因此遭受了巨大损失。

      对于“立三路线”,共产国际起初的态度是暧昧的。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同时又指出,“暂时还不具备全国范围的客观革命形势”。欣赏中有阻拦,一番抽象肯定之后,又具体地否定了李立三组织全国总暴动的计划。8月上旬,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任务是纠正李立三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所犯的错误。

      瞿秋白绕道欧洲回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走进一场风暴。

      9月24日至28日,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李立三从九个方面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然而这一切对瞿秋白来说,只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10月,莫斯科接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初几次会议的发言记录放在了斯大林的桌上,内容是向忠发、李立三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对共产国际大不敬的言辞。李立三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公然提出“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等占领武汉以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国际说话”,甚至谋划着在东北地区引发苏联与日本的战争冲突,拖苏联下水。

      斯大林勃然大怒。

      莫斯科认定,李立三的问题不再是认识和策略问题,而是与共产国际分庭抗礼。基于这个判断,共产国际致函中共中央,严厉指责中共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相对立的“立三路线”。刚刚结束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被指责为“调和主义”。这就是著名的共产国际“十月来信”。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时,已是11月16日,而王明已经先于中央政治局获悉了来信内容。他突击写成《两条路线》一文,矛头指向瞿秋白,率先发起了对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批判。

      12月,莫斯科传来消息,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7名委员众口一词批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而加给瞿秋白的罪名是,“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纠纷”;“无原则的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莫斯科派米夫来华,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中共解决“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问题。会议结束时,瞿秋白没有悬念地退出了中央政治局。

      同样没有懸念的是,王明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一个月之后补为政治局常委。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随即指定王明任代理总书记,由此开始了王明宗派主义对全党长达四年的统治。

      莫斯科,曾是瞿秋白的“饿乡”,他的“理想国”,他的力量之源。现在,莫斯科收回了全部信任和支持,他能在坍塌的废墟上,为“理想”找到新的支点、新的力量源泉吗?

      7

      人们常常会把“理想”看作是一种属于心灵的、不染世俗尘埃的观念,是人类精神世界里的一枝娇嫩的花朵。其实不然,“理想”不同于“空想”的地方,正在于“理想”是扎根在现实的泥土中。现在,瞿秋白需要一片这样的泥土,一片可以让理想扎根的泥土。

      从1931年1月退出中央政治局,到1934年1月离开上海,三年时间里,瞿秋白抱病笔耕,在文化战线上开辟了自己的战场,以寄托自己的情感,安放自己的灵魂,让理想的花树植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沃土。

      这一时期,他团结“左联”作家,反抗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他与鲁迅并肩,展开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和“第三种人”的论争;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他倡导文学艺术的大众化方向;他最早阐释了鲁迅杂文的审美价值,也最先论述了《子夜》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他化名狄康,在党内刊物上持续发表政论时评,以笔作枪,抨击国民党的黑暗政治。

      他的努力赢得了信任。1933年春,鲁迅抄录了清代学人何溱的联句送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他的努力也招致了毁谤。1933年9月22日,博古主持下的临时中央发布《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将瞿秋白政论文章中的一些议论加以曲解,认定是“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要求在全党范围内,对瞿秋白“展开最无情的斗争”。

      年底时,瑞金中央来电,召瞿秋白即刻动身去瑞金。

      王明及其宗派追随者们只想看自家的船在河里跑,见不得别人家的船升帆,自然也容不下瞿秋白在文化战线上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将他连根拔起,大概是他们能够想出的最解恨的办法。

      放下没有译完的普希金长诗《茨冈》,瞿秋白准备启程。行前,他特意去和鲁迅话别。那个晚上,鲁迅把自己的床让给了瞿秋白睡,自己睡在了地板上。惜别之情,难以言表。

      1934年1月7日,夜幕下的上海寒风瑟瑟、雨雪交加。时近子夜,瞿秋白乘船驶出吴淞口南下。在秘密交通线上颠沛辗转近一个月之后,2月5日,瞿秋白到达瑞金,就任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

      瑞金的生活条件是清贫甚至是困苦的。徐特立后来回忆说,秋白同志到苏区时,敌人封锁最严重,粮食按人分配。有一天,我到教育部去,瞿秋白要留我吃饭,因为他得到一点盐,要留我吃一顿有盐的菜。

      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苦闷和孤寂。陆定一曾担任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是瞿秋白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驻莫斯科时的“邻居”。此时,二人同在瑞金,且同是“调和路线”中人,为了避嫌、避祸,却咫尺天涯,始终没去探望瞿秋白。

      能与瞿秋白轻松交往的只有毛泽东。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被宗派主义者剥夺了红军指挥权,召回到后方“重用”,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算起来,正是瞿秋白的顶头上司。

      1936年,国统区一本叫做《逸经》的半月刊,曾刊文谈及毛泽东,其中写道:“自博古等入赤区,渐以剪除其势力,彼乃以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之名义,退处‘元老地位,得暇即咏吟旧体诗,与瞿秋白相唱和,两人亦最相得。”

      不过,两人虽是“最相得”,但终是不同。美国学者保罗·皮科威兹曾用这样一句话描述瞿秋白和毛泽东,“一个具有革命精神的真正的文学家和一个具有文学气质的真正的革命家”,当是切中肯綮之论。事实上,当初他们之间有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异,如今已成为深刻的区别。

      举个例子说吧。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是瞿秋白和毛泽东共同关心的,还记得瞿秋白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序吧?那也是两人之间的一次“最相得”。

      来到瑞金之后,瞿秋白“很想仔细地亲切地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他想着“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他也曾去做过考察,但“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然而挫折中的毛泽东,却以极大的热情,带着问题走村入户,去做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这期间,他写了两篇具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前者回答了面对苏维埃的任务,如何纠正“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后者回答了“在国内革命战争条件下根据地的建设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个重要问题,以事实证明了只有以经济建设配合政治动员,才能掀起扩大红军的热潮。

      也许,假以时日,瞿秋白能够找到和农民的“共同的语言”,能够接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血脉,能够为理想找到现实的支撑,找到可以汲取力量的源泉。

      可惜没有时间了,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这一次,王明宗派主义追随者们决定,把瞿秋白留在即将陷落的苏区“坚持斗争”。瞿秋白找到王稼祥、毛泽东,表达了参加长征的愿望。然而,两个人的努力均告无效。他们两位的“水”,泼不进那个宗派王国。聂荣臻回忆说,部队出发前,他到瑞金去看望毛泽东,本想打听一下部队向何处转移,可毛泽东却不想谈,他提议一同去看望瞿秋白,看看他办的图书馆。

      继上海鲁迅之后,又一番惜别之情,难以言表。

      8

      2016年6月,我来到福建长汀,走到了瞿秋白就义处。81年过去,当年的“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早是一片繁华。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飞檐高挑,唐柏葱茏。很久以前,这里是宋代汀州禁军署衙,后来是元代汀州卫署衙,再后来是明清两代的汀州试院,闽西根据地时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曾在这里办公。而今天我跨进这道门槛,是因为1935年的那個初夏,这里是国民党军36师师部,是瞿秋白最后的囚禁地。

      站在唐柏斑驳的树荫下,思绪总是难以集中,总是暗暗揣度着,计算着,假如瞿秋白走上长征路,他就不会被囚禁在这里。

      1935年2月26日,分路突围途中,瞿秋白(化名林祺祥)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牛庄岭被捕。

      与此同时,万里之外的长征路上,“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已重回军事领导岗位。2月26日,中央红军攻克天险娄山关。毛泽东走上阵地,触景生情,吟成《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瞿秋白被捕后,关押在上杭县监狱。后因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于1935年5月9日押送至长汀国民党军36师师部囚禁。

      与此同时,万里之外的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渡过了金沙江。掩护主力渡江的红五军团于5月9日傍晚撤出阻击阵地,当晚渡过金沙江。至此,四渡赤水之战胜利结束,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独坐囚室,握管濡墨,写了《多余的话》。

      与此同时,万里之外的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正向大渡河急进,蒋介石调兵遣将,意欲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5月1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击溃敌军拦阻,占领德昌,为大部队北进抢渡大渡河开辟了通道;5月22日,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彝家海子边,与彝族头人小叶丹歃血为盟,为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攻占安顺场渡口铺平了道路。

      1935年6月18日,最后的时刻到了。瞿秋白身着黑色对襟衫、白裤、黑袜、黑布鞋,用俄文吟唱着《国际歌》,沿街徐步行至罗汉岭刑场,远眺峰峦苍翠,遂向行刑者示意说:“此地甚好。”尔后盘膝而坐,从容就义。

      与此同时,万里之外的长征路上,中央紅军翻越了长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6月14日,在瞿秋白从容就义的前4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懋功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9

      但瞿秋白走不出这座院子了。

      真实身份暴露后,瞿秋白不再争取营救,更坦然地面对着自己的命运。时任36师师长的宋希濂回忆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他,手下人多次审问过他,南京国民党组织部还专门派人来审讯过他,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员。”

      在这里,陪伴着院子里的两棵唐柏,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41天;伴随着死神的叩门声,他写了《多余的话》。

      走近瞿秋白,《多余的话》是个绕不过去的坎儿。

      《多余的话》不是叛徒的供词。但无须讳言,《多余的话》也的确不是陈毅的《梅岭三章》,不是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也不是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

      何谓“多余”?生死关口,所说的话无关生死,可谓多余;明知生命已无来者可追,却要反躬自省以谏往者,可谓多余。慷慨赴死可谓烈士,变节偷生人曰叛徒。然而,一个人决意坦然赴死,却要告诉后人,不要把自己当作烈士敬仰,将谓之何?

      丁玲说,《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坦荡胸怀”;陆定一说,《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内疚”;梁衡说,《多余的话》是瞿秋白“解剖了自己的灵魂”。他们说得都有道理,说出了《多余的话》是真实的内心剖白这样一个事实。但他们又没有说透,没有回答为什么他的内心、他真实的灵魂中,会有如此浓厚的消沉、厌倦、虚无甚至是彻骨的悲凉,为什么他的自我解剖中会有那么多自虐式的鞭笞。

      有人说这是知识分子的“个性”,有人说这反映了文人与政治的“疏离”。其实,在早期共产党人中,有许多知识分子、许多文人。并且,真正的政治家,又有哪个是十足的文盲呢?

      站在瞿秋白写下《多余的话》的囚室前,我想起屈原的《离骚》。

      《离骚》和《多余的话》都不乏批判的锋芒,不同的是,屈原的批判和怨恨是对外的,对着佞臣群小;而瞿秋白的批判是对自己的,是无情的自我批判,严厉的自我解剖,甚至是自虐式的鞭笞。

      屈原不怀疑自己“美人香草”的德行和“美政”理想;同样,瞿秋白也不怀疑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然而,失去楚怀王的支持,屈原无法想象该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样,离开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瞿秋白也看不清楚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现实力量和路径。

      《离骚》里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源于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多余的话》里的厌倦、虚无和悲凉,源于在失去了与莫斯科的相互信任之后,瞿秋白没能找到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不断汲取新的力量的源泉,没能把自己理想的“根”,扎进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的“泥土”中。

      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果莫斯科靠不住,共产国际靠不住,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红军还能靠什么?

      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真实答案,就有了《多余的话》里那满篇的消沉、厌倦、虚无和彻骨的悲凉,也就有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有了红军的被迫长征。而在今天说起来,这个答案竟像是一句老生常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可以这样说,懂得了红军为什么不得不长征,也就懂得了瞿秋白为什么会写下《多余的话》。

      历史的辩证法竟是这样的,由于长征,由于残酷的战争条件的限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被迫中断了。于是,长征成为我党从时时处处接受共产国际耳提面命,到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次胜利的实践。如果瞿秋白活着,他将会看到,离开了莫斯科,离开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人将怎样从枪林弹雨之中,从雪山草地之间,走出一条胜利的道路。

      责任编辑 王志新

      本文标题:走近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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