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武装井岗山，只不过是军训团某些人的一厢情愿，随口而出的诺言，其实并没有得到四四一一上层领导的支持。第二天晚上我们这些人到清澜去接枪，不但没有领到武器，而且在归途中遭到联总派的伏击，差点儿全军覆灭。
王成柱知道消息后，对我们大发牢骚：“四四一一压根儿就不想武装我们，只是装样子给联总们看，不守信用，出尔反尔。指挥部那帮人把希望全寄托在四四一一身上，我看总有一天要吃大亏的。要保住紫贝岭，还得靠我们自己！”
其实四四一一的领导是明智的，武装井岗山只会使事态变得更糟。紫贝两派不管打得怎样，到最后还得联合起来，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两派都有群众代表参加。武装井岗山只会使以后的武斗越打越打，制造更多的伤亡和更大的仇恨，而不是别的结果。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留在城外的同学参加了紫贝岭被围以后最大的一场战斗，潘先扬指挥的红农会东南线民兵对联总派的据点椰子厂发动了攻击。这场战斗打得极其窝囊：井系旗派五六百人不但没有攻下只有五十人据守的椰子厂，而且自己负出了很大的代价：战死了三个人，负伤了十多个人。
王成柱对这场战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潘总指挥，你是怎样指挥这场战斗的？五百人打不过五十个人，你还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指挥员呢？”潘先扬羞悔难当，不敢多说一句话。
椰子厂战斗以后，井系旗派元气大失，再也不敢向联总派的阵地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了。联总派指挥部在总结了椰子厂的战斗经验后，认为井系旗派没有什么力量，就不再理睬它了，而是集中全部力量，一心一意的围攻紫贝岭。这时的紫贝岭，已经到了弹尽粮绝，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我们在城外的同学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多次向指挥部头头提出建议，尽可能把多余的非武装人员撤出来，仅留一些武装人员在里面坚持。这样，一是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二是可以节省一部分粮食，因为城里早已经出现了粮荒。
头头们对我们的建议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说，不能把紫贝岭上的人撤出来，这样会引起军心混乱，对固守紫贝岭不利。
后来我们把这个意见告诉给王成柱，建议他跟指挥部的头头谈一谈。王老师却对我们说，我谈有什么用？现在是他们打天下，我的意见没人听，现在到了这田地步，我也管不了啦！
到了12月下旬，紫贝岭上的形势万分危急，要求留在城外的同都回紫贝岭去。王成柱召集城外的同学开会，要求大家执行指挥部的命令，跟他回紫贝岭去。
经过激烈的争论，大部分同学表示听从指挥部的命令，上紫贝岭去坚持“最后的一刻”。我和几位同学拒绝执行这个命令。我们对王成柱说，明知紫贝岭守不住，还要叫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去当炮会，去作无谓的牺牲，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这些同学最早起来造反，都是井岗山的骨干，如果同紫贝岭同归于尽，那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把我们这部分人留在城外坚持斗争，即使紫贝岭失守了，那也是局部问题，我们人还在还可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只要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王成柱听了我们的话，低着头沉思了一番，找不出理由来反驳我们，就不再强调上紫贝岭了。我知道他有苦难言。现在局势这样危急，头头却拿不出主意挽救败局，大家都感到悲观失望。王成柱看到说服不了我们，只得说以后形势会有好转的话来安慰我们。他最后对我们说，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大家都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不怕流血牺牲，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和几位留在外面的同学向他保证，不管斗争多么艰苦，都要坚持下去，决不当逃兵。最后我们忠告王老师，要尽快把那些不必要留在城里的同学撤出来，以防不测。王成柱答应多做工作，改变斗争策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王成柱情绪非常低沉，内心藏着很多苦衷。他是指挥部的人，不象我们那样自由，想留就留，想走就走，他自己无权决定自己的行动。我们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只是说千万保重，就送王成柱他们走了。
后来王成柱没有把同学们带上紫贝岭【联总派封锁了下东桥，他们上不了】，他和十多位同学带几条枪留县城附近活动，不久就去了潘先扬那里，当了潘先扬的“军师”。
我和几位同学也到了潘先扬那里，当了东南线的一名的武装兵，我们的别动队就此解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