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之后，知道聂元梓【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和陆平【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关系紧张的中央文革，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方针。
1966年5月17日，在中央文革和康生的亲自授意下，康生的老婆绕过北大党委，找到聂元梓等人，鼓动他们起来造陆平的反，并表示有人支持他们。
5月25日下午2时，署名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在北大大饭厅贴出来了。大字报措词强硬地批评陆平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学校党委。
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各地新闻联播节目里，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同时，还发表了陈伯达参与泡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革命派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与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无论他们打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的黒帮坚决斗争，并把它彻底推毁。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的运动轰然而起。仅几天时间，千千万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象雪片似地从中国四面八方飞进北京大学。全国各地的报刊连续不断地登载工、农、兵、学、商各界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北京大学顿时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在北大的带头下，首都的50多所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学校及中学掀起了楸斗党委一、二把手的浪潮。各学校里都贴满了大字报，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
6月6日，西安发生了“六、六”事件，西安交通大学大部分学生在校內张贴指责工作组的大字报，西北局和省委将这次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这是全国最早的学生造反行动。
6月10日，紫贝县委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李炳田任组长，下设“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具体负责紫贝县“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工作。
6月12日，根据中央的指示，县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派出工作组进驻各中学及机关单位，具体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以县委委员陈川亭为组长的三人工作组进驻紫贝中学，具体领导紫贝中学的文化大革命。紫中后来成为紫贝县“文化大革命”的主战场。
6月14日，东郊中学一些学生张贴炮轰东郊公社党委的大字报，首先把斗争矛头指向地方的当权派，受到群众和干部的围攻，爆发了“六、.一四”事件。
6月中旬，根据县委的指示，学校及机关单位纷纷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及“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工作组的指导下，具体指导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及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专案组，开始对那些群众揭发问题比较多的人进行立案审查，整理黑材料，并把一些人打成“黑帮分子”。
7月13日，紫贝中学召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揭批“苏修对紫贝中学的毒害”（注：1959年，苏联教育专家谢.伊.纳乌莫夫曾到紫贝中学视察）。在工作组的具体领导下，校文革办公室搜集黑材料，编织各种罪名，把冼得霖、符郁文等十一位教师打成黑帮分子，在大会上挂牌批斗，并在会后进行游校、墨水涂脸、剃阴阳发等侮辱人身的武斗行为。
7月下旬，北京、西安、重庆等地的文革传单在紫贝城乡广为张贴。在县城里，一批揭发批判县委及本单位当权派的大字报开始出现。
8月3日，工作组撤出学校和机关单位。县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宣布各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揭开了“停课闹革命”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