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来是个很不错的音乐工作者，可是，文化大革命却把他推上了权力的巅峰：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他是谁？他是于会泳。
一九四六年，于会泳参加了革命队伍。半年以后，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于会泳所在的单位奉命坚壁清野，进行战略转移。他在坚壁的包裹里，放进了自己的一张相片，写上了自己家的地址，并拿出一张纸条，在上面写道：
蒋军兄弟：
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
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相片寄给我的母亲做留念。
“你在写个什么？”他的小队指导员走过来问。
“写个字条。”于会泳让他看了看。
“糊涂！现在你死我活的当头，你还指望敌人发良心？”指导员边批评，边把那张纸条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十二月，山东解放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这时，于会泳写的那张纸条，被送到了胶东文化协会的领导面前。在解放区军民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之际，竟然发生如此不光彩之事，领导们非常气愤，单位里先把于会泳禁闭起来，然后交文工团进行批判。
但领导上为了挽救他，并没有给他任何处分。十个月后，他又回到了文工团。
上海解放后，于会泳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由于工作积极，还加入了党。但他写的那张纸条，仍然被留在档案里，由山东送到上海，并伴随他走过长长的人生路程，始终成为他难以消除的心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