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像章是文革时期最珍贵的物品。但在文革初期，由于发行量有限，人们很难弄到毛主席像章，当时佩戴像章的人也不多。最先佩戴毛主席像章的人是红卫兵，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很多红卫兵都佩戴了毛主席像章，参加接见大会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都领到一枚毛主席像章。大串联开始后，佩戴像章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为能得到一枚像章而费尽心机。当时，在市场上还没有出售毛主席像章，获取像章的渠道只有两条，一是单位发给，二是接待站赠送，但是每个接待站只能发一枚，不能多领。
在广州，我们已经住了几个接待站，也领了几枚毛主席像章，但我们还感到不满足，还想多领几枚，好回学校后向同学们显耀。于是，在搬到市府接待站的第二天，我出了个鬼主意，叫同学们转移阵地，找新的接待站，再多领一个像章，结果差点闯了大祸。
这天晚饭后，我们向白云区的上丁街出发，那里也有个红卫兵接待站，具体位置在哪里，也没弄清楚，只是一直往北走。天下着小雨，也没介意，走着走着，大街走完了，前面出现了大片大片的田野，路也没有，我们已经进入了郊区。
这时雨越下越大，黒灯瞎火的，往哪儿走，我们一时没了主意，我们迷路了。突然前面灯火辉煌，我们大喜，以为是新的街市，就一直往前走去，可是一道铁刺网把我们拦住了，只有一个小口子通往里面。街市里怎么会安装铁刺网呢？肯定是军事禁区，我感觉情况有点不妙。这时，一阵吆喝声象炸雷一样在我们耳边响起：
“站住！干什么的？”有两位解放军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手里提着手枪，手臂上的红袖章格外醒目。
我们心里有点胆怯，停住了脚步。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往这里走？”两位解放军继续盘问。
“我们是串联的红卫兵，我们要找接待站。”我假装平静地回答。
这时解放军好象是看到我们手臂上的红卫兵红袖章，态度有点缓和下来，他们把我们押往哨所。
在哨所里，我掏出学生证和串联证，摊在办公桌上，继续解释：“我们迷路了，要找的接待站找不到，不小心闯到这里，请原谅。”
“你们要找哪个接待站？在哪一条街上？”一位解放军问，我们把地点告诉了他，他说：“上丁街离这里不远，左拐100米就到了。这里是军事禁区，是禁止别人进去的。你们如果不是红卫兵，我们就把你们送去公安局了，你们走吧！”
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向解放军道了谢，赶快离开了哨所。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制作了少量的毛主席像章，那时是为了纪念活动而制作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民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制作毛主席像章的狂热达到了顶峰。文革第一批毛主席像章于1966年底由上海联合微章厂首先推出，图案取自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形象。随着毛主席像章的出现，像章热很快风霏全国，全国上下掀起了抢购狂潮。
各地革委会成立后，像章生产组织化，种类更多，上至中央机关，下到工厂，都成立了像章使用和发行单位。毛主席像章发行单位之广，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
文革初期，人们开始佩戴毛主席像章，到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达到高峰。当时，全国约有2万多家工厂制作，生产毛主席像章和语录章达80亿枚以上。
为了一枚毛主席像章，我们差点儿惹了大祸，后来想起来真有点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