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广州。
三月的广州，天气乍寒乍暖，气候变化无常。回到广州的第一天还是艳阳天，第二天马上就变了，蒙蒙细雨下个不停，寒风刺骨，冷得我们直发抖。我们只得躲在屋子里面，哪儿都不敢去。
我们住宿在黄埔大道旁边的广州工学院里，那里是广州市郊区最偏辟的一个接待站，距离市中心很远，只有一条黄泥土路通往市区，路上泥泞不堪，一出门就满身泥水，非常狼狈。这时，我们借来的钱差不多快用完了，很快就要断粮，但是还没有领到回海南的船票，我们的心很焦急。
一回到广州，我马上给父亲拍了一个电报，电报里写道：父亲，我已回广州，患重感冒住院，需用钱，请速汇二十元。为了用钱，我骗了父亲。第三天，钱寄来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伙伴们高喊：“我们得救了！”
广州市实行军事管制后，广州的局势急势直下，省革联派被打得落花流水，街道上再也看不到夺权派的大字报了，市内到处张贴广州警司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珠影东方红、中大红旗、中大八三一等组织的公告，张贴了拘捕这些组织头头的名单和相片。最可笑的是，街道两旁的电线杆上、树丫都挂着许多稻草人，上面贴着白纸，纸上写着“打倒省革联！”“吊死省革联！”“火烧省革联！”“省革联去死吧！”“省革联罪该万死”等标语口号。我们看了哈哈大笑，感到非常刺激。当时我们还没有派性观点，对哪一派都不支持。街道上很冷清，气氛很沉闷，没有上海那种热气腾腾的气派。
杭州被偷使我元气大失，所有的串联纪念品，诸如毛主席像章、明信片、相片、传单都成了别人的战利品，我一无所有，将来我拿什么东西去显耀我在串联中的“辉煌成果”呢？我想了又想，父亲的20块钱，除了我四人的伙食费外，还剩下几块钱，拿这些钱去买一个纪念品，不是填平了损失的空白吗？我决定买一个毛主席石膏像，做为我在串联活动中唯一的纪念品。
我在长堤南方大厦挑选了一个毛主席石膏像，才五块钱。我用很多纸把它包装起来，为了保护它不被打碎，我硬是不坐车【车上人多，怕挤压】，不惜花了两个多钟头，步行了二十多里路，才安全地把它护送到住宿。这个石膏像至今还保存下来，每当我看到它，我就想起了我串联时的情景。
我们在广州呆了一个星期，终于领到了回海南的船票。开航的时间是3月6日早上6点钟，地点在河南6号码头。我们这里距离码头有二十多公里，因此必须在早上4点钟前起床，到市内坐公交车赶往码头，争取6点钟前赶到那里。
在坐车时我们遇到了麻烦。车开到半途，司机叫我们补票。
“嗯，什么？我还没有看到红卫兵坐车要买票？”我睁大眼睛装傻。他们三个歪着脑袋不吭声，假装睡觉。
“中央文件已经明确宣布停止串联，坐车要买票。你们怎么办？是补票，还是下车？”司机再次强调。
“我们不知道呀？在杭州就不要票。”
“杭州是杭州，广州是广州！”司机有点恼火，把车停下来，要赶我们下车。
“我们没有钱买票。”我们继续赖在车上，谁都没有下来。车上还有十多个乘客，都是到河南坐船的，这时也急了，他们一齐把目光投向司机，为我们求情：“司机同志，把车开走吧！就当他们没坐这趟车。”
“真是的，我还没见过这几个不要脸的红卫兵！”司机很不情愿的把车开走了。
我们不知道，在1967年，红卫兵已经掉价了，人们已经不把红卫兵当做“毛主席的客人”了。
五点多钟，公交车开到了码头，我们登上了开往海口的客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