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紫贝县还是xx省属下的一个普通的农业小县。它孤悬海外，交通不便，生产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困难。当时的紫贝县有“二多”：一是华侨多，紫贝在海外生活的人比本县的人多，主要原因是本地生存条件较差，很多人都跑到国外去谋生了。二是台风多，据统计，从1949年至2013年，在滨海岛登陆的台风共有149个，在紫贝登陆的就有46个，成为台风登陆滨海岛最多的县市。台风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它给紫贝带来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
解放以来，紫贝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改善，但由于诸多原因，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仍然非常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不快。
1966年，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从北京刮来，它越过了滨州海峡，刮到了滨海岛，也刮到了紫贝县，它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完整地提出了“左”倾理论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依据，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紫贝县与全国各地一样，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
5月下旬，紫贝县各校师生掀起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热潮，并开始揭发和批判本单位的“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批判会和集会频繁举行，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了。
6月中旬，县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学校和机关单位，具体领导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以县委委员陈川波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紫贝中学，紫中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战场。
6月14日，东郊中学部分学生张贴东郊公社党委的大字报，第一次把斗争矛头指向地方的当权派，爆发了“六、一四”风波。
7月13日，紫贝中学召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陆线”大会，在工作组的具体领导下，校文革搜集黑材料，编织各种罪名，把洗得霖、符郁文等十一名教师打成黑帮分子，在大会上挂牌批斗，会后进行游校、墨水涂脸、剃阴 阳头等人身侮辱。
8月8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肯定青年学生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赞扬青年学生是“革命的闯将”，部分学生开始杀向社会“闹革命”。
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联兴起。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运动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往全国。此后，紫贝各学校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9月上旬，在北京红卫兵的影响下，紫贝各校的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许多庙宇、祠堂、牌坊等历史文化都遭到破坏。
10月下旬，紫贝各校的红卫兵和师生组织串联队，参加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我也和一批同学成立了红卫兵北上串联队，踏上了北上大串联的征途。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社论指出，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1月6日，上海爆发了所谓的“一月革命”，在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一举夺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大权。此举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此后，夺权风潮席卷全国，各省市相继发生了造反派的夺权行动。
1月22日，xx省委的大权也被造反派省革联夺了。省委书记处立即向全省各地、市、县党委通报了省委被夺权的消息，要求各级党委配合造反派夺权，做好交权的准备。书记处还介绍了省委“平安”交权的经验：各级党组织在造反派的监督下继续工作，使社会秩序不会发生较大的震动。
1月23日，滨海区党委被夺权的消息也传到了紫贝县，紫贝县的造反派也跃跃欲试，准备着马上夺权。紫贝县委的当权派急如火燎，忙着准备如何向造反派交权。
当时县委书记刘亲先因公出差，由副书记郑心武负责主持县委日常工作。如何向造反派交权，他心中无数，正好区党委被造反派夺权，现在派人去摸摸情况，然后再做定夺也是一个妥当的办法。当晚，他叫来副书记李柄发和县妇联主任陈春兰，吩咐他俩明天去滨海市打听如何交权的情况。李柄发表示反对：“郑书记，如何交权的问题，省委不是发了指示吗？去滨海打探消息是多此一举。”陈春兰也不同意，结果滨海就去不成了。
1月24日上午，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向造反派交权的问题，因为这是个重大问题，大家都心中无底，议论纷纷，讨论来讨论去，还是没有个结果。郑心武便叫曾传发【县委组织部长】先去滨海摸一下情况，然后再讨论决定。中午，为了遮人耳目，郑心武以请示朱玉和【某单位当权派】是否交群众斗争为由，叫曾传发去区党委请示如何交权。下午，区党委回电：“郑书记啊郑书记，权是要交的，但交权要交得对，交错了是要负责任的。”暗示交权要慎重，要交在可靠的人手里。
当天下午，县委副书记符英又派县委文革接待站的黄世君、陈某某去海口请示问题。符英意味深长地对文革办公室的吴叔光说：“人民日报22日社论你看过了吗？省委、区党委、海口市委的权都被夺了。我看，咱们县委的权也快要夺了。”
24日下午5时，曾传发从滨海市回来。郑心武到他家去了解一些情况，并将中午打电话去滨海市的事告诉他，并问他：“咱县会不会夺权？” 说话时，发现曾的孩子也在房间里，便问：“你的孩子听懂吗？”曾答：“懂听——但不怕。”曾这么一说，郑心武便走出去了。
24日晚上9时，郑心武将中午滨海电话内容告诉符英，接着分别通知县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当时十三个常委中，除武装部长林青、公安局长杨连瑞来不及通知，县委书记刘亲先外，其余常委全部到齐。除了几个副书记外，其他常委都不知道开会的内容。后来副书记尚景波说：“当时有人通知我，说联合会明天要来夺权，现在常委开会研究一下。怎样交权，我思想上没有准备。”
常委们到齐后，郑心武便宣布开会：“省委、区党委、滨海市委、xx、xx都被夺权了。滨海市有一个外地兵团要夺权，市委不交，由市委机关组织夺权才交——”
郑心武的讲话非常明确：县委的大权要交给可靠的人，哪些人可靠呢？当然还是我们县委机关内部的人。
原来，县委机关的造反派【县委机关红旗造反兵团】已经联系了县城的一些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紫贝县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筹备委员会【夺筹委】，声称这几天要夺权。郑心武是想把权交给他们，这样就放心了。
郑心武这么一说，常委们心中就有数了。接着大家讨论了接权人的名单。当时，在会上提名接权的名单有：杨应礼【组织部、夺筹委主任】、陈川楷【宣传部、夺筹委委员】、吴叔养【宣传部、夺筹委副主任】、陈川绵【县人委、夺筹委副主任】、朱运明【机关党委、夺筹委委员】、符史荣【农林水、夺筹委委员】、符敏【水产局、夺筹委委员】等。这些都是清一色的县委机关红旗兵团的人。
最后，郑心武又提出，如果人家来夺权，由谁代表交权？他这么一说，大家一致认为郑心武是主管县委日常工作的，由他代表县委交权才比较妥当。
1月25日，在交权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意外，原来夺筹委决定中午12时封印，由县夺筹委全权接管紫贝县委，忽然传来一些消息，说别的造反派组织要来夺权，于是匆匆忙忙的把时间提前，改为早上6点钟。夺权时，没有象别的地方那种轰轰烈烈的热闹气氛，在场的只有县委几个副书记和夺筹委的代表们。夺筹委副主任吴叔养在宣布了县委几条罪状后说：“我们不夺人家要夺，我们先把权接过来，你们有没有意见？”大家都说没意见。吴叔养宣布接权后，郑心武代表县委表明态度：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我们一定配合造反派做好工作。接权便宣告完成了。
紫贝县夺权最大的特点是夺权不夺印。过了第三天，在很多人的追问下，夺筹委才把县委的大印接过来。直到1月28日，夺权者还先后送了两个文件和一些电报交给郑心武等人批阅。郑心武看到县委权被接管了，但人委权还在，他说：“权夺了，官不罢，真难办啦！”
1月25日，以县委红旗兵团为首的紫贝县造反派成立“紫贝县夺权筹备委员会”，一举夺了县委和县人委的大权，并向全县发布夺权公告，爆发了“一、二五夺权”事件。
1月27日，在夺权问题上，由于观点不同，各个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了意见分岐，一些群众组织退出了“夺筹委”。以县教育局和县检察院的造反派组织为首，联合一些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在紫贝岭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紫贝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县联总】，县联总的头头有黄世利、符声富、潘正昌、黄大位等人。紫贝县开始出现了观点不同的派别组织，由此引发了紫贝县一年多的派性斗争。
紫贝县发生“一、二五夺权”事件的时候，我正在北上大串联的途中。在紫贝县夺权斗争的行动中，没有学生组织参加，因为大部分学生都北上串联去了。我虽然没有参加本县的夺权行动，但我在广州、上海、杭州等城市中，亲眼目睹当地造反派夺权斗争的情景，那刺激的场面，那狂热的气氛，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面，成为后来我参加造反派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