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炮派在昆明市检阅台广场召开“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庆祝夺权叁周月。八派认为，炮派召开大会是收罗保守组织，公开制造分裂，是老保向造反派示威，就带领大队人马冲击会场，导致大会中断，双方几万人在广场上、东风路上展开武斗，许多人被打伤。
五月二十六日，昆明机床厂炮派五一兵团同该厂一八兵团发生冲突，继而扩大为包括军队、机关、学校、干部、战士、地方两大派叁与的万人大规模武斗。
五月二十九日，炮派到昆明军区大门口静坐，要求军区严惩打人凶手。
与此同时，炮派把矛头对准李成芳，连续发表了【把云南的赵永夫楸出来】等十四篇文章。支持炮派立场的赵健民也在省委大院贴出他的第一张大字报【揭开云南省委内阶级斗争的盖子】，成为省委中第一个站出来造反的书记。
五月三十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昆明军区党委发去电报，称“中央和军委对昆明地区两大派发生的严重武斗”“极为关切”，要求“对昆明地区两大派的武斗，军区机关，干部战士都不要介入，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不要打击一方压制一方，使矛盾激化。”
六月十八、十九日，八派在昆明市检阅台广场召开万人大会，高呼口号“打倒赵健民！”
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康生、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云南两派部分在京人员。康生说：“炮兵团到底是不是保守组织，恐怕这个看法是不恰当的。中央历来认为新云南、大联委或炮兵团、八、二三都是革命组织。”
六月二十三日，受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委派，谢富治、余立金【空军政委】、李再含【贵州省革委会主任】等到昆明处理云南问题。在昆明，谢、余、李分别与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和各派组织代表交换了意见。李成芳就军区支一派压一派的作法作了自我批评。两派虽然没有具体达成联合协议，但双方都表达了希望联合的愿望。
七月十二日，昆明军区党委向中央呈报【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称“驻云南的部队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有成绩的。但是，四月下旬以来，我们没有理解和跟上毛主席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思想，错误地分析了形势，离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昆明地区两大派，支持了一方，压制了一方，支持是对的，压制了是错误的，在对待炮兵团 问题上，听不进部队内部的不同意见，甚至对云南省军区持有正确意见的少数同志实行压制。”【意见】“建议增补陈康、张力雄两同志为省军管会副主任委员，请中央批准。”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批发【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中央同意你们七月十二日提出的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也同意增补陈康、张力雄两同志为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召云南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进京汇报，并指定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主持军管会工作。
由于陈康、张力雄、赵健民等人支持炮派，鲁瑞林【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周兴等人支持八派，两派之间不但没能达成联合协议，反而使双方的武斗进入白热化。
八月二十四日，炮派武装占领五华山【省军管会生产指挥组办公地】，赶走军管会人员，还发表了占领五华山声明。赵健民亲自上五华山布防。
八月二十三日，八派在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内红大组织的协助下，抢了步校的武器。八月二十四日，炮派到省军区小麦谷军戒库抢枪。八月二十六日，八派抢了省体委国防具乐部的枪。八月二十七日，炮派到归化寺民兵武器库抢枪。
八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电示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并告八派和炮派：双方绝对禁止开枪：双方都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人民解放军一切武器装备物资，任何团体与个人不得侵犯与抢夺：双方的争执，应在中央既定方针下，商议解决，一定要坚决制止武斗。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周恩来、康生、江青签发给昆明军区的电话指示，要求“坚决保卫武器，”“如果劝阻无效，立即抓起头头来。”但抢枪现象并未制止。八月底九月初，八派又抢了昆明军区步校的班用机枪和半自动步枪。十二月初，八派第三次到步校抢枪。十二月四日，炮派第二次到省军区小麦谷军戒库抢枪。十二月五日，炮派第二次到归化寺民兵武器库抢枪。
八月，炮派攻打东川市军管会，致使东川市军管会瘫痪。东川市军管会、第十四军四十二师师长田大邦被楸到省军区礼堂批斗：东川市军管会副主任、东川市武装部部长王若海被炮派推下高楼摔死。
九月十日，在省军管会的主持下，两派达成【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九月二十二日，两派又达成了【关于停火交枪的补充协议】和【关于严禁打、砸、抢、抄、抓和立即释放被抓人员的协议】。但双方并没有因此停火。两派拔钉子、夺据点、抢占地盘，形成了八管区和炮管区，武斗越打越大，造成了国家和人民财产的巨大损失和人员重大伤亡。
八月，八派公开批判支持炮派的赵健民。十月下旬，八派成立打倒赵健民作战联合指挥部。而炮派則把斗争矛头指向十三、十四军，要大楸军内一小撮。
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知驻云南的部队负责人赴京开会，解决云南驻军支左中出现的问题。
十二月二十七日，周恩来等在京西宾馆接见了赴京开会的驻云南部队负责人。周恩来指出：“群众的派性影响军队，军队的派性又反过来影响群众。”批评军队有意把枪发给造反派，要求“稳定军队，立即制止武斗。”周恩来还说：“云南两大派都是中央确定了的，都是革命造反派，但都犯有缺点、错误，要帮助。”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和十三、十四军领导人会议，批评了省军管会主任陈康、副主任张力雄在支左问题上的态度。
二月十三日，在中央的督促和帮助下，云南两大派组织赴京代表达成【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恢复交通运输和保障邮电畅通协议】。二月二十一日，省军管会、两派组织共同组成停火交枪监督小组，监督协议执行。到三月四日中央规定的期限，昆明两派组织共交出枪支一万七千八百九十支，各种火炮二百一十门，子弹九百八十多万发，炮弹七千发，以及炸药、爆破物等。
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任命谭甫仁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
五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叁加学习班的八派和炮派代表签订了大联合协议。此后，云南局势趁于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