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锤在一九七三年当工人后，就是有这么一种不甘心的状态。他进工厂有两方面的不甘心：一方面，他希望从事青少年时期爱好的科学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奔波，居然没有成功。另一方面，就是感到这个国家对自己的不认同，心理上不服气也不平衡，当然还是对文革。
有件事让钟锤心里更不平静了。回到北京后，他接触了了一些被整成五一六分子的重要人物，这些人，都是当年的造反派头头。当时，在北京市革委会里的常委中，大学有五大领袖，工人里有一些，农民里还有几个，中学生就钟锤一个。但是到了一九七四年，这些群众代表都被批斗被整治，除了钟锤之外，几乎无一漏网。
钟锤从一九六七年以后基本上不跟风了，因为中央文革做事太违常理，太脱离实际了。但吴德这些人还跟风，特别是五一六的事，大批工人造反派被弄得家破人亡，自杀的非常多。北京的这些事都是谁干的？一个是谢富治，谢富治死后，第一书记是吴德，事情都是他们干的，但他就是不认错。李爱民认为应该纠正，仗义执言地就此事开始提了意见。他和工人们一起，三次到市革委会门口贴了大字报，批评北京市抓五一六扩大化等问题。
对于五一六扩大化问题，钟锤曾找过吴德、吴忠等人谈。钟锤对他们说：“对这些人的问题，你没事实就应该纠正。有些人的职务你也可以不恢复，有些能力不行的你也可以不用，但不能在政治上给人家弄得乌七八糟，不清不白的。”吴德恼怒成羞，不但不认错，还在会上攻击钟锤，说了他很多坏话。
为了从理论上批驳文革的极左错误，钟锤在一九七五年初写了一篇名叫【论新思潮的出现】的论文提纲，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翻来覆去，不三不四，”“实际上失败了。”中央文革等“纯粹的文革派，已成了新贵族，”他们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巴不得他们早日垮台。”新思潮从政治上、经济上、工业上、科技上对极左路线进行了批判，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在这段时间里，钟锤经常和他的朋友一起交流，探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思想上有很大的认识。【本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