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贝岭19
12月2日上午的大搏斗使联总派失去了在紫贝河左岸所有的据点，联总派头头们有如末日来临的感觉，惊恐万状。因为他们知道，下一个攻势就要打到右岸来了，右岸全部是居民区，没有较高的楼房，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如果井系旗派跨过紫贝河，他们将无法阻挡井系旗派的攻势，则老巢---圣殿就保不住，他们就会被赶出县城，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井系旗派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最后的结局还是要靠双方的实力来决定的，井系旗派没有力量把战线扩展到右岸，也更没有力量把联总派赶出县城。
后来据联总派有关人员透露，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局势，联总派指挥部就已经做出了重要决策，在无法阻止井系旗派打过右岸的极其严重的情况下，违反中央关于不许动用军用装备参加武斗的通令，动用军用武器，用枪杆子来对付井系旗派，这一点，得到了紫贝军代小组一方教导大队和县人武部的默许。
在武斗中使用军队武器装备，在当时已经成了常态。如果说，年初在青海、新疆等地，军队公开镇压造反派，动用了步枪和机关枪，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那是个别的情况的话。那么，在1967年7、8月间，重庆等地两派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连坦克、炮舰都开出来了，炮弹一个晚上就打了上万发，已经见怪不怪了。
一个星期前联总派指挥部制订的【关于保卫圣殿作战实施方案】中，其中有一条就明确了要使用武器装备：在圣殿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必须毫不迟疑地使用武器，打退敌人的进攻。这个“武器”，指的是枪杆子。联总派的作战方案是在人装部某些人的指导下制订出来的。
在12月1日发生的大武斗中，紫贝军代发生了彻底的分裂。本来，在对待紫贝两大派的问题上，自武汉事件发生后，军代内部的海军代表和陆军代表，观点就已经不一致了。海军要听海军总部的，他们要支持造反派，也就是支持的紫贝井系旗派和滨海的东方红派。而武装部和海南xx教导大队，他们受xx军区的直接领导，当然要听军区的，坚决支持海联司和联总派，这个观点他们一直没有改变，毫不动摇。但在制止武斗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谁都不愿意看到紫贝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造成紫贝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因为他们都是“当局”，在党政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军队成了社会稳定的基石。
12月1日和2日上午，紫城连续发生大规模武斗，四四一一部队支左负责人感到事态极其严重，指出如果不坚决制止武斗，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要求紫贝军代马上召开会议，立即制定制止武斗的方案，采取果断措施，防止武斗的恶性漫延，军代人员必须立即赶赴现场，劝说双方放下武器，停止接触，撤到各自的据点中去，然后由军代出面，召集两派头头进行协商，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停止武斗的措施。可是，教导大队、县武装部不但不派人去制止武斗，甚至连军代会议也不参加了。
此时的紫贝军代，已是名存实亡，形同虚设，再也扭不到一块了。教导大队和县武装部的一些人在派性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再也不喊什么“制止武斗”了，巴不得武斗越打越大才好。他们认为，井系旗派在这两天的武斗中虽然占了一些便宜，但只是表面现象，真正有实力的还是联总派。井系旗派在这两天头脑发热，把事情搞大了，把水搅混了，等于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把挑起武斗的罪名安在井系旗派的头上，恰逢其时，动用枪杆子，把井系旗派一网打尽，尽快解决紫贝的问题，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中午，井系旗派新的一轮攻势开始了，激战空前，双方殊死一搏。激烈的搏斗集中在竹林桥和公仔桥一带的街道上，在各个楼顶上猛烈的石弹的掩护下，井系旗派的突击队象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涌上大桥，喊杀声震天动地。
联总派在三角街和邮电局一带拼命抵抗，他们用汽油桶作掩体，一边向前滚动，一边隐蔽在后面发起反冲击，挡住了井系旗派多波次的冲击。为了抵挡我们的最后攻击，联总派把三角街一带的通道全部封死，把商店、办公室里所有的家具都搬了出来，堆积在路口上，构筑成临时工事和障碍物。
由于联总派的顽强反击，井系旗派的多次冲击都没有奏效。
下午一时多，紫贝岭前线指挥部头头陈华训、肖跃才、王华民、王诚树等都来到现场，亲自指挥最后一场决定命运的攻击。
井系旗派把所有的精锐力量都调到药材公司至银行大楼一带的街道，作为总攻击的预备队。文南街两旁的楼房上都站满了我们的人，大家齐声呐喊，为攻击队员们助威鼓劲。指挥部前线广播站在黄红、韩明等人的带领下，也把广播器材搬到了县人民银行的楼顶，对联总派进行火线广播。
我和另外几个别动队员也爬上了县人行的楼顶，我们的任务是对据守在三角街一带的联总派抛掷石头砖块，掩护正在向公仔桥上冲击的突击队。为此，我们往楼顶上运送了足够的石弹，一萝筐一箩筐的石头、砖块和玻璃瓶被送往楼顶，堆积如山。红旗工人总部的一些工人也登上楼顶，同我们并肩战斗。
县人行大楼对面是联总派固守的三角街阵地，除了文城派出所是两层楼外，其他都是平房。县人行与三角街隔河相望，相距约四五十米，中间是公仔桥，把文南街同三角街连接起来。
井系旗派当时在楼顶上有十几个人，成一字排列在一堵墙后面，我的位置最偏，紧挨着我的是几位不相识的工人，排列在右面的是几位前线广播站的同学。为了在搏斗中不误伤自己人，根据指挥部的要求，我和几位同学都佩戴着井冈山的袖章，那几位工人也着红旗工人的袖章。
一切都准备好了，井系旗派突击队向三角街一带的联总派发动了最后一次的攻击，街道上和大楼上的人们齐声呐喊，手持着各种武器的人潮水般地冲向公仔桥，大大小小的石头冰雹般地飞向对岸，助战的炮竹也“辟剥辟剥”地响了起来。
“联总派的群众请注意，紫贝岭前线指挥部广播站现在向你们广播…。.”文城上空传来了我方广播员激昂的声音，“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不要再为坏头头卖命了，希望你们认清形势，立即做出明智的选择，早日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站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联匪头头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你们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你们的末日快到了，奉劝你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继续抵抗是毫无出路的，执迷不悟将是死路一条….井冈山红旗战士们，红农会战友们，勇敢地战斗吧！我们一定要把胜利的红旗插到圣殿去！井系旗派必胜！联匪必败….”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战友们，冲呀！杀呀！”在高音喇叭的统一指挥下，数百名井系旗派突击队高举战旗，一排排地向公仔桥对面冲杀过去。
我为战友们的战斗激情所感染，浑身热血沸腾，斗志昂扬，我渴望同他们并肩战斗，一起杀向三角街去，一起杀向圣殿去。但是，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我们的任务是坚守这个制高点，掩护战友们向前冲击。于是，我一边高声叫喊，为同伴们助威鼓劲，一边把石头不断地向对面掷去，压制联总派的“火力”。
联总派的武斗队员拼命地抵抗着，但是，他们阻挡不了我们强大的攻势，他们的阵线快要崩溃了。联总派的一些人已经偷偷地离开了阵地，另外一些人也在准备逃命。
井系旗派燃放的鞭炮不停地炸响着，喊杀声天动山摇，我们的突击队正在稳步地前进，眼看就要冲过公仔桥了，胜利就在眼前！
突然，我看见联总派四大兵团的总指挥杨宗昭出现在三角街路口【双方距离很近】，只见他大手一挥，正在搏斗中的联总派战斗队员纷纷离开前沿阵地，向后撤退，顿时，三角街上空无一人。
接着，紫贝河上空响起一阵枪声，井系旗派冲在最前面的几个突击队员倒在大桥上，于是，正在冲击的队伍如一股波涛撞上了巨石，四处飞溅，人们纷纷向后退却。
联总派向我们开枪了，我如触了电一样，身子不由自主地倒了下去。楼顶上的人也跟我一样，都不约而同地趴在地板上。
又一阵枪声在我们头上炸响。我心里一阵慌乱，服服帖帖地趴在水泥地板上，卷曲着身子，一动也不敢动，两条腿不停地颤抖着。大武斗以来，我这个一直在冲锋陷阵的敢死队员，第一次感到胆怯，恐惧和心慌。
紫贝大武斗打响了第一枪，我是现场见证人之一。由于当时到处燃放鞭炮，许多人都没有感觉到那是枪声。
一会儿，更多的枪弹【据统计，联总派一共开了三十八枪】向我们射来。我觉得这里很不安全【县人行最靠近三角街】，前面的墙壁又矮又单簿，而且目标又很大，“得找个借口赶快离开这里，否则….”我临阵退缩了。
“哎呀！吕先利被枪弹打中了！他受伤啦！他快要死啦！怎么办？怎么办哪——”一阵撕人心肺的哭声打断了我的思路。
“我们的人给打死了！”我心头一颤，转过头去一看，大吃一惊：一位穿蓝制服的青年人倒在我的身旁，他的头歪向我这一边，脸色灰白，眼睛已失去光彩，嘴巴轻轻地抽动了几下：他的头部被打穿了一个大洞，暗红的血连同黄花花的脑浆喷泉一样从伤口里涌出来，头部下面的地板上涂满了一大摊血浆。这一情景我永世难忘！
我木呆在看着他，感到非常的恐怖，脑瓜里一片空白。
“井冈山老弟，快给他包扎呀！他快死了！”一位工人哭着请求我。接着，那几个工人又大声地恸哭起来：“吕先利被打死了，我们怎么办呀？”
“怎么包扎呀？这里连一块纱布也没有。”我心里嘀咕着：“你们又不过来帮忙，光在那里哭，怕死鬼。”我束手无策，又有点恼火。
我非常伤心，因为他是跟我在一个战壕里作战的战友，不管冒着多大的风险，我也要尽一切能力来帮助他。我慢慢地向吕先利挪近，我看见他头上戴着一顶蓝色布帽，我手中没有现成的绷带，我就轻轻地摘下他的帽子，盖在他的伤口上，在当时的条件下，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包扎办法。但是，这顶帽子是不可能把伤口堵上的，他的血水连同脑浆还是一股一股地往外流淌，弄得我的手和身上都沾满了血渍，我闻到了血的腥味，差点儿呕吐出来。
“包扎不了啦！他的脸上都是血，伤口太大了，他大概已经死了，怎么办呀？”我看见那些人一个也不肯来帮忙，感到非常生气，大声地说。
楼顶上所有的人都看着我，眼睛里露出悲痛的神色，但又无可奈何，大家默默无言，躺在各自的位置上一动也不动。
我用手摸了摸被害者的身子，僵硬了，吕先利死了。
这是紫贝文革大武斗以来的第一个死难者，也是我一生中接触的第一个死人。他就死在我的身旁。他的死极其简单，一颗子弹把他的头部打穿了一个窟窿，这致命的枪弹，结束了他的生命，把他带到永恒的天国中去了。他临死时可能没有感到痛苦，至少没有感觉到死神到来之前的恐惧，这是我从他的脸部的表情看出来的。他如同在睡觉，脸部很安祥，没有一点痛苦的痕迹。我想这是因为他生前就没有想到死，至少没有想到现在马上就死去。
可是，他确确实实是死去了。
又有几颗枪弹向我们飞来，大家都感到有同吕先利一样倒下去的可能，楼顶上的人都老老实实地趴在地板上，没有人敢动弹。眼下，无论如何，跟一个死人呆在一起，心里总是感到不舒服，认为兆头不好。再者，吕先利的死，下面可能还不知道，必须派一个人向指挥部报告，顺便了解情况和请求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一个工人下去了，我们继续在上面等待。
吕先利的死，下面确实不知道，指挥部也没有得到吕先利死亡的消息。由于联总派首先开了枪，打伤了县农林水红旗干部赖家雄等三人，头头们感到事态非常严重，为了避免新的伤亡，遂下令全线停止攻击。下午四点多钟，联总派也不再向井系旗派开枪了，两派所有的对抗行动都停止下来了。
由于联总派先发制人，首先打响了第一枪，把井系旗派的威风刹住了，他们的阵地保住了。
事后，紫贝军代也知道联总派开枪打死了人，他们立刻召见了联总派头头，对联总派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整个县城的搏斗暂时停止了。
我们在楼顶上足足呆了一个多钟头。后来，上来了两个工人，他们用绳子把吕先利放了下去，我们随后也撤下去了。
武斗打了一整天，我没有吃到一点东西，也没有来得及喝上一口水。现在，搏斗停息了，我感到饥饿了，肚子里咕咕地直叫，正好，后勤人员抬来两大桶饭团，我赶上去抢了两个饭团和几个鸭蛋。手脏得要命，满是血污，看上去喉咙里要发呕。我赶到水龙头前去冲洗，但怎样洗涮也没有办法把手上的血渍洗掉，因为天气寒冷，血污都凝结了，紧紧地粘贴在胳膊和手指上。我顾不得那么多，用手抓起饭团就往口里塞，我确实饿极了。
晚上，井系旗派指挥部为自己第一个“烈士”——吕先利举行追悼会。除了警戒人员外，紫贝岭上所有的井系旗派都参加了。吕的妻子和家人也赶来了，听说哭得死去活来，情景非常凄惨。追悼会开得非常隆重且悲壮，头头们都作了煽动性的演讲，表示要为吕先利报仇雪恨，与联匪血战到底。
我没有参加追悼会，因为我害怕再次见到吕先利那死去的惨状。我感到恐惧，他那惨白的脸色，那喷射着血浆的伤口，那最后一刻轻微抽动的嘴巴，已深深地刻在我的脑际之中。
夜深了，外面已经是万籁俱寂，只有那寒风在不知疲倦地吹拂着，发出凄厉的呜咽，白天那场生死搏斗的惨烈场面，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成为历史的尘迹。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吕先利的形象时时袭进我的脑际，他先走了，谁是第二个吕先利呢？
夜，我是在极度恐惧和不安中度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