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贝岭21
3日，紫贝县城里既没有听到枪声，甚至连呐喊声也听不到了，街道上再也看不到喧嚣的人群了，人们生活照旧，按部就斑，表面上一派平静。不过，平静下面却掩盖着激烈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和对抗。其实，一场预谋已久的大风暴，将席卷县城，加快武斗的进程。
按照指挥部的命令，紫中井冈山兵团所有战斗队搬出紫贝岭，全部进驻文南街一带的主要建筑物，随即在街道口和较高的楼房上堆起沙包，架设障碍物，构筑防御工事。指挥部还给我们送来一批手榴弹，告诉我们整修大刀、长矛等武斗工具，准备迎接下一轮的武斗。
我们的主阵地在紫贝岭上，在这里驻防的是县委红旗干部和乡下来的一些红农会民兵，他们的任务相当繁重，责任非常重大。几天来，他们不分昼夜地赶修掩蔽部，挖掘地道，设置障碍物，安装电网，把紫贝岭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战斗堡垒。
六一厂、椰子厂、印刷厂的红旗工人也在各自的防区里加固工事，修建新的作战堡垒。他们还派出警戒人员，组织纠察队日夜值班。这些阵地同紫贝岭及文南街一带的阵地连成一体，遥相呼应，互相支援。
夜间，紫贝岭前线指挥部头头陈华训、肖跃才等在紫中井冈山头头王诚树、老佈的陪同下，驱车赶到清澜海军基地，与部队首长进行了密谈，协商如何应对紫贝县发生的严重局势。天亮后，他们赶回到紫贝岭，继续召开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会议，进一步完善了保卫紫贝岭的作战计划。
“12.2”流血事件发生后，县城始终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紫贝岭下的大街小巷冷冷清清，店铺纷纷关门，人们都躲在房子里面不敢出来，担心飞来意外横祸。联总派制作的谣言也不断传来，在城镇居民中造成极大的恐慌，很多人携家带口，纷纷逃往乡下避难，昔日繁华的文南街和三角街，再也看不到人影了，许多房舍门可罗雀。
当天傍晚，我同井冈山兵团第一战斗队的同学们把铺盖搬到临近三角街的县城卫生院大楼上，在那里安营结寨。这栋大楼是文南街上最重要的一个阵地，这里离联总派的阵地最近，紧挨公仔桥，对面就是联总派的控制区——三角街，是联总派进攻紫贝岭的主要通道。我在这里一共呆了十多天，直到16号才离开了这里。在昨天的大武斗中，我们扫荡了这一带的联总派据点，赶走了楼房里的主人【联总派】，他们的床和铺盖还在，我们用不着为睡觉的地方犯愁，舒适的住宿有的是。我们在这栋大楼上一共驻扎了二十多个人，大部分是我同班的同学。我与义平同舍在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主人不在了，却留下了一些准备回家过年的食品，挂面、糖果、饼干应有尽有，足够我们享用几个星期了。在那非常的年代里，我们又自封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当然毫不客气地享受一番，专拣好吃的东西吃，我们还开玩笑说：“取敌之肉填已之腹。”有一次，我跟义平把饼干糖果分成几份，两个人打赌看谁吃得最多，我拼命往肚子里填，结果肚子涨痛了好几天。
白天我们继续修筑工事，我们把连接公仔桥的那段大街堵死，断绝了这条街道的交通。我们尽可能地把工事加固加高，除了银行外，附近大楼里所有能够搬得动的家俱都搬到街道上，我们往家俱里填塞沙土，筑成街垒。此外，我们还在工事里设置观察孔，随时观察三角街及剧院一带街道上联总派的活动情况。
在三角街一带，一片狼籍，街道上堆满了很多汽油桶，许多联总派武斗队员正在来来往往，他们跟我们一样忙碌，不停地赶修工事，设置障碍物。但在影剧院一带的街道上，却看不到一个人影，那里冷冷清清，街道上既没有街垒，也没人活动。原来第二天县城大武斗后，我们从联总派手中夺取了影剧院、侨批局和椰园餐厅等几栋楼房，我们看到这里地形突出，不易坚守，而且我们的力量也有限，便主动撤离了。联总派担心再次受到包围攻击，也不敢派人来占领这些阵地，附近的居民也担心受到两方的攻击，纷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这里便成了一个“无人区”。
第二天，紫贝岭前线指挥部命令紫中井冈山兵团别动队恢复正常活动，负责文南街及紫贝岭一带的警戒，维护防区里的正常秩序，严格检查进入这一带的人员，特别注意防范联总派密探在我防区的侦探活动。别动队变成了指挥部的纠察队，分成几个小组，戴着“指挥部纠察队”的红袖章日夜值勤，在各个路口上设岗，在街道上巡逻，严格检查过往人员，对身份不明的人一律扣押，送往指挥部审查。一天早上八点钟左右，我、义平、张亮等几个人在石桥一带巡逻，扣押了县武装部的一辆三轮车。车上装满了猪肉和几筐鸭蛋，准备通过我们的防区，运送到人武部去。我们一看到那些穿绿军衣的军人就感到气愤，于是招手叫那两位解放军战士放下车子，让他们自己徒步回去，那两位军人还想争辩，结果在我们一片“保皇军滚蛋！”的谩骂声中垂头丧气地溜走了，而我们却象凯旋而归的英雄似的，趾高气扬地把这些胜利品押往县委机关食堂。紫贝军代和县武装部在河东区人民公园一带，隔天必须到河西区的食品站去领回猪肉、鱼、蛋和蔬菜等生活用品，大武斗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午饭，人们吃上了香喷喷的猪肉和鸭蛋，共同分享了我们的“胜利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