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鹰犬1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谢富治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的坏事，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鹰犬。
谢富治，一九零九年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贫苦家庭里，少年时做过木匠。一九三一年，他叁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曾担任过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职务，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会议】。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召开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了书面报告，并做了重要讲话。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他说一方面是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谢富治在发言中，也摆出了各地经济困境中发生的各种严重的治安问题。
毛泽东在大会中做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但林彪在发言中却大唱反调：“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林彪的讲话得到毛泽东的欣赏。
七千人大会后，谢富治出差到山东，在火车上与部下闲聊，谈到七千人大会时，他感到懊悔：“我没有考虑，就抢先发了言，谈了许多各地由于自然灾害出现的种种严重的治安问题，还举出不少因口粮缺少发生的妻杀夫等违背人的常情的案件。可是林彪在发言中却大谈三年经济困难是由于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用左的或右的思想，干扰了毛主席的思想的缘故。”在他的话里，带有懊悔的情绪：“没有看清风头”。“转”错了方向，怎么就“转”到刘少奇一边去了。
一九五四年初，有人写匿名信警告江青。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副部长进行侦察工作。有关部门查阅了三十代上海出版的一些报刊杂志，接触到江青的一些历史问题。一九五九年，罗部长调离公安部时，向接任的谢富治作了详细交代，要他办好这个案件。在谢的主持下，公安部于一九六零年破了这个案件。破案以后，公安部将所有调查材料全部封存。一九六五年秋，江青跑到公安部五楼谢富治家，大哭大闹，说公安部整了她的黑材料。
文革开始后，江青为了掩盖自己曾经叛变的历史，又一次提出了这件事，说公安部整了她的黑材料。她先是指使红卫兵造反派上街贴大字报，说谢富治是走资派，要打倒，后又联合陈伯达、康生等人拉拢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后，江青、康生等经常在人大会堂开会，听取造反派头头的汇报，向他们提供材料、作指示，指导造反派的行动。有一次，江青请谢富治叁加会议，她对造反派头头说，谢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们不要给他贴大字报了。经过这样的一打一拉，谢认准了方向，迅速的转到林江集团之中了。
谢富治为了巴结江青，味着良心说假话，诬陷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等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搞了“反革命黑调查”，将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副局长赵仲田、原上海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副局长黄某某等十五人，以及原山东省委副秘书长文斐、公安厅副厅长李某某等七人，原浙江副省长王芳、公安厅厅长吕剑光，原江苏省公安厅厅长洪某某和原华东区公安部负责人许建国，共三十人相继逮捕入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