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下班回家，到婆婆家寻女儿，见门紧锁，猜想她们应该在隔壁的屋里。女儿在姥爷公公家的小客厅临时铺上睡着。我轻轻地走进屋，蹑手蹑脚地卧在女儿身旁，里屋传来姥爷公公和婆婆的对话声。女儿睡的正浓，甚至听不出她的喘息声。姥爷公公年近九十，他有脑血栓，所以发音含糊不清，由于上了年纪，加之耳背，婆婆想回答他的问话，又怕吵醒她孙女，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显得格外别扭。
因为忙碌了一天，身子很乏，正对着客厅的窗户，下午的阳光虽温暖却亮得刺眼。枕巾被我卷成一条粗绳一般，遮在我的眼睛上。我本想小睡，思绪缥缈，将一个旧人带入脑海。
那人是我爷爷。他去世时73岁，我不过是一个小学生。爷爷去世前几天的画面，大概是这样的：身为本市三院的妇产科主任的姨奶，从营口带来爷爷需要的医疗设备和药具，陪着奶奶和长辈们一连好多天守在其身边，寸步不离。记得有一次，姨奶大声地调侃爷爷：喂！老朱头？爷爷耳背，卧病在床许久，姨奶不得不提高嗓音问：想不想死？只见盖着厚厚被子，躺在炕上的爷爷吃力地摇摇满是银发的头。姨奶会意地笑了。她大概习惯于这种趾高气昂并带有强势和针对的问话，不光是对爷爷。
我不喜欢姨奶这么问。虽然我那时还不知道，其实她一直在倾尽己有为爷爷续命。只是，从小就萌生的自尊，和对至亲的保护，让我并不是特别欢迎一向强势的姨奶。
爷爷当年也如姥爷公公一般，近一寸长的银发倔强地挺立着，密密麻麻。他也如他这般，言语含糊，呼吸声和叹息声甬长且沉重。而今，他已离开二十多年，每每想起他，他用力地摇头的恳求回应，让我酸楚良久。
离开家乡后，我常常于深夜不眠时，打开尘封的记忆。那里的人已经有一些辞世许久，就像爷爷。我努力地紧挨着意象里他的魁梧的身躯在阳光下的投影，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想离他再近一些，不知道为什么要离他再近一些，也许，年年霜素，岁岁鬓染，除了记忆，真的不剩下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