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吴国黄武二年（公元二二三年）三月，魏军的威胁基本消除。四月，群臣劝孙权即皇帝位，孙权不同意。他的考虑是，虽然吴国已与魏破裂，不必再称臣和受其封号，但称帝这一举动势必会激起曹丕的强烈反应，魏国的进犯虽已被遏制，战祸犹未尽除；同时也会招至以正统自居的蜀国的不满──当时吴国同其通好、恢复结盟的工作还刚刚开始。此时称帝时机还不成熟，所以孙权拒绝了，虽然成就帝王之业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欲速则不达”，他牢记着这句话。
孙权在向群臣推辞时说：“前年我接受了北边的封号，虽然内心明知他有要挟之意，但若不接受，就等于折辱了对方，而促使他更快地向我进攻，这样就会同西边一起来攻。两处受敌，这对我来说是太难对付的事，所以我压抑自己，接受了封号。这当中低下屈就的意义，各位似乎不一定都清楚，现在我在这里解释一下。”（《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我想，孙权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年年底，蜀国派邓芝来进一步修好。
此后曹丕数次御驾亲征吴国，都没有成功，最后望江兴叹：“彼有人焉，未可图也。”撤军而还。（《三国志·吴主传》）
外患已经减轻，孙权把重点放在内政上。
内政之中，丞相人选是一关键。黄武四年（公元二二五年），丞相孙邵去世，需确定新的人选。众人意见是张昭。孙权定的是顾雍。
以前首次置丞相时，众人都认为应当是张昭。孙权说：“现在正值多事之秋，担任这个职务担子是很重的，并不是设来作优待的。”于是就用了孙邵。（《三国志·张昭传》）
此次百官又都举荐张昭，孙权说：“我难道是舍不得把这个职位给子布吗？担任丞相的职务是一件很烦杂的事情，而此公性情刚烈，所说的如果不听，就会产生怨恨，这样安排没有什么好处。”还是用了顾雍。（《三国志·张昭传》）
顾雍实在是最适合担当丞相的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蜀汉占有正统的优势，魏国占有力量强的优势，吴国在这两方面都无法匹敌，但能够与它们三足鼎立而不相上下，是因为吴国有人，这就是顾雍，其才能足以同诸葛亮相媲美。立国之始，宰相是国家安危的关键，吴国不用张昭而用顾雍；顾雍本应该是泱泱大国天子之大臣，由于时势所限才成了偏安之国的宰相。
顾雍言语不多，行为谨慎，用人只看他的才能而没有偏见。他体恤老百姓的疾苦，了解施政的得失，所提建议若被采用，则归之于上面，不用，从不说出去。对于边将提出的小功小利之策，他都建议不用。
王夫之说，顾雍当丞相，又有陆逊以宽仁济之，自汉末以来，数十年没有屠掠之惨，也没有苛繁之政，百姓生养休息，只有江东才有这种局面。可惜吴国没有蜀汉的正统，魏国的强大，而最后只有一隅之地。不然的话，足以平定天下了。
这的确是至论。唯独没有把孙权对吴国这种大好局面所起的关键作用说出来。这也许是因为王夫之本人仍有以汉为正统的思想，所以大赞吴国其臣，不赞其君。然而在那个时代，无明君岂有贤相？不是孙权力排众议，舍张昭而用顾雍，顾雍如何能显示其才能？这里又一次表现出孙权知人善任的特长。用周瑜、用鲁肃、用吕蒙、用陆逊、用顾雍、……正是这一系列的用人得当，才换得内部的稳定、巩固和发展。
第二年春，孙权下令各州郡，实行宽缓政策，让人民休养生息。当他接到陆逊因缺粮请下令诸将开荒扩大农田的上表后，不但答复说好，还表示要亲领一份公田的任务，与众人同样地从事劳作。
此后孙权又同陆逊等商讨了“施德缓刑，宽赋息调”的问题。他一方面阐明和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又对不同的意见给予尊重，下令有关部门根据诸大臣的意见对法令条规进行适当修改。
两年后孙权以陆逊为大都督，率军与魏国大司马曹休作战，获取重大胜利。
次年（公元二二九年）春，公卿百官都劝孙权正式称皇帝的尊号，四月，孙权在武昌南郊即皇帝位。这离上次群臣的劝位已有整整六年。
在这六年中，吴国由对魏国的被动防御变为主动进攻，并取得重大胜利；同蜀国的关系是前所未有的好，相互取得完全信任。在吴国内部与民生养休息，鼓励农耕，国力渐强，相贤将勇，政通人和，可以说是吴国的极盛时期。孙权此时登上他毕生追求的皇帝宝座，应该有一种强烈的成功感。
六月，蜀国派使者庆贺。孙权与蜀国约定共分天下：豫、青、徐、幽四州属吴，兖、冀、并、凉四州属蜀，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并定盟誓，其中写道：“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
九月，孙权把都城由武昌迁回到建业。这说明一个巩固的吴、蜀联盟已经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