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人六
1
“每时每刻，都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最年轻的时刻。”
迈入三十岁门槛后，我经常如此提醒自己。是的，每时每刻，都是你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最年轻的时刻。日出般一遍遍在心头涌现的提醒，不是矫情地自我慰藉，而是为了在鸟儿般飞逝的时光之中捋顺思路，在精神的基座上刷新自己日益麻木的激情，给自己打气。
就像小时候，在川西北贫瘠而又辉煌的群山之间，老是为钱犯愁的家长们，总是在空气的皮肤上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脸孔，教育我要好好读书。他们还说，不读书，就只能跟他们一样，在家种地当农民。那时候我的眼睛还够不到这些，未来遥不可及，我只能看清他们肃穆的神情与厌恶。
在他们脸上扎堆的厌恶，有如夜空中飞舞的萤火虫，在话语间闪烁，仿佛多年以来，他们一直身不由己，从事着某种毫无意义的事情。
多年以后，我开始渐渐觉醒，其实他们未必知道莫须有的“颜如玉”和“黄金屋”——这些读书人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但他们一定熟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长久劳作的艰辛与无奈。他们苦口婆心，就是希望我努力读书，希望我变成他们伸向远处的枝叶，跳出农门，远离庄稼、汗水和农具，不用再靠出卖原始的气力活着。
我喜欢读书和写作，是为了少说废话。写作读书是务虚，幻化无常的世界，我相信务虚也是一种“活法”，正如诗人辛波斯卡在其诗作中如此强调：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如今，我在我的老家，一个据说是世界上大熊猫数量最多县份的文化馆上班。我是一名作家。在人较多的场合，我时常自惭形秽，称自己是“在纸上种地的农民”。在纸上种地，我拒绝庸常和随波逐流，即便是父亲以前经常用来贬低我的“菜籽落了海”的背景之中。
“菜籽落了海”，父亲的告诫是善意的，但听起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对当事人而言，它透着十足的火药味，那种来自父权的自以为是。在我的童年岁月，阴晴不定的父亲和他的责骂如影随形，连在一起，变成天气，挂在我们和日子中间。父亲威力无比，一个眼神就可以把我们吹熄。我曾亲眼目睹他举起两大杯满满的老白干一饮而尽。遗憾的是，我从未与他真正对饮。我开始喝酒那会儿，父亲已经不在了。
关于读书，我深深铭记并感谢的是，念书那会儿，母亲再苦再累也风雨无阻地为我和弟弟将一日三餐安排妥当。母亲鼓励我和弟弟用功读书，不止希望我们有更好的出路，也是为了能给她争气，光耀门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父亲迷恋上了赌博，从一个老板迅速变成一个输红了眼睛的赌徒，不但输了很多钱，还欠了一屁股债。成长的过程就是寓言，在我小时候，父亲就让我们的家长出了一条长长的贫穷尾巴。无论置身何处，这条尾巴总是如影随形。
“有的人家长五十块钱一炮的麻将都敢打，学费都交不起！”在镇上念小学那会儿，有一次，为我申请学费减免的语文老师，我的班主任，如此在课堂上以不点名的方式和“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让我们“对号入座”。
我把头埋进书里，我知道“有的人”不是别人，而是我跟同在一个班上念书的弟弟。我们被“有的人”合在了一起，就像家门前流淌不息的河流，汇集了整个大山里的雨和雪山融水，浩浩荡荡，奔赴远方。
“菜籽落了海！”
人活在世上，谁不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栗？然而那天，在课堂上，在鸦雀无声的沉默间，我没有这种感觉，估计弟弟也是。我只是感到自己隐藏在皱巴巴衣服下面的单薄身体，内心的无助和压抑，像空气那样迅速充满了整个教室，然后我飘出了窗外。我一刻也不愿意呆在教室，肩膀上却仿佛老君殿里的千手观音一样，在为那“有的人”高高举起，表明自己的卧底身份。就是这尊严扫地的时刻，我产生了背井离乡的冲动。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使我热血沸腾，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些眼花缭乱的武侠片，又让我开始痴迷飞檐走壁和行走江湖。每次回老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些未曾实现的旧梦，热泪盈眶。
十七岁那年我考上了一所城里的重点中学，从此与老家渐行渐远，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形如陌路。除了日益苍老的亲朋好友，我跟这块曾经了如指掌的土地没有任何交集。我成了浮光掠影。
2016年初，我与相恋四年的女友终于修成正果，领了结婚证，也结束了在绵阳长达四年的租房生涯，搬上位于绵阳园艺山的新居，住进我们自己买的房子。如此一来，我算是在城里“扎根”了。那一百多平米的小天地，就是我的家。
“经常”这个词，频频出现在我与老家之间，是我成家以后，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是我有了工作之后的事，就像地震频频光顾我出生的那片土地，我的老家。对于常年在外的人，“老家”是一个永远拧不干的词。事实上，这几年我回老家的频率越来越高，这就是“经常”。绵阳到老家不过七八十公里路程，但又像是隔着千山万水，只有绕过它们，只有用不停地奔波减掉这些距离，我躁动不安的灵魂才会获得暂时的安宁。就像那些向我张开怀抱的书籍、音乐和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我的焦虑和无所事事。
我一次次奔回老家。母亲的感冒，外婆的生日，表妹的婚礼，侄女儿的满月酒，乃至一些家庭琐事，都可能成为我回老家的理由。我浸泡在这些世俗的不乏温情的日常间隙，乐此不疲。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人了。成人是什么？波伏娃的总结很透彻，“一個被年龄充涨了的孩子。”对活着的人而言，时间便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岁月不断生长，一直朝深渊般的未来滑动，未来不是空洞的，日子也不是简单的折叠、重复。日子不断流走，我们时刻处在变化之中。
镜子里的人，下巴上密密麻麻的黑色胡须，额上涟漪似的皱纹，就像眼下这个国家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房价一样飞速生长的头发，时常因为来不及去理发店而蓬乱不堪。很多时候，人生就是一个烂摊子，需要不断收拾，不断整理。我不是个精致的人，但我欣赏那些活得精致的人，那些永远都像是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人，他们简直就是人间天使。
在时间的冷雨中，在三十个年轮抱紧的这团躯壳中，我的嘴唇很少淌出关于老家的话语。我很少谈论他们，不是出于敬畏，而是出于恐惧。像被大风吹走的童年岁月，我总是担心那根不幸的尾巴会在空气中突然显形。
谁没有过去呢？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
2
记忆表皮仍在不断被时光侵蚀、氧化、蒸馏，被流淌的岁月瘦身。岁月隐藏在母亲的皱纹和头发里，隐藏在梅林中间父亲的坟茔里，隐藏在那些沉默的废墟、房梁、石墙和瓦砾中间。很多年过去，遗忘把太多的往事塞進了它的行囊，而陪伴我度过人生最初那些时光的刘家院子早年的某些形状、颜色、气味，我依然没有忘记。死也不会忘记。它们像是家门前那棵枝繁叶茂的核桃树，早已把根深深扎在了我的灵魂深处。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家总是大门紧闭。平日家里只留一道后门。紧挨着猪圈和厕所。我们通过后门进进出出。紧闭大门不是因为担心猫猫狗狗进屋，或者风吹进来，而是为了避免更多不必要的应酬。尽管如此，那些眉头紧锁、态度强硬的债主，总是在每个黄昏如约而至，来了这个，走了那个，总是要呆到很晚很晚，时间才会重新回到我们身边，冷冰冰的夜晚松弛下来，我们才能安心写作业，以泪洗面的母亲才能安心剁猪草，为我们生火做晚饭。我们最常吃的是土豆丝、南瓜、金裹银和擀面。一年到头，我们都很难吃得上肉，为什么家里的猪会被卖掉，而家里又没有钱，我们早已不再为这样幼稚的问题产生困惑。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和弟弟从来没有为难过母亲，她煮什么，我们吃什么;我们也从来没有在她面前哭闹着要她给我们买这买那。我们知道母亲没钱，家里的钱，都被父亲输光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总是在不断祈祷，祈祷天降暴雨，因为那样一来，父亲的那些债主就不会到家里讨债来了。那时候，父亲经常不在家里，没钱再赌的父亲不得不跟村里人去山上的老林里伐树，锯成菜墩，再一步一步地背回山下，卖了钱补贴家用。
岁月逝去，遍地苍茫。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喂过的蚂蚁，玩过的纸板、弹珠、铁环、自行车，捉过的迷藏。记得那墨绿色的青苔，院子里水泥地上张牙舞爪的裂缝。如今，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我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刘家院子最完整，最平静，也最活力四射的岁月。声势浩大的院子里，四户人家情同手足似的坐成一排，眺望着眼帘下方奔流不息的平通河。河水穿过绿色山谷、村庄和草木的声音，比母亲洪钟般的嗓门还大。
“你们晚上怎么睡得着？”
偶尔，在家里留宿的亲朋会睁着熊猫眼在晨间提问。这些失眠者的耳朵和眼睛里，全都挂着水。他们不想跟水挨得太紧。
院子里，从左往右，依次是大伯家、祖父家、我们家，最右边儿是大娘家。大娘家果树最多，在养路段工作的大姑父，在门前屋后栽了樱桃树、杏子树、桃子树和无花果。它们成熟的季节，我和伙伴们也跟着成熟了，整天挂在树上。此外，我们家门前有苹果树，大伯家门前有李子树，但这些仍然远远不够，远远满足不了我们对吃的渴望和需求。学校放假的时候，除了玩，我们这些吃货整天都在想着吃，想着如何将村里别人家的水果填进自己的胃。我们的脑袋因为过度的饥饿变得沉重不堪。
有时候，过去的场面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像幻灯片一样。我和堂哥刘强在离家不远的转盘路附近发现了一片桃园，树上挂着红透了的水蜜桃。我们约定，半夜里去摘。好不容易熬到半夜，大人们都睡下了，晴朗夜空有点反常，居然没有一颗星星。我、弟弟还有堂哥背着小背篓终于踏上了夜黑风高的旅程。我们艰难地摸索到了那片桃树林，白日里看上去矮矮的桃树仿佛在夜间长高了，我们费了很多力气才爬上树，大概是做贼心虚，我们匆匆忙忙摘了些毛茸茸的桃子便飞快地离去。我们如此胆战心惊，仿佛是因为我们摘到的那些桃子，也是我们真正变成了小偷的那一部分。在逃亡的路上，弟弟不小心失足掉进了陷阱，说是陷阱，其实是别人家的红苕窖。我们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好不容易将他从我们想象中的陷阱里捞了出来。回到家里，当我们准备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全都傻眼了，背篓里的那些水蜜桃，又小又硬，根本没法吃。
在刘家院子，大娘家的波哥和梅姐年龄稍稍大些，已经上初中。堂哥刘强，弟弟刘军，和我年纪不相上下，我们总是如影随形。刘家院子里，最小的是堂妹刘艳和刘佳。我们这帮孩子中间，堂哥刘强的脑袋是最尖的，我们的脑袋都是圆的。圆的脑袋总是围着尖的脑袋转。
我们经常在放学后结伴去半山腰上的庄稼地里扯猪草，尤其是遍地枯黄的秋天，核桃早已打过了，但我们总能找到“漏网之鱼”：有天傍晚，我们在一块地里有了重大发现，那是片刚刚种上的花生地，我们像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立刻刨了起来。花生上面盖着一层薄土，还有些粪。当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吃这些花生的时候，堂哥已经开始大嚼大咽，他一边吃，一边告诉我：“吃的时候，应该把花生的皮儿去掉！这样吃，才卫生！”
做加减法要掰无数遍手指头的堂哥刘强，从小就明白钱的好处。有一回，他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们：“这辈子，我最爱的就是钱！”
大学毕业之后，堂哥刘强先是去成都呆了一段时间，然后独自去了上海闯荡。2014年，我的几篇散文获《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的一个文学奖。颁奖地点苏州，我返程路过上海，跟带着漂亮女友的他匆匆见了一次面。年纪轻轻就患了糖尿病的他，不顾身体状况，陪我喝了几瓶啤酒。那晚上，我们聊了很多，除了风与光，也有很多小时候的话题，但都避重就轻，尽兴而已。
刘家院子里的人，都是从祖父刘华贵这个大树上伸展出来的枝枝叶叶。虽然近在咫尺，小时候，我们却很少去祖父家里串门。母亲对祖父和祖母的偏心耿耿于怀，分家时“一碗水没端平”，只给她和父亲分了很少的土地和粮油，就让他们离开门户，自谋生路。就像加拿大小说家艾丽丝·门罗在其自传体小说《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写到的那样：“孩子的头脑就像捕蝇纸，你知道，不论给他们什么都会粘住。”
自然而然的，母亲对祖父祖母的怨恨也嫁接到了我和弟弟头上。即便祖母拿着糖果递到我们面前，我和弟弟也是不会要的。如果接受，我们的骨气就会大打折扣。实事求是地说，我不记得祖母和祖父给过我们任何东西。
“你们连颗水果糖，连个冰淇淋，都没吃过他们的！”即使是现在，母亲也依然这样说，仿佛过去所承受的屈辱和痛苦，早已化作血肉，融为一体。
对于这个，我倒是愿意让自己“往开阔处去”。用一滴仇恨，去涂染自己的整个人生，代价未免太大了。况且，那个子女多、“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年代，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古人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至少，他们赋予了父亲生命，并将他拉扯成人，已实属不易。
3
日子背负着人间冷暖，片刻不停。喜怒哀乐隐藏在生命之树的枝叶之中。在青山绿水的老家，在遍地苍茫的老家，山川草木的生命，一个院子的生命，一个家族的生命，再小到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卑微的。赋予万物生机的，恰恰是死亡，而非生命本身。当一只鸟儿在空中飞翔或树梢上歌唱的时候，它使我们感到美好的那一部分，恰恰是因为它在我疲惫的视网膜或者耳朵里，破坏掉了什么。
在记忆中打捞过去，就像水中捞月，月亮是虚幻的，人生仿佛也是。
每个人都是他死去那些部分的全部总和。
不止是我的亲人，这些年，老家也一直在死亡。我的视线中缓缓拉开这样一幅场景：童年时被我们残忍地扯掉了翅膀的知了在地上徒劳地挣扎。故乡不是故乡，她早已面目全非;故人不是故人，在岁月的舞台上渐渐退场。传统的道，传统的美，在这块朴素而又贫瘠的山野渐渐瓦解。
土耳其的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如此宣称：
“每一个人的死，都是从他父亲的死开始的。”
2010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万分的祖父终于撒手人寰。彼时，我尚在成都读大学，整天吆喝着一帮同学去学校外边的茶楼扎金花，浑浑噩噩地混着日子。接到噩耗的第二天，我乘坐火车赶回老家。祖父的去世并没有给一大家人带来太多的悲痛，年纪大了，又加上病痛，终于有了了断。
送走祖父的几个月后，忙得脚不沾地的父亲清晨在院子里打核桃时遭遇不测，脚下打滑，径直从树上摔了下去。院子下面是十多米高的堡坎，堡坎下面是硬邦邦的水泥公路。父亲当场摔到了水泥公路上。在江油一所医院抢救了整整一周，父亲，最终还是永远离开了。父亲去世那段日子，我变成了行尸走肉。在父亲的死亡后面，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走出这个阴影，走出这个泥潭。从父亲这棵再也爱不动什么了的树下，走向独立自强，走向生活无边的苍茫原野。
“冷暖自知”，悲剧爆发出来的能量，往往是惊人的。就像更遥远的过去，那些债主扔下一堆诅咒和谩骂，拂袖而去，时间回到我们身边，我们却因为贫困而倍感无助，母亲坐在那一堆堆带刺的词语中间，忽然爆发出来的嚎啕痛哭。
父亲的离去，并没有帶走生活本身，他只带走了他自己。岁月仍在生长，生活仍在继续。给父亲带来厄运、给我们整个家庭带来厄运的核桃树，最终没有被我们用斧子砍掉。把责任落在它的头上是愚蠢的，责任落不到它的头上。当然，如果是出于缺心少脑的宣泄，砍掉核桃树是可以的。但我们没有，砍掉核桃树，砍不掉黑色的记忆，砍不掉那种已在意识之中瘟疫般蔓延的绝望，也换不回父亲的生命。父亲不会再回来了，一生都在泥泞中打滚儿的父亲再也不会回来了。
父亲不在了，但他年轻时赌博欠下的债还在，地震后修房子信用社的贷款还在。这些都是需要母亲、弟弟和我来还的。这似乎可以证明那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活着，就是一笔债。事实上，我们早已原谅了洗心革面的父亲，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他犯的错误，文学巨擘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同样犯过。
树有树根，草有草根，人是没有根的，所以，死了就是死了;所以，人总是在大地上四处流淌，奔波。人没法落到实处，人性不是岩层，而是一片波云诡谲的水域。
奥尔罕·帕慕克，这个细腻的土耳其男人，这个感伤而天真的小说家，在其随笔《宗教节日时的家庭用餐和政治》中回忆到：
“节假日时我喜欢看亲戚，特别喜欢去看望叔伯们、姨婶们、远方的亲人、年长的亲戚和有地位的亲戚。我们的姨婶和年长的叔伯们一致约定，在假日期间的往来走访里，尽量对孩子们‘好一些。他们有什么好的都会给我们小孩——甜言蜜语、追忆往事、和悦的谈话——最终，他们也真做到了对孩子们好一些。但是反过来看，这件事却暗示着我们不愿相信的另一面：对别人好，原来是件很费劲的事。今年，我再次听到那些童年的笑话，它们常常令我回想起儿时的布谷鸟自鸣钟。我享受着假日给伊斯坦布尔带来的寂静、大快朵颐地品味那一成不变的土耳其快乐。这时，我感到一种邪恶的存在。”
透过这段言辞，我既惊又喜，它仿佛一面水洗得明晃晃的镜子，又像一阵沿着老家河谷慢慢滑动的春风，激活了我沉睡的内心。当一个人在生活里悲观无助的时候，他总是希望整个世界的人们都为他团结起来，共同为他出谋划策，分担经历。但事实并非如此，父亲的去世并没有让我受到过于热烈的关爱，相反，我时常因为孤独和恐惧而瑟瑟发抖，瑟瑟发抖不是因为失去，而是失去之后所面临的风风雨雨，面临的石头、剪刀和布。
“我们还有我们呢！”
我一遍遍在母亲面前重复着这个事实，鼓励她打起精神，坚强起来。
4
2011年，我大学毕业，离开成都。这座灯红酒绿的城市，这座纸醉金迷的城市，没有我的容身之所。
天无绝人之路。托一个朋友的照顾和引荐，我去了地震后兴建的新北川县城，在一家旅游文化有限发展公司工作，他们准备在那里建设一座国家级景区。第一个月，我领到了我初入社会第一个工作的第一份工资，2600元，将这笔巨款揣在兜里，我坐立不安，以为财务给我发错了。
工作的日子，几乎每天，我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喝得醉醺醺。一年后，我突然就厌倦了这种无聊的日子，正如同这家公司前缀的“有限发展”一样，我决定离开新北川。我跟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在绵阳一个嘈杂无比的小区里租了房子，开始用心读书写作。我把我的心埋在书籍和写作中间，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我没办法去做任何我不喜欢的事情。
读书写作就是我的“井”。我在我的“井”里越陷越深。赫塔·米勒：“井不是窗也不是镜子，向井里望久了，常常会望进去……”
孔子老先生当年在水边跟学生上课，总结出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如果一个人“忘水”“轻水”，至少能当个船夫;但一个人要成为“泳者”，能在滔滔湍流中应付自如，那他就应该和水打成一片。孔子得出的结论是，凡有所成就者，都是找到了自己本命的人。几年后，我在穆涛先生的一篇随笔中读到这个故事，深以为然。
实在揭不开锅的时候，我开始一边坚持创作，一边在网上找些征文比赛参加，写出来的作品从发表到领取稿费的过程太漫长了，而征文比赛的奖金却能解决燃眉之急。就这样，我成了一些写作同行眼中的“获奖专业户”。几年的时光仿佛眨眼，那些经常身无分文的日子，我很少回老家。没有那个脸面。也不知道该如何跟盼望着我当官发财的亲朋好友解释。偶尔回去，带回来的却是几盆冷水。即便是因为写作，我以临时工身份进入县文化馆工作，我似乎也从未摆脱过那种局面。
亲朋见面，每次不是问我现在过得好不好，而是我的工资多少，好像我的工资比我更值得关心。其实，这不仅仅是关心，我心知肚明。
比如，有次路上相遇，黑颜色亲戚以有钱人居高临下的语气问我：“你现在一个月多少钱？”
“一千三。”
“那搞个铲铲！”
黑颜色亲戚没有一句废话。我带着这把铲铲夺路而逃。
2014年，没有买车那会儿，每个周末，我都会赶车在绵阳和平武之间来回奔波。老家就在这段距离中间，偶尔，我会下车看看独自在家的母亲。然后，继续赶车奔波。有一次，等车的时候，同村的黄颜色问我：“在哪个单位工作？”
我回答：“文化館。”
“不错啊，找到铁饭碗了！”
黄颜色真心赞叹着。这个乡党，没有当我是外人，高兴的样子，像是自家人。
白颜色亲戚早已掌握了我的收入情况，当时她也在场，不知是什么原因。听了后很是不以为然，故意高声问我：“你现在好多钱工资？”
对天发誓，这个问题我至少跟白颜色回答了不下十次了。她的问题让我措手不及。
“少得很。”我说。
“到底好多？”
她穷追不舍。
“……”
“是这个数吗？”
白颜色伸出三根足以跟自己目光和胸怀匹配的手指头。三千。
我拨浪鼓似的摇了摇头。
“那，是这个数吗？”
当着黄颜色的面，白颜色又比划出两根指头。
我继续拨浪鼓似的摇了摇头，却终于忍不住回答：“一千三。”
听到我的回答，白颜色的亲戚满意了，她看着黄颜色，如同一座活火山，喷出了巨大的叹息：“啊，还不如打零工！”
在这个强悍有力的短句的轰鸣声中，我灰溜溜地爬上驶向绵阳的大巴车。上车后我晕乎乎了很久很久，也没有从白颜色的挖苦里缓过神来，忍不住潸然泪下，父亲去世我都没有如此落泪！但那一刻，我真是莫名心痛，撕心裂肺。我不是在为我微薄的工资或羞耻而落泪，而是为了那些同一棵大树给予我们的血液……
几年后，每每想到这些场景，我都会拨浪鼓似的摇摇头。也许，正是基于这些碎片般的事实存在，我紧绷的神经松弛了，惶惑的内心渐渐安宁、平和、淡然，在辽阔的苍茫和死亡的背景之中。
我拨浪鼓似的摇摇头。
5
越过寒风瑟瑟的漫长冬季，地下沉睡的魂灵慢慢苏醒，它们成群结队，轰轰烈烈地爬上草的叶，树的枝，用深情的绿，用悄悄的风，罩着沉默的大地，硬朗的群山，柔软的河水。冬去春来后的老家，绿就是生机，绿，就是语言。
繁星在地上哭了一夜，留下了水，水翻过夜晚，变成了烟雾，烟雾被阳光偷偷一吻，就变成了云，云又落下，变成河流，送走一个个日子。
一个个日子在我身体里倒下，在我的乡亲父老们的身体里倒下，然后，我们变成了记忆，变成了废墟。
2000年前后，一条漂亮结实的水泥公路穿过刘家院子的后院，首次涂改了我的记忆。后院的杏子树、苹果树，没了。那口吃了几十年的水井、去外婆家的路，蛇一样缩回记忆的洞穴，眠起来。大娘家的宅基被占，在离院子不远的公路边重新修了房子。
2008年地震过后，除了祖父家的几间青瓦房，刘家院子几乎荡然无存。我们家的房子也没了，房子没了可以再建，父亲和母亲蚂蚁似的忙碌起来，在原来的地基上修了一栋小楼房。大伯家和幺爸家的房子先后卖给了两户地震后没了房子的人家，在别处找了地皮，修了房子，搬出了刘家院子。
刘家院子已经不是原来的刘家院子，老家也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了。几年重建，小镇又恢复了生机。支离破碎的群山，也渐渐愈合。
父亲走后的这些年，母亲并未像大多数人那样再找一个，尽管那样也不错。我和弟弟能做到的，就是顺其自然。弟弟和我先后成了家，如今，弟弟有了两个女儿，我也有了一个儿子。老二的老二比老大的老大还大，有时候，我们去父亲的墓地，向他汇报。如果他还活着，该有多好！如果他知道自己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爷爷了，该有多好！
回不去的，是人，是遥远的真、善、美。流淌的岁月，好像把这些都冲淡了。现实的皮肤上，只剩下沉默、孤独，只剩下遍地苍茫，难以回填。
如今的家园，算不上熟悉，也说不上陌生。就像大多数人的日子，说不上好，也算不得坏。不痛不痒，不知痛痒。麻木的生活，麻木的衰老，一切都只是惯性，或出于本能。
有时候，我真想好好睡上一觉，做一回梦。醒来的时候，睡着的仍是二十世纪末那张摇摇欲坠、嘎吱嘎吱的木床，耳朵里仍然充满了河水的轰鸣，还有飞过屋顶的风声，视线透过玻璃木窗，还能望见对岸炊烟袅袅的村庄、玉米地和靛青色的山腰。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了过去时，一去不返。有时候，我真想好好睡上一觉，做一回梦。
6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中旬，日子裂了一条缝。久病缠身的祖母在老家的灿烂午后，终于，以生命的形式，抵消了一个普通乡下女人全部的人生里程，她穿过裂缝，寻着祖父和父亲走过的路，踏上了归途。
祖母老了的消息，是退伍不久的弟弟传来的。在老家，老人去世就是老了。
弟弟说完，便挂了电话。
我正在读一本小说，弟弟的电话把我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拉回了现实世界。接过电话，再去看书上的那些字，那些经过奇妙组合显现出一种神秘力量的文字，变成了一群焦灼的蚂蚁，在书上爬来爬去，渐渐模糊不清。
祖母老了。
刘家两个老的现在一个也没有了。
我叹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再叹了一口气。
过程是如此的熟悉，好像我一直在练习着某种类似的场景。像某种循环，像季节辗转，总有一个类似的电话，跟我说着类似的事情。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脑海竟然浮现出一个词，“公平”。在那些遥远的日子，祖母并没有给过我太多的温暖，而这些年，我似乎也一心扑在个人的事情上面，很少关心这个曾经赐予父亲生命、孕育了四男三女的老人。
每次回老家，从幺爸门前路过，偶尔会望见苍老的祖母，满头雪花飞扬的祖母，雕像似的坐在一根板凳上面。孤独地看着门前的来来往往。
偶尔，祖母见了我，会用漏风的嘴唇问：“是勇儿吗？”
我说：“是。”
“你回来了哟！”
“我回来了！”
话刚一完，我就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留下风烛残年的祖母。我们之间，好像从来没有更多的语言，可以用来打发时间。
现在，想起这些，我的心头竟然不是滋味了，有些遗憾，有些愧疚，有些自责。祖母，也是我血液的上游了，然而，对于这样一个老人，即使是陌生人，我也理当以爱去面对，哪怕仅仅是出于善意。但我没有。我们没有。我们谁都没有。她那么孤独地撤退着，那么孤獨地老了。
死，也是一种热闹。因为祖母，幺爸家聚了很多人，全都是乡亲父老，全都是与这片土地或者这个老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我们就如同沉在水底的沙子，忽然间全都浮出了水面。打牌、家长里短，场面有些凝重，也不乏欢声笑语。入土为安。最终，祖母土葬在了祖父旁边。我参与了整个过程。
祖母下葬后的当天傍晚，我坐大娘儿子堂哥的车到的绵阳。离开老家回绵阳，还是离开老家去绵阳？我不知道“回”和“去”的区别，还是我们早已混淆了它们。
堂哥也在绵阳买的房子，和我一样，原来的家只是客栈。
因为喝了点酒，我和堂哥都有些兴奋，一路上，我们聊着琐琐碎碎的往事。
堂哥告诉我，他记忆最深的就是，2008年地震后那几天是一大家人最像一大家人的时候，老老少少住在一起，不分你我，团结一致，相濡以沫。
我想，那种场景，这辈子都不可能出现了！缓缓朝前滑动的岁月和大地上，只剩下遍地苍茫和隐隐的悲伤，囚禁着我，引领着我。我拨浪鼓似的摇摇头。
文学港 2019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