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 ? ?要]“下九流”文学形象，如戏子、娼妓、媒婆、裁缝等在文学作品中，多承担着作品中“丑角”的形象。在虹影“重写海上花”三部曲中，虹影将情节聚焦在了“下九流之地”，塑造了生动鲜活的杂耍女兰胡儿、“申曲皇后”筱月桂等人物形象。作为从乡下，从社会底层“下九流之地”走出的“申曲皇后”，筱月桂这一代表性的“下九流”人物，在都市的大环境下走到台前，成为历史的主角，体现了一部分“下九流”在都市的命运走向，也体现了从乡村到都市的社会变化。通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打破了女性史书写单一的“压迫—反抗”模式，也能借此为分析作者的创作理念提供参考。
[关? 键? 词]《上海王》;筱月桂;形象
一、“成为历史主角”的倾向——绪论
“重写海上花”三部曲，出自虹影笔下，故事发生在黄浦江畔的明珠——上海。“重写海上花”三部曲塑造了一个世界，有出身风尘但却成为洪帮实际掌权人的“申曲皇后”筱月桂，有以身殉职的国际间谍上海演员于堇，也有泼辣又古灵精怪的杂耍女孩兰胡儿。这些人物形象——娼妓、戏子，在中国古代，被视为“下九流”。在大都市上海，她们却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间，成了大都市的缩影。
女性能够走到历史舞台中央，与作者的创作理念是分不开的。虹影的作品，都不可避免地窥见了时代的影子，小情小爱并不能拘束她的作品，时代与国家背景才是永恒的主题。所以上海的洪帮和青帮成了“申曲皇后”筱月桂的历史舞台。在《上海王》中，虹影避开了女性主义叙事经常采用的男女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在塑造坚韧、智慧、具有过人胆识的主人公筱月桂的同时，也塑造了一批各有特点的男性角色，如义薄云天的常力雄、斯文冷酷的黄佩玉和心思通透的余其扬。因此《上海王》也避开了“先验质素的、极端的、概念化的潜在模式”[1]，在塑造优秀的、发光的女性形象的同时，也避免了将男性形象塑造成“面目模糊，成为展开女性叙事的道具;或是面目猥琐可憎，被简单处理为具有病态人格的恶棍、性欲狂”的写作倾向。
在《上海王》中，最具有闪光点的角色，无疑是筱月桂这一从乡下走进城市，人生几经起落，最后成为“申曲皇后”和上海滩洪帮实际掌权人的女性形象。而这一女性形象成为历史主角的倾向，与作家虹影的观念具有紧密的相关性。虹影曾说：“我是女儿身男儿心。这男儿心也并非看不起女性，而是說性别在我身上不能说明什么，一句话，我的写作该是超性别写作。”[2]而《上海王》也是一部女性的成长史。
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突出其两面性与家庭女性区别开来，借此体现作者的创作理念，同时又通过这一作品的情节而体现文学创作中“女性史”的另一种书写模式，因而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分析，对于研究《上海王》的书写模式和探究虹影的创作理念具有参考价值。
二、“区别家庭女性”的情节——文本分析
分析筱月桂这一角色，首先要立足文本，同时也要与其他女性形象做比对。这一形象具有从乡村进入都市的小人物到叱咤风云的申曲皇后的大转变，不同于“柔情似水的上海女人”，也不同于家庭女性的贤惠、温婉。她是“下九流”，是戏子，是娼妓，是“女流氓头子”，这与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有巨大区别的。
筱月桂这一角色的出场，是带着“被虐待”和“乡村”的标志的。她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是由一个女性角色“新黛玉”——来自大都市上海的“书寓老板”带来的。“新黛玉”也属于“下九流”人物，但她的出场已经不凡，她是上海洪帮山主常力雄的情人，也是上海滩洪帮的“金凤四大爷”。筱月桂靠着自己有着一把子堪比男人的力气，跟着新黛玉进入了都市。
筱月桂一生与三个男人密切相关，首先是对她施恩的常力雄。洪门山主常力雄，是上海滩第一代上海王，但他却在一品楼里偏偏看上了这个乡下丫头。他欣赏筱月桂，真正看到她骨子里的反叛与不服输，因为他们是一类人。人生无常，在常力雄死在帮会火并之后，筱月桂被迫进入二等妓院，沦为“幺二”，与“野鸡”同席，做起皮肉生意。在二等妓院的经历，促进了筱月桂的成长。她从乡下招小调唱得好的男孩女孩，汲取了“东乡调”“花鼓戏”，组建了如意班，这是这一角色成长的重要节点。在成为色艺双绝的如意班班主之后，第二个重要的男人出现了——斯文冷酷的黄佩玉。他帮助筱月桂成就事业，筱月桂委身于他，二者之间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黄佩玉害死了常力雄，这个真相被筱月桂所知后，筱月桂依旧隐忍，对他的喜怒无常报以笑脸，暗暗却为给常力雄报仇而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设计了绑票案，最终炸死了黄佩玉，扶持了她最爱的男人余其扬上位，成为第三代上海王，而自己则成了洪帮的实际掌权人。余其扬与筱月桂之间，既有欺骗，又有背叛，但更多的是相互扶助与支持。
筱月桂也在与三个男人的交往经历中不断成长。她的形象特征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情节之中：聪明，能够利用自己的优势开创新的剧种并加以发展、改良;胆识过人，敢以生命为代价设计绑票案为恩人报仇，扶持旧朋友上位;坚韧而顽强，在二等妓院里受尽凌辱，却意志坚定，能够脱胎换骨，光彩照人。“种种优秀的品格是她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内在依据和根本原因”[3]，也同样是因为这些优秀的品格，这一人物形象和家庭女性的形象区分开来。
家庭女性在当代和现代文学的书写中，主要遵循着“压迫—反抗”模式，即“压迫—反抗”的性格发展，这一模式塑造的女性形象往往有着巨大的承压性，并具有极其悲苦的命运，在与命运的斗争和反抗命运的压迫中人物性格不断发展变化，但却难免落入人物类型模式化的窠臼。筱月桂则不同，她是乡下丫头—书寓小姐—幺二—戏子这样的身份转化模式，这一转化模式具有极大的戏剧性，与虹影“脂粉队里的英雄”相一致。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转化模式，筱月桂与家庭女性承担的家庭、生育、持家等任务不沾边，她纵横在上海的风月场，是申曲女王、上海王后。身为娼妓和戏子，作家并不规避她的不足和缺憾，却将笔墨放在了正面的塑造上。
娼妓和戏子，这种特殊的身份也值得研究。筱月桂这一人物形象，和作为家庭女性的人物形象有极大的差别。在分析了她性格的闪光点之后，我们也要看到，虹影并没有将她神化。家中女性承担着家庭、生育和持家等任务，而“社交、智力和感官享受更多的由女艺人承担”[2]，作为女艺人的筱月桂，对情欲的追求，庞大的野心以及心狠手辣的手段，都是其形象的负面因素。但既然将女性放置在风云诡谲的历史波涛中，女性身置其间，凭借身体为资源，改变自身被压迫的地位，并改写历史，创造历史，也是这类女性角色区别于家庭女性的独有魅力。
三、“创建新女性史”的观念——书写模式
虹影避免了“先验质素的、极端的、概念化的潜在模式”[4]，跳出了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女作家面目模糊或者面目可憎的男性角色塑造惯例，塑造了和女性形象同样复杂和饱满的男性形象，避免了人物形象的“本质主义化”。
在《上海王》中，虹影利用歷史化的情境描述人物，男性形象实现了饱满鲜明，避免了女性世界的隔离与封闭，构建了紧密联系的两性间的关系，二者之间错综复杂，既有菲勒斯中心的压迫与背叛，也有带有温情的相互利用、相互扶助，女性的形象也由此变得内涵丰富。这种关系打破了女性史单一的“压迫—反抗”的书写模式，打破了“苦难史”的单一化，使女性史在文学上的体现更为多样。而筱月桂走到历史舞台中央，也是小人物的“逆袭”，是“下九流”形象在都市发展历史上“成角儿”“成名儿”进而改变命运的时代缩影。
分析筱月桂这一角色，通过文本中的情节归纳，我们不难看出她的形象特点，但从双重叙述的手法来看，又有别样的风情。虹影采用了双重叙述的手法，描写作家“我”创作这篇小说的经过。筱月桂的传奇在正史中是无法寻觅的。在老上海嘴里，她只是作为“坏女人”而存在—— “女流氓头子”“白相人嫂嫂”“黑社会淫妇”。相反，作家“我”却发现历史留下来上百本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传记。只有当“我”翻开民国初年的报纸期刊后，历史才向“我”显露真相。这样的双重叙事，具有巨大的矛盾张力，是作者对历史的“想象性重构”。筱月桂这一人物形象是多面的、复杂的、鲜活的、生动的，作者企图通过描写这样一个女性形象，进而提供文学上的“女性史”的另一种存在模式。
虹影被称为“脂粉阵里的女英雄”，她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如早年的未来主义小说——《女子有行》，“重写海上花”三部曲同样能够体现她对女性命运与生存的特别关注。筱月桂这一女性形象，是十足的“虹影式”的，她有野心、毫不遮掩自己的情欲、给自己封王，但同时她又坚韧、顽强、充满智慧和胆识。这种多面与复杂，因为她出身于“下九流”，是抛头露面的戏子而统一，进而与家庭女性区别开来。而这种女性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奋斗的书写模式，打破了女性史单一的“压迫—反抗”模式，使女性史的书写在“苦难史”之外又有了其他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焦欣波.女性、英雄及其超越性：海外新移民作家笔下女英雄形象书写透视[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3（5）：75-79.
[2]王文艳.谁是历史真正的主角：试论虹影近期的小说创作[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2）：38-41.
[3]张欣，方忠.论虹影小说《上海王》中的男女关系：基于神话原型批评的分析[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3）：61-65.
[4]杜庆英.论虹影小说中的女性主义：以《饥饿的女儿》《英国情人》《上海王》等作品为例[J]. 柳州师专学报，2010，25（3）：52-55.
作者简介：宋育卓（1997—），女，汉族，吉林长春人，本科，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