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婷琰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1 研究缘起：智媒时代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不断发展，智能化的技术正在改变着世界，增强现实的AR、虚拟现实的VR 以及全息影像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场景技术越来越多，媒介正在向智能化时代迈进。在今天，智能技术随处可见、渗透于人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影响和改变着人的行为模式。人类已经身处在几乎全新的物质场景之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学者们纷纷展开了相关的研究。早在2004 年，就有日本学者在其论文《基于场景建模的智能媒体设计过程》中，给智能媒介下了定义，他认为智能媒介就是为与用户周围环境交互的媒体。2012 年韩国学者Sung-HoPark 进一步指出智能媒体是一种形式，是新的信息和通信融合媒体，并指出智能媒体时代的社会特征是信息与通信环境的双向、横向沟通。现如今的智媒技术更集中于AR、VR 和全息影像等方面，机器模拟人的大脑，追求人与机器的交流互通的场景，本文拟讨论的，正是这些智能媒介。
在国内，新闻传播学中有关于智能媒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部分学者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智能媒介的宏观层面，即主要去研究智能媒介具有的特征，探讨怎样看待、发展智能媒介，另一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智能媒介在新闻传播中的实用性上，主要考察在智能媒介的大条件下新闻传播应该进行怎样的革新与发展，例如，有关机器人写作、机器人主持等方面的研究。鲜少有人去探讨在智能媒介下人的社会行为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为何发生。本文拟通过英尼斯、戈夫曼与梅罗维茨的理论视角粗略探讨智能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2理论视角：英尼斯、戈夫曼与梅罗维茨
什么是媒介？可以克服空间和时间的阻断。媒介环境学派的奠基人英尼斯标志性的“媒介偏向论”将媒介划分成了“空间偏向媒介”和“时间偏向媒介”。根据国内学者胡翼青的观点，媒介克服空间可以理解为信息的扩散，媒介克服时间可以理解为信息的存储。一种媒介的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通常不能兼容于一个场景，例如，互联网相对于电视电报来说拥有更加广阔的扩散性，相对于某一家图书馆来说拥有更广阔的存储性，但是在某一特定场景中，这两个属性通常不会同时存在。然而智媒时代的到来让这一切变得可能，加速的存储和虚拟现实营造出环境甚至情绪的扩散性，进而可能营造出同时拥有时间空间两种偏向的媒介，伴随这一过程，新的社会场景不再仅仅由过去的场景融合或分离，更有可能直接被挪用创造出来。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一书中就提出环境的限定会影响人的行为模式，他使用戏剧的方式分析人的行为，把人们的社会生活用戏剧来描述，认为每个人在不同的场景地点中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人们会在特定戏剧的表演前台中尽力展示自己想要展示的个人形象，卖力为看得到或者看不到的观众进行表演；在这一戏剧的表演后台做一些表演的准备，放松自己，甚至可以暂时性的忘记自己的角色。他主要关注的是现场交往，即物质地点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的，没有过多地考察作为信息系统的媒介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地点场景的不同会导致人们采取不同的“表演”，着眼于没有媒介存在的面对面交往，更关注存在于社会中不同的地点中人们各式各样的表演，几乎把地点看作是静止的，人们固定的在某一地点扮演某一角色。
将媒介与社会行为系统联系起来的梅罗维茨对场景采用了信息系统这个相对系统的名词，方便将地点场景与媒介形成的信息场景统一起来。由于人是社会性的，需要与别人交流信息和交流关于别人的信息，这些信息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信息系统。根据梅罗维茨的定义，信息系统是获取其他人信息设定的模式。人们互相分享信息，于是出现了社会信息系统。他的理论来源主要是上述场景主义者戈夫曼的剧场理论以及同为媒介环境学派代表的麦克卢汉对于媒介的认识。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他的著作《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将面对面交往和媒介交往糅合整理起来讨论，他继承了戈夫曼的戏剧学视角，综合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思想，将地点场景扩展视为信息系统，他认为特定行为取决于特定场景，场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85：89-90）相对稳定的信息系统下会有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可以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得到佐证，差序格局下的中国乡土社会世代定居是常态，不同血缘之间少有流动，人们生活在一个“熟悉”的社会，生活在“面对面社群”之中。扮演各种角色的人接触的各种类似的信息系统，便有了稳定的行为模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等等，遵循传统这一行为模式离不开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权威也在一代一代的承袭中逐渐固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社会信息系统发生了改变，乡土社会的很多“特色”行为模式并不适用了。而在变动的信息系统下，梅罗维茨认为信息系统短期内的融合或者分离可能会带来行为模式的混乱，但是长期融合或分离则会促使新行为模式的出现。例如，雅典古典时代的广场是人们打听消息和聊天的地方，更是政治辩论的地方；而在希腊化的时代，城邦消亡，贸易兴起，广场逐渐弱化了小社团的政治伦理中心，变得更接近公众讨论、聚集的公共场所和进行集市贸易的交易中心。新的场景出现后，人的社会行为模式也会随之改变。
梅罗维茨考察的电子媒介主要是电视、电报和互联网1.0 时期的媒介，主要研究的对象是大众化媒介，而在目前，互联网已经进入3.0 时期，智能媒介的出现使得媒介更加偏向于分众化、小众化，进而使场景发生了新的变化。他所借鉴的麦克卢汉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媒介是人的延伸”。诚然，我们本就可以将媒介的发展史看作一段技术与身体纠缠的历史，我们在开始试图用技术分离延伸自己，后来又试图用延伸的技术将自己重新组合在一起。报纸延伸了人类的手脚，广播电视延伸了人类的眼睛耳朵，互联网几乎延伸了人类所有的感官，而在智能媒介时代，智媒正在试图延伸我们的大脑。媒介作为一种社会信息系统，一种场景，无时无刻不在构建、改变人们的思想、语言以及行为方式。在智媒时代，场景不再是场景，而是人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说，人是场景的一部分。
3 新的行为模式
在智媒时代，人与媒介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人们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想要的场景，因此新的场景不断被选择、创造出来，新的行为模式也应运而生。有这样四个方面值得注意。3.1 群体身份之变：观众与表演者
戈夫曼将人的社会行为用剧场的理论表达出来，认为人们在某些场景中基于控制他人印象、维护自己的形象的目的进行戏剧前台的表演，他们通常具有着真实或者构想出的观众，而在不被看到的戏剧后台可能会放松甚至忘记自己的角色，展露出真实的自我。梅罗维茨发展了戈夫曼的剧场理论，他认为场景不仅仅是现实存在的物质地点，更应该包含着媒介造成的信息系统，场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媒介会导致场景产生分离或者融合，电子媒介将原来私下的场景糅合进了原来公共的场景之中，整合了信息系统，人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他在戈夫曼前台后台的基础上，将新出现混合场景中人们的行为模式称之为“中区”行为，而将分离场景中人们的行为分成“前前区”和“深后区”。智能媒介的出现使得虚拟场景与真实场景的融合，场景的边界不仅可以自由的移动和变化，甚至可以被创造。过去作为旅游博主旅游感想的观众，现在完全可以点击VR 场景进入任何自己想去的旅游点，变成新的表演者；沉迷儿童娱乐的成年旁观者不必拘泥于自己的角色，在全息场景中坐坐自己梦想的旋转木马，成为儿童娱乐的表演者；沉迷《侏罗纪公园》恐龙的观众可以直接自由地选取AR 场景，将虚拟恐龙与现实场景融合起来，做恐龙世界的表演者……无数新的场景可以被抓取、选择甚至创造，过去特定场景中的观众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做自己想要成为的表演者。3.2 重回“面对面”：时空的糅合
戈夫曼在讲述戏剧表演的时候聚焦于现实地点，研究面对面交往中人们的行为模式，而梅罗维茨将面对面交往扩大到不必面对面的媒介交往。在智能时代，随着虚拟场景和现实场景的不断融合，人们的交往很有可能重回面对面。但这个重回并不是返回原点，而是通过智媒技术将场景“复原”，迫使人们无法事事面对面交往的隔断主要是时间和空间，而媒介的出现，就是为了打破时空隔断。媒介环境学派的奠基人将媒介分为“时间偏向媒介”和“空间偏向媒介”两大类，一般认为，一个媒介很难在同一场景兼顾时间和空间两种属性。但是在智媒时代，兼顾两种属性成为可能。当人们置身于全息场景中的旅游场景，例如壶口瀑布在黄河水量最优时刻的奔腾壮观时，既突破了没有亲身到达的空间隔断，又突破了水量最优的时间隔断。这种“面对面”的交往方式也适用于古代中西方英雄的AR 形象以及游戏世界的全息场景。在这种交往方式中，人们更倾向于自己选择“前前区”“深后区”以及“中区”，而不只是被动的接受剧本的角色。3.3 专家：权威的再集中
费孝通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讲述了差序格局下的中国乡土社会，乡土中国的媒介场景是传统的，这种传统的影响体现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上包括男尊女卑、长老统治等，权威在以文字、语言媒介为主的世界里是绝对的。发展到纸媒时代，早期的媒介是报纸，由于纸张昂贵、运输不便，阅读层主要集中在贵族阶层，这时的报纸多半代表着权力与威望，本身就是权威的代表；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大众化报纸，职业报人应运而生，报纸的权威集中于其专业性。电子媒介时代，自媒体层出不穷，报纸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专家体系被下放，新的场景不断涌现，人人都可以成为特定场景的专家，专家不再是象牙塔的塔尖。在智媒时代，由于分众化和小众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作为个体的人有条件自己选择自己的剧本，扮演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但是制造新的场景剧本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新一轮的权威争夺卷土重来，被创造出的场景会带有专家有意无意的意识形态，权威由此而再集中。3.4 智媒与人：交互与沟通
麦克卢汉曾经提出著名的论断：“媒介是人的延伸”。在智媒时代，人的身体与技术越发紧密的结合，智媒成为了人脑的延伸，机器拥有了智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智媒或许也是一个“人”，一个被延伸了的“人”。回到前文提到的“面对面”交往，人和机器进行“面对面”的交往是冲破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进行的，但是人是否可以与智媒交往呢？毋庸置疑，机器会变得越来越智能化，智能音箱、智能电话机器人等层出不穷，人已经可以初步与智媒机器进行沟通和交流，这种新的、被创造和选择的场景将会越来越多。在延伸人脑方面，最初的机器媒介主要发展方向为理性延伸，比如击败人类职业围棋选手的阿尔法狗，智媒时代的机器媒介开始试图延伸人的感性思想，比如会陪人聊天的失恋机器人。目前不少智能媒介诞生伊始就有着类人的自我进化和学习能力，媒介和人不断交互和沟通，媒介成了人的一部分，人也成为了媒介的一部分。可以想象在场景突破时空界限时，媒介就绝不仅仅只是工具或者中介了，而是可能会成为人的一项器官。4 智媒未来：“技术+身体”
智媒的变迁发展并不同于此前的其他媒介。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介的变迁主要还是由专家机构来完成的，从文字到报纸到电视电报，不同的文化场景有不同的变革方式，但无一不进行了漫长的时间；到了互联网时代，构成场景的要素变得单一了，数字世界的二进制几乎是唯一的变革方式，人们也开始有了较为统一的行为模式，引爆式的媒介变革层出不穷；而到了智媒时代，智能的机器从技术变成了媒介，人们已经不拘泥于在存在的场景中表演，而是开始自己使用机器创造或者选择场景进行自己或“前前区”或“中区”或“深后区”的表演。未来的智媒将是技术和身体的结合，媒介将会变得越来越私人化，人机融合的也会越来越紧密，人们在自己选择的剧本中扮演自己选择的角色。尽管目前的智媒之智主要集中于视觉、听觉两个方面，更多的智能媒介有待发展和普及，但是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应该被提上日程，即在这种人与机器的“面对面”交往场景中，机器是否可以承担个体的社会角色？“技术+身体”的出现又可能会产生怎样的新伦理问题呢？这些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