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黄坤尧
(香港中文大学 联合书院，香港)
《文选》选录的诗歌四四三首，其中四言诗三十八首、五言诗三九六首、七言及杂言诗九首。萧统(501－531)选诗以五言为主，但也保留少量四言诗的精品。《文选序》云:“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他具体指出四言诗、五言诗并存的事实，而各有所表现。汉语基本是一种单音节语言，以字为单位，但随着双音节词语的增加，诗歌的句法即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及杂言等，根据历史的发展，早年《诗经》以四言诗为主，建安以后盛行五言诗，而唐代则以新兴的七言绝律垄断诗坛了。四言诗多用22句式，音节平和，中庸稳健。其后五言诗用221或212句式、七言诗用2221及2212句式，奇偶双生，富于变化，音节多姿，生动流丽，也就永远奠定了传统的五七言句法，成为定式。六言诗专用222句式，失之呆板，只能偶一为之，协调常用的五七言句法，偶然产生新颖的音感，可是却也永远无法流行起来了。《文选》面对汉魏晋宋齐梁的六代诗歌，刚好是四言诗没落而五言诗代兴的历史时刻;此外《文选》专选古体诗，完全不选讲究五言八句及声病音律的永明体及齐梁新体诗，刚好全面完整地反映了五言诗的兴衰变化，由“降将著‘河梁’之篇”开始，名家辈出，名作如林，体制各异，而语言亦从拙朴以至华丽的发展历程，甚至更准确地表现了早期汉魏五言诗的精采面相及风格流变，值得重视。
《文选》时代四言诗及五言诗有明显的分工，这有点像今天文言文和白话文的相对关系。白话文是当代书写的主流文体，但文言文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庄重典雅的场合中，更能表现尊贵的身分，并行不辍。案《文选》四言诗十六家，二十八题，三十八首。计有韦孟(228?－156 B．C．)、曹操(155－220)一首、王粲(177－217)三首、曹丕(187－226)一首、曹植(192－232)三首、应贞(220?－269)一首、嵇康(223－262)七首、张华(232－300)一首、潘岳(247－300)二首、潘尼(250?－311?)一首、陆机(261－303)四首、陆云(262－303)一首、束晳(265?－305?)六首、刘琨(271－318)一首、卢谌(285－351)一首、颜延之(384－456)四首。其中韦孟、应贞、嵇康、束晳四家在《文选》中只有四言作品，没有五言诗。其它十二家兼具四言、五言的作品。四言诗总数不足十分之一，分属汉魏晋宋的作品，且以宋代颜延之为下限，而齐、梁两代就完全不选四言诗了。
《文选》按诗的主题及内容分为二十三类，四言诗只见于九类作品之中，其中补亡六首、劝励二首、献诗三首、郊庙二首只有四言诗;又公燕五首、哀伤一首、赠答十四首、乐府三首、杂诗二首则兼有五言诗。换句话说，《文选》诗有十四类并没有四言诗。汉魏以后的四言诗一般都用于比较盛大典雅、庄重严肃的场面，不涉俗曲。此外，四言诗兼具言志与抒情的功效，甚至继承雅颂的传统，往往写出博大复杂的社会内容，很多还是分章换韵的长诗，例如卢谌《赠刘琨》二十章，潘岳《关中诗》十六章，又《为贾谧作赠陆机》及陆机《答贾长渊》各十一章，章节之间具有严密的结构安排，反映现实，驰骋纵横，不同于一般轻巧的抒情小诗。大抵《文选》为四言诗安排了盛大的谢幕展出，总有余音袅袅之感，象征古典时代的消逝，刻意折射出最后的一缕光芒。
《文选》五言诗作品极多，不暇尽录。现在我们专门选取一些两汉的作品来看，希望能够呈现早期五言诗的原貌。
《文选》选录先秦诗歌仅得荆轲(?－227 B.C.)一首，只有两句。汉代列汉高祖(刘邦，256?－195 B.C.)一首、韦孟(228?－156 B.C.)一首、李陵(? －74B.C.)三首、苏武(? －60B.C.)四首、班婕妤(48B.C.－2)一首、张衡(78－139)四首、古乐府三首、《古诗十九首》。得诗三十六首。案古乐府三首，《饮马长城窟行》相传为蔡邕(133－192)作，《伤歌行》作者佚名，而《长歌行》则为魏明帝(曹叡，205－239)作。除了荆轲、汉高祖、张衡的七言歌行体及韦孟的四言诗之外，五言诗剩有李陵、苏武、班婕妤、蔡邕、《古诗十九首》及《伤歌行》，约得二十九首，连同《长歌行》则可得三十首。从具名的李陵、苏武、班婕妤、蔡邕四家作品来看，几乎都有争议，信与不信之间，其实差不多也全都是佚名的作品了。而令人更为困惑的，《文选》这一批所谓汉诗，说不定可能还是建安以后的作品，并不是真正的汉诗。甚至触及五言诗的起源问题，历来争论极多，十分复杂。
近年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提出了新说。他认为五言诗起源于建安十六年(211)铜雀台建成，曹丕、曹植兄弟与王粲、刘桢(170?－217)、徐干(170－217)等在邺城西园游宴之作，相互唱酬，然后才开始写出有真正意义的五言诗，开拓不同的题材，慷慨任气，佳作琳琅，云蒸霞涌，印证“五言腾踊”的盛况。木斋先是论证秦嘉五言诗为伪作，《陌上桑》非乐府民歌。班婕妤《怨歌行》、苏、李唱和七首不但是伪作，而且更是建安十六年之后曹植散失了的作品。至于《古诗十九首》，牵涉曹植与甄后(182－221)之恋，不能见容于乃兄曹丕以及侄儿曹叡，几乎更招来杀身之祸。木斋云:
《今日良宴会》应为曹植于建安十七年正月于邺城所作。《涉江采芙蓉》应为曹植于建安十七年十月于长江北岸所作。《西北有高楼》应为曹植于建安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之际在邺城所作。《青青河畔草》和《庭中有奇树》应为曹植于黄初二年春夏之际在鄄城所作。曹植的《七哀诗》应于黄初二年六月之前在鄄城所作。《行行重行行》应为曹植黄初二年六月于邺城所作。《洛神赋》应为曹植于黄初三年五月于洛阳就国鄄城所作。《青青陵上柏》应为曹植在太和六年二月在洛阳所作。
甄氏除了《塘上行》之外，涉及与曹植关系的，除了《冉冉孤生竹》之外，不能排除其余作品也有甄后之作的可能性，特别是上述的三篇，即《迢迢牵牛星》、《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三首，有甄后所作的可能。
又《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二诗亦为曹植“大抵应约略在黄初后期到太和期间所作”，与甄后无关。因此，《古诗十九首》既有曹植与甄后唱和之作，也有与甄后无关之作，其中曹植九首、甄后四首，余下佚名之作，仅余六首，所剩无多。足以印证钟嵘“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的观点。如果木斋严密的论证能够成立，那么呼之欲出的结论是:五言诗起源于建安十六年，而《文选》中班婕妤、苏武、李陵以至《古诗十九首》中九首等大部分汉诗将全归曹植名下;甄后则有《塘上行》及《古诗十九首》中四首，自然摇身一变成为汉魏之际著名的女诗人了。木斋刻意针对曹植诗赋与《古诗十九首》等用语的共同点立论，以史证诗，能破能立，层层开展，深具推理小说的魅力，而曹植的千古冤情显然更有强大的震撼力，颠覆传统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至于读者是否认同与接受，那就真的见仁见智，有待消化及时间的考验了。
关于五言诗的起源，过去讨论已多，很多常见的观点不拟一一复述了。现在仅对《文选》中的汉代五言诗三十首与建安文学的相关情况稍作论述，其中《古诗十九首》首见于《文选》，跟曹植诗的时代相近，用语相似，而诗风不同，可能还是有所区别的。
一 五言诗的催生历程
五言句法起源甚早，几乎与四言同步。但早期惯用四言，大方得体，显得稳重;五言多用于乐府俗曲之中，生新流动，逐渐惹人好感。但先秦两汉诗中已有很多成熟的五言句法，诗人要突破传统的框架，写出新意，并不困难。例如《楚狂接舆歌》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美人虞(? － 202B.C.)《和汉王歌》云:“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乐生。”李延年(? －87B.C.)《歌》云:“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又《铙歌十八曲》之《战城南》云:“枭骑战斗死，胡马裵回鸣。”《上陵》云:“上陵何美美，下津风以寒。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甘露初二年(52B.C.)，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千万岁。”《有所思》云:“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它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除了美人虞的五言四句或有争议外，其它都可以说是西汉乐府的五言句法，表现流畅。在这些佳作的基础上，任何有创意的诗人都自能掌握类似的五言句法，自铸伟词，蔚为风气。看来西汉的五言诗早就呼之欲出了。二 古诗与乐府往往重出互见
古诗与乐府往往重出互见。朱彝尊《书〈玉台新咏〉后》指出:《驱车上东门》载杂曲歌辞，《生年不满百》则相和歌辞《西门行》古辞也。又《冉冉孤生竹》即杂曲歌辞的古辞，《西北有高楼》即相和歌辞《怨诗行》的本辞，《青青河畔草》、《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三首与相和歌辞瑟调曲之《饮马长城窟》相比较，其词句文气亦多相似。大抵古诗与乐府是可以互为因果的，曹操父子的作品既属古诗，亦多兼具乐府的身分，可以入乐歌唱。又可能是先有歌曲，由于文辞之美，也就上升为文学的意境了。木斋认为:“建安十六年至十七年春，曹操在铜雀台酒宴上吟唱自己的新作《短歌行》，而《今日良宴会》诗当是曹植赞美其父《短歌行》的即席之作。”关于《短歌行》的年代，顾农订为建安元年(196)作;王青则订为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招待乌丸行单于普富卢的宴会上作。说法各异，年代的差距亦大。木斋又云:“在曹操的诗作中，还基本上没有十九首的痕迹;七子中只有少数诗人的少量作品中出现与十九首相似的个别语句;曹丕开始出现十余句左右与十九首相似的语句，而到了曹植的诗中，则出现了三十余句与十九首、苏李诗的相似、相同诗句，特别是出现汉魏之际由曹植才开始使用的语汇达到十二个之多，这个事实，基本可以说明，十九首中的部分作品，其作者就应该是曹植。”可见曹丕、曹植诗中都有很多与《古诗十九首》及苏、李诗相似的语句及习用的语汇。至于孰为先后，由于大家都缺乏坚实的证据支持，只能从心所欲的加以解释，信者信之，那就很难具体说明问题的所在了。三 以史证诗与诠释解说
木斋利用曹植与甄后的恋爱故事索隐发微，重新的加以组织贯串，引申说明，写出了《古诗十九首》的激情，甚至是曹植与甄后的唱和之作，死生相许，一弹三叹。其实陈沆也曾就枚乘(?－140B.C.)《杂诗九首》析云:“今以诗求之，则西北、东城二篇，正上书谏吴时所赋。行行、涉江、青青三篇，则去吴游梁之时。兰若、庭中二篇，则在梁闻吴反，复说吴王时。迢迢、明月二篇，则吴败后作也。”配合枚乘《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二文的情节，其实也可以弘扬比兴，而自圆其说的。木斋与陈沆的做法无异，大家都想在个人的理解层面自圆其说，惟大家所揭发的影象不同而已。任何好诗不会只有一解，而且更容许歧义的，读者的感受不一，亦各有发挥想象的空间。古诗邈远，作者难详，诸诗的背景实在难以掌握，反而各取所需，可以容纳更多不同的诠释。《文选》的编者不提《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可能比较慎重;《玉台新咏》订为枚乘《杂诗九首》，可能又另有文献来源或版本上的根据了。四 诗歌的发展步伐的先后
任何诗体的发展，总有一个蕴酿和推进的历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能先是有一些出色作品，昙花一现，然后又潜伏了若干世代，逝水长流，加上不断的试验，积累经验，始能蔚为风气。木斋云:“建安时代，诗歌易代革命，题材竞出，游宴、女性、山水景物，可说是建安诗歌的三大题材。此外，军旅、送别、游仙、咏史、述怀、赠答等题材也都时有出现。”其中有些题材早就在汉代诗歌中出现了，可能佳制不多，如果五言诗都要到建安十六年后才一下子集体爆发和涌现，而且诗人冒出，名篇增多，表现成熟，甚至马上攀上诗史的高峰，可能说不过去。例如徐淑《答秦嘉诗》:“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全诗二十句，都是在四言句的基础上加上了七言歌行体的‘兮’字，创制新声，可以说是早期五言诗的伪装或变体。又无名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序云:“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内容广泛，题材多样，批判社会现实，正视婚姻问题，文白兼备，对话亦多，雅俗共融。有时还出现华丽的语言，例如“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缕鞍”诸句，可能就不让曹植诗专美于前了。此诗的背景是”汉末建安中”，跟曹植的年代完全一致，可见当时民间还是有其它出色的诗人的。比较吊诡的是，《古诗十九首》出现于汉末或建安年间，在时间上相距不远，而且概念上还有些重叠，建安先后二十五年，既是汉献帝的年号，同时也是魏国的开创局面，两者都说得过去。因此，五言诗可以说是来源已久，除了西汉的乐府诗及《铙歌》之外，还有李陵、班婕妤、秦嘉、蔡邕、孔融(153－208)、蔡琰、曹操、王粲、刘桢以至《古诗十九首》等名篇，出现在曹植之前。汉魏以后，为了学习名家风格，仿真之作尤多，学诗跟临摹书法画作完全一样，所以连《文选》最后都设有“杂拟”一项。李陵、班婕妤二家作品极少，疑是后人的拟古或代作，其它或咏古人事迹，或为古人代言，借题发挥，写出心声。汉魏之际佚名之作尤多，艺术的水平不一。大家都是在传统四言诗及七言歌行体之外，另作选项，创制新一代的诗声。五 诗歌风格的比较
钟嵘《诗品》列上品者十二家，汉代即占三家，即古诗、汉都尉李陵、汉婕妤班姬，随后即为魏陈思王植，风格各异。评曰:2.1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 术后，两组患者300 L/s全血粘度、100 L/s全血粘度、血浆粘度、红细胞聚集指数、红细胞压积、纤维蛋白原水平均升高，血沉下降，且B组各指标的变化幅度均小于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古诗，其体原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汉都尉李陵，其原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汉婕妤班姬，其原出于李陵，《团扇》短章，出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
魏陈思王植，其原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钟嵘评诗以曹植为最高，没有任何缺点，后人望尘莫及，其后八家虽位列上品，却一一指出缺失所在。至于《古诗十九首》、李陵、班婕妤三家基本都是佚名作品，如果要为他们找出原来的作者，艺术水平较高，恐怕就非曹植莫属了。木斋认为诸家同出曹植手笔，那么曹植便兼领多项风格，冠绝古今了。根据钟嵘的观点，以上四家具有的共同点，就是各有所“怨”，包括“哀怨”、“文多凄怆，怨者之流”、“怨深文绮”，以至“雅怨”等，可见“怨”是写诗的主要动力。但四家之中可又分为两大类，一类原出于《楚辞》，李陵、班婕妤是也，主要反映了内心的抑郁。班婕妤只有一首，但擅用比兴，“出旨清捷”，表现典雅;李陵乃身世的遭遇所致，自然显得”悲怆”了。一类原出于《国风》，古诗及曹植是也，书写人生百态，表现深刻，古诗“惊心动魄”、“清音独远”，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评价自然远高于李陵、班婕妤之上了。而古诗过于哀怨，乃衰世悲音，文字朴素;总不如曹植诗中的奇气勃发，文字华美，振起了建安风骨，刻划自信，呼唤大时代的来临。例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之类，上句分别用五平句，或下三平句，急风骤雨，写出了慷慨的激情，而曹植的“雅怨”也就远高于其它三家的哀怨之情了。此外，曹植精于音节锻炼，既合古句，兼存律体，此外还有一些律联，在平仄的启蒙初阶里，曹植诗中的律化程度可能又比其它同代、后代的诗人迈进了一大步。
1.鰕鱼旦游潢潦，不知江海流。……驾言登五狱，然后小陵丘。(《鰕鱼旦编》)案:鱼旦通鳝、鳝字。
2.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吁 嗟篇》)
3.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野田黄雀行》［3］(P425)
4.欲归忘故道，顾望但怀愁。(《赠王粲诗》)
5.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赠丁仪王粲诗》)
6.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赠白马王彪》其五)
7.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桓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送应氏二首》其一)
8.方舟安可极，离思故难任。(《杂诗七首》其一)
9.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情诗》)
10.天覆何弥广，苞育此群生。……嘉种盈膏壤，登秋毕有成。”(《喜雨诗》)
11.皇考建世业，余从征四方。(《诗》)
其中“怨”、“思”依后世读去声。又11暗合后世的拗救安排，自然是无意为之了。至于《古诗十九首》其五只有“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一联。李陵《与苏武三首》有“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徘徊蹊路侧，悢悢不能辞”三联;而苏武《诗四首》有“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三联;加起来也不少，亦可见一时风尚了。其中“悢”读力让切，去声，悲也。
六 甄后的出场
曹植《洛神赋》是《文选》中的名篇，意象联翩，音节琳琅，迷倒了不少读者。刘向云:“迎宓妃于伊洛。”有致贤配君之意。木斋订为黄初三年五月曹植于洛阳就国鄄城时辨诬之作，亦有致君之意。《洛神赋》的艺术原型或出于甄后。建安九年(204)八月，曹操攻下邺城，曹丕十八岁，捷足得袁熙(?－207)妻甄氏，时年二十三岁。据《世语》所载，甄后的出场“顾擥发髻，以巾拭面，姿貌绝伦”，即深受曹丕的宠幸，翌年生明帝，再生东乡公主。甄后可能比不上史载昭君出场时的震撼，“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但当时曹操、曹植，甚至刘桢都深深地被她的美貌吸引住了。曹植才十三岁，比甄后小十岁。刘桢甚至在酒酣忘形之际平视甄后，因而受罚。木斋根据曹魏宫庭斗争的惨烈，认定曹丕与曹植兄弟不和，除了帝位之争外，原来更牵涉到与甄后的儿女私情。建安十五年(210)春，曹操下《求贤令》曰:“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植刚好就有“盗嫂”之嫌，未知曹操可不介意否?木斋考订《古诗十九首》、《塘上行》等多属曹植与甄后唱和之作，并加以系年，空穴来风，未必无因，除了个别字句的解释之外，其实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有时只能当故事来读，令人津津有味。古诗的内容比较普遍，可以代入任何的情节故事，加上比兴与寄意。木斋认为《朔风诗》建安十八年正月将归未归之时思念甄后之作。黄节(1873－1935)订为魏文帝黄初六年(225)作于雍丘，顾农则疑为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复还雍丘作。可见还是各有异说的。又《青青陵上柏》所说的“游戏宛与洛”，汉朝时洛是东都，宛是南都，亦光武帝(刘秀，6B.C.－57)龙兴之地。张衡《南都赋》云:“于是日将逮昏，乐者未荒。收驩命驾，分背回塘。车雷震而风厉，马鹿超而龙骧。夕暮言归，其乐难忘。此乃游观之好，耳目之娱。未睹其美者，焉足称举。”摹写宛地十分详尽，自是东汉的盛世之作。木斋订为曹植在太和六年(232)二月在洛阳所作，可能跟整首诗的气氛情绪不能配合了。以上只是个人研读《文选》时一些零碎的感觉，通过《古诗十九首》与木斋的解读成果，既有感性，亦见理性。可能暂时还是无法接受木斋的结论，希望有所思考。加以时日久远，这一批汉诗几乎都是无名氏的作品或拟作代作，我宁愿维持《文选》原来的格局和安排。《文选》的编订者看到的资料较多，相信还是比较慎重的。除非有突破性的证据，否则要归入曹植名下，目前恐怕还是有些难度。
［1］(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陈沆.诗比兴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徐陵编.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玉台新咏［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钟嵘著.陈廷杰注.诗品注［M］.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68.
［7］刘向.九叹·愍命［A］.王逸.楚辞章句［M］.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
［8］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后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范晔革.李贤等注.后汉书·南匈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曹操.曹操集［M］.香港:中华书局，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