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如
记得初次读东西的小说，感觉很酷。作为一个职业读者，唯有这样的小说读着才过瘾，才觉得棋逢对手，才觉得有挑战性，才觉得“技痒”有写评论的冲动。于是写了《“挑战”广西三剑客》的评论。
文章不长，两千多字。除了写“鬼子、李冯”的文字，涉及东西小说的也不多，我认为他学习的是“西洋”剑法，且每出一剑，必喊出一声“看剑”，同时，他又是那种不看到自己的剑尖在对方身上绽放出“血花”决不收手的剑客。大致意思是说东西的小说走得是极端化的方向，如《耳光响亮》，如《没有语言的生活》，都能把人性的“坚硬”和“柔软”，同时“张力”伸扯到极限的两端。令人读着不知不觉地感同身受，感慨不已。
我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他：他是一个特别喜欢讲一些特别故事的特别作家。
《后悔录》之后，我们见面时，他问我对他近作的观感。我亦坦诚地对他说，在他的近作里，我已没再读出那种不依不饶的“仇恨”，那种一击毙命的“力量”。
张庆国的对话里有一句话，我特别赞赏。他说：“好小说要能把眼前的现实写得跟传说一样遥远，要能从现实之重写出人生和艺术之轻。”文学理应庄严地回归审美本身，和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
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裴指海，能对自己创作的战争文学有鲜明的立场，不流俗，不跟“神剧”、“雷剧沾边。不失为一种清醒的文学觉悟。而在我看来，当代文学中的“战争文学”可能比“乡土文学”的创作，可供借鉴比较的经验更少，由此难度也大些。好在无论是什么年代出生的作家，能坚持写给下一代读者、下下一代读者阅读的基本点是不会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