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如
何顿的小说写出了湖南人的顽固、宁折不弯的秉性。前几年他在《花城》上发表的《湖南骡子》，我为之在《文学报》上和他做过一个相关对话。《湖南骡子》荣获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后，我又专门写了推荐评论。最近读他在《收获》上的《黄埔四期》惊喜依然。何顿的小说是不玩“虚”活，越写越“扎实”的那类。说句实话，当下文坛对其作品不免有些“低估”。而在我看来，这“低估”的原因，说复杂也不复杂，无非是这两部作品都涉及“历史”、涉及“抗战”。
这一期对话，令我生出意外的是“七○后”之间的文学交流。特别有意思的是“七○后”关于“先”读“二十世纪”，“后”读“十九世纪”，以及“先”读“十九世纪”，“后”读“二十世纪”，竟然会对文学发生完全不同的如此深刻的认识变化。一个人的文学观念和他文学阅读接受史的紧密联系，确实是文学理论批评必须深入探讨的命题。以往，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或文学史的理论建构，总是以时代性的、潮流性的概念，粗疏、野蛮地遮蔽了个人性的、独创性的文学观念。以致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批评或文学史的理论建构，常常处于“悬置”和“空转”的状态。
“七○后”之间的文学交流让我们再次深深体会到今天的文学理论批评或文学创作都应当回到一个“实”字上。
第一次见马步升，是在评茅奖的学习班上，十几年间经常不断地在许多场合下聊文学、聊历史、聊写作。彼此之间太熟悉，有时相反不能一针见血地说到位，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