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13日，《人民日报》披露了这样一段历史：“谢甫生对保卫党的机关和第三国际驻远东代表的安全作出了贡献。”鲜为人知的是，在这段历史时期，谢甫生还谱写了许多令人拍手叫绝的精彩故事。
肩负着保卫第三国际驻远东代表安全的重任
红军长征以后，因刘景武被调离武汉，上海地下党和中央红军电台此时也联系不上了，谢甫生被调到了上海特科做机关工作。据谢甫生回忆——
上海的环境很恶劣。蒋介石把黄金荣、杜月笙、青洪帮都用上了。戴笠搞特务组织，由上海市伪市长吴铁城领导，潘公展负责，专门对付共产党，对我党破坏很大。我地下党员一批批被抓、被杀，路线的错误等于帮助敌人杀了我们自己的同志，这真是血的教训。
1932年以后，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手法也变了，抓住后不杀，而是搞“短促突击”，盯住你、抓着你，逼你自首后马上就释放，让你再打进共产党，用软办法要党员叛变、投降，破坏组织。在白区工作，彼此都保持最高的警惕，否则就会死人。如约人几点钟到某处会面，到预定的时间如果不到，可能就是出事了，暂时还不能联系。
谢甫生在上海负责与第三国际远东代表接头，并管理机关的经济。组织上要他分管整理各地送来的情报，保卫党的机关以及第三国际驻远东代表的安全。
那时，国民党对我们党的斗争策略经常变化。长征前和长征后，敌人在白区，特别是在上海就采用了不同的策略。红军长征前，国民党不是集中全力破坏地下党组织，而是侧重于对全国各区红军搞军事“围剿”。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就集中力量在白区破坏我地下组织，尤其是上海。
当时，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党中央机关和中央大部分重要领导同志都在上海，所以当时的上海有“赤都”之称。那时我们党正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在上海公开张贴“武装保卫苏联”等标语。国民党对上海地下党组织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把原来一部分对付红军的力量立即转移到白区，集中对付白区的地下党组织。1934年的上海，国民党大批特务如牛毛一样遍布上海的大街小巷，特别是在外国租界地的每个弄堂都安有“钉子”，他们见到认为形迹可疑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地先捉来再说。在上海这种白色恐怖的社会背景下，谢甫生受命来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
由于敌人的疯狂进攻，1935年上海地下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敌人抓到共产党员后，并不马上杀害，而是酷刑逼供，寻根究源，或用美人计等卑劣手段软磨利诱，或采用究促突击的办法释放，让意志不坚定的人潜伏在党内搞破坏。因此，地下党组织接二连三地遭到了破坏。1935年春夏之间，国民党在上海搞了几次大搜捕，使我党地下组织备受摧残，许多党的优秀干部惨遭杀害，党中央面对这一严峻局势，决定除了尚未暴露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外，其余人员都有计划地疏散转移，以保存实力。
保卫党中央和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是上海特科的当务之急。谢甫生的任务，除了要搜集整理各方面来的情报，及时提供给中央，还肩负着保卫第三国际驻远东代表安全的重任。
保护陈云赴苏
由于叛徒出卖，陈云面临着被捕、被杀害的危险，谢甫生找到特科朱军，让他帮忙找一个安全住处先隐蔽起来。为了便于出现紧急情况能及时撤离，要求此住处有多个出口。但是找了几处，谢甫生都不满意。形势危急，他及时通知陈云紧急转移到朱军家里。谢甫生并没有告诉朱军住在他家的这个人是谁，根据地下党的纪律，朱军也不问，大家都心知肚明，知道这是一次掩护任务。直到几年以后，谢甫生和朱军都回到革命根据地以后，谢甫生才承认当年掩护的那个人是陈云。
陈云在朱军家里住了2至3个月。当时上海外滩停有一艘苏联轮船，谢甫生等风声过后，买了船票，亲自送陈云到上海外滩码头停泊的这艘苏联轮船上。为了迷惑、麻痹敌人，他还让朱军的老婆带着孩子也去码头送行。和陈云同行的，还有我党的另一位女同志，她也是由谢甫生送上船的，后与陈云共同安全赴苏。他们既躲避了敌人追杀，也作为第三国际驻远东代表，参加了在苏联召开的国际大会。
1985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在谢甫生去世后的报道时就披露了这段历史：“谢甫生对保卫党的机关和第三国际驻远东代表的安全作出了贡献。”
长征后的天津特科工作
1935年，红军长征以后，上海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遭受接连不断的破坏，地下党员纷纷转移离开了上海。谢甫生接到地下党通知后迅速从上海特科转移到了北方天津特科。根据中央的决定，上海特科只留下张爱萍、高敬轩等一小部分秘密人员没有转移，其他特科人员一部分转移到天津北方局工作，一部分转移到武汉长江局。谢甫生和南汉宸、王世英、陈雷、朱军等同志转移到天津，由王世英负责。
谢甫生回忆天津特科工作：
特科撤离上海疏散转移，是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这不等于是削弱特科工作。当时天津的形势是：日本人和国民党当局搞了一个“何梅协定”，鼓吹所谓华北自治，殷汝耕也搞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特务，包括宪兵三团蒋孝先，全被赶出华北。我们在上海时，国民党特务威胁我们。到了天津，我们摆脱了国民党的压迫，可以集中力量搞对敌斗争，为开展特科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上海，我和南汉宸同志住在一栋房子里，我对南汉宸比较了解。他在北方的旧关系很多，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我们从沪北上时，组织决定让南汉宸先行一步，负责布置天津的机关，做好准备。
南汉宸是1935年6、7月间到天津的。王世英、陈雷、朱军和我，在南汉宸到天津后不久也陆续来津。以后，邹大鹏同志也被调来天津。按事先约定好的地点，我们到天津后住在法租界北辰饭店。南汉宸到饭店找我们时，谈到他从上海出发后，走到常州，在火车上发现有特务盯他的梢，于是他下了火车，换了车厢摆脱了“尾巴”，才安全到达天津。
從1935至1939年，我在天津特科工作了5年。特科在天津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建立秘密掩护点，借用桂系反蒋人士刘绍襄家的电台与延安根据地联系；
二、联络抗日反蒋人士，瓦解旧军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三、发展情报关系，利用各种手段获取情报，积极从事抗日活动；
1936年，我在北方局领导下的联络局工作。1937年，地下党指定让我到宋哲元的军事干部学校任教官做兵运工作。“七七”事变后，党组织又调我回天津做情报工作，并建立了与延安联络的地下电台。马辉之1937年春从延安返平津后，布置撤退大部分地下人员，朱其文也是他们布置到东北去的。
在根据地听说马辉之到延安见到了王明。刘绍襄及其女儿刘甲樱到根据地去，也是马辉之布置的。刘绍襄想当河北省主席，马辉之说：“名义上可以安排他，实际权力在我们手里就可以了。”
当时谈到去冀东时，朱其文說：“我与刘氏父女一起去北京，在火车上，如果日本人来查怎么讲？”我当时插了一句：“你冒充刘老先生的女婿就好掩护了。”
朱其文在天津的社会关系比较多。其中之一的傅某某，当时在唐山法院当伪法官。这个人那时40多岁，是朱其文哥哥的同事，资产阶级官僚，有民族意识，赞同抗日，他是否是国民党我们不清楚。这个人的老婆与朱其文的妻子张士侠是很要好的朋友。
1941年，我由天津返晋察冀时，傅某某给我弄了一个法院的证件挂在胸上，冒充职员来对付日本宪兵的检查。朱其文的另一个关系人郭某某，是住在黄家花园的山西人，也是张士侠的朋友。朱其文和张致祥、张子奇都是关系密切得很好的朋友。
我在1938年参加了冀东大暴动。1939至1945年主要从事军事、派遣和保卫工作。1939年春，到平西萧克领导的挺进军任司令部作战科长。1940年，任挺进军12支队参谋长。
1941年，调北方局社会部，潜赴天津整顿党在华北东北的敌后地下情报组织。1942年秋，由天津根据地到北方局党校学习。1943年，在北方局社会部第三科担任派遣工作。1945年，中央电调我到五师，行军到八路军总部，适逢“八一五”日寇投降，中央电告让我即随调5师干部队赴东北工作。
助斯诺赴延安
邀请外国记者访问苏区 1936年4月，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延安会谈后，李克农与刘鼎密切配合，开辟了瓦窑堡——肤施（延安）——甘泉——洛川——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线，在沿线设立了秘密交通站，为红军采购、运输物资、接送人员提供了方便，成为苏区与外界联系的一条秘密通道。
正是通过这条通道，李克农巧妙地把中共中央的“客人”迎进了苏区，“客人”详细报道了红军生活和战斗的情况，彻底冲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新闻封锁。
这位“客人”就是美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邀请斯诺访问苏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采取的重要举措。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在对苏区发动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同时，也开动宣传机器，对共产党和红军进行诬蔑和谩骂。为此，中共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曾进行过猛烈反击。在国民党的统治区，组织演讲，散发传单，创办报刊，报道和宣传苏区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取得了很大成效。
但是自从1933年后，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和红军遭到重大损失，党在白区的许多秘密机关和宣传喉舌被破坏，中央红军被迫转移到大西北。国民党立即又调集重兵，严密封锁，把红军包围于西北一隅，人们更难直接从共产党方面了解到真实情况。
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中央早已意识到冲破国民党封锁，尤其是新闻封锁的重要性。为了让更多民众同情、了解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很有必要加强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
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对外联络局，由李克农任局长，负责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克农萌生了邀请外国记者访问苏区的念头。
1936年春天，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的陕北苏区的大门悄悄打开了。在李克农的努力下，两次洛川会谈尤其是延安会谈，终于做通了张学良的工作，基本确立了西北大联合的新局面。自此，国共两党相持了10年之久的边界上，第一次出现了可喜的松动。
从瓦窑堡到西安秘密交通线的开辟，为外国记者进入苏区开启了一条安全通道。此时，邀请外国记者进入苏区访问的时机终于成熟了，此项工作也被正式提上了实施日程。
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信给远在上海的宋庆龄，请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让国际、国内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共产党。
1936年5月，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了宋庆龄，希望她能帮助自己进入苏区采访。这时，宋庆龄刚刚收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来信。经过反复权衡和比较，她把想要安排斯诺去延安的想法告诉了他，斯诺听后大喜过望。宋庆龄见斯诺急迫的样子，就笑着对斯诺说：“这可要冒很大的风险啊！”斯诺恳切地说：“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要去，请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
宋庆龄轻声笑了起来：“不久前毛泽东和周恩来要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到他们那里去做客，我正打算推荐你和乔治·海德姆博士一块去呢！”“哦！太棒了！”斯诺惊喜万分。“不要急，等你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听从共产党的安排吧。”
宋庆龄通过上海地下党，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决定派斯诺和海德姆赴苏区。”毛泽东和周恩来见电，十分高兴，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李克农：“克农，贵客临门，你这个联络局长又该忙喽！”毛泽东笑盈盈地说。
斯诺告别了宋庆龄，匆匆回北平等待安排的消息。不久，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委托一名干部用隐形墨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介绍信，由徐冰交给斯诺，并转达了中共欢迎他去陕北访问的邀请。
帮助中共中央的“客人”及早去延安 1936年初夏，天津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联络局工作的谢甫生，在自己负责与中央军委情报部直接联络的电台中，突然接到一项特殊指令：由谢甫生亲自接待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并尽力帮助他及早去延安采访。
1982年，谢甫生在武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敌人搜捕极严，我们的许多情报站都被破坏了，电台同总部失去了联系。在天津，当时也只有我负责的这部电台幸存了下来。如果我的电台一旦暴露，中央同天津的联系就将要中断了。但我当时想：这一严重情况，中央肯定考虑到了。为什么决定由我去接待？除了我的电台是唯一联络点外，还有可能是，这位斯诺先生肯定不是一个平凡的人物！”
谢甫生无法同任何人多研究，自己把电台和联络站的工作稍作安排，便立即按规定的方式去接头了。
在天津英租界巡捕房小白楼旁，有个利顺德饭店，这里居住的大多是外国人，斯诺也住在这里。谢甫生找到了斯诺的房间，用手指轻轻敲了敲门。一个高个子美国人拉开房门，探着头，温和地望着谢甫生。“您是斯诺先生？”谢甫生用英语问。“是，先生，请进！”斯诺的中国话不太流利，人却很热情。这热情、和善、讲礼貌的第一句话，就给了谢甫生十分深刻的好印象。这同当时旧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中，一般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轻视、傲慢和无理的态度迥然不同。因此，谢甫生一见斯诺，就产生了好感和敬意。谢甫生在武汉读中学时，师从班主任兼英语老师陈潭秋学，有较好的英语底子，与斯诺交流起来很顺畅。他对斯诺说明了来意，转达了党中央欢迎他去延安采访的意见，并讲了自己正在承担帮助他去延安的准备工作。
谢甫生是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讲话少，还很注意分寸，他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只告诉斯诺自己姓谢。斯诺却很健谈，毫无顾虑地谈他来中国前后的感受。他很直率，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拐弯抹角。斯诺谈得很兴奋，谢甫生也不便打断他的话头。时间过得很快，快到中午时，谢甫生又讲到如何做准备工作的事。于是，两人议了一个初步方案。“我请你吃午饭！”斯诺热情地拉着谢甫生的胳膊不松手。谢甫生盛情难却，只好随斯诺走了。
旅馆斜对门的电影院附近，是一家西餐馆。斯诺挑了个雅座，掏了5元钞票，叫跑堂的点菜。当时，谢甫生的津贴每月才18元，想着一餐花斯诺这么多钱，心里很不安。可是斯诺却真挚地说：“你们中国人是重礼节、好客的。不久前，你们一位负责人还请我吃过饭哩！”“谁呀？”谢甫生感兴趣地问。“刘少奇先生！”斯诺一边吃饭，一边郑重地答着。他还讲述了见到刘少奇的经过。“刘少奇？”谢甫生重复着这个名字，心想，自己参加革命十几年，加入共产党也快十年了，到中央军委情报部做地下工作也近十年，在天津市的大小报刊上，也见到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中央苏区其他领导人的名字。可是，这些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自己却一个也没见过啊，谢甫生就问起了刘少奇的情况。
斯诺说刘少奇有高深的学问，有明智的见解，有远大的目光，是个有前途的人物。斯诺还兴冲冲地说：“刘先生请我吃饭，说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我友好，欢迎我嘛！我更坚定了去延安采访的决心。我呀！真想立即就飞去呀！”这餐饭，谢甫生与斯诺边吃边谈，足足吃了三刻钟。谢甫生告诉斯诺在住处等通知，他没讲自己的住处，斯诺也很体谅，并没多问。党中央决定送斯诺去延安已有详尽的安排，并派好了专人陪他一路同程。谢甫生也住在了利顺德饭店，就是为了和接斯诺的同志好交接。
斯诺在利顺德饭店时，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白天常常出去采访，有时接待来客。晚上回来虽然很晚了，但还得抓紧时间写稿子。谢甫生为了少见生人也为了不打扰他的工作，基本不去找他闲谈。若有事，总是抓紧时间谈话，尽快解决问题后就马上告辞。这样，一星期中，谢甫生只去过斯诺房间4次。
在交往中，谢甫生对斯诺有了进一步了解。斯诺工作起来，是个不知疲倦的人。整个房间，除了铺盖和旅行用具，几乎全是书、笔、纸，桌上摆满了一沓沓的文稿，这一堆那一摊的。有时夜很深了斯诺仍在奋笔疾书。有时大清早，斯诺坐到椅子上，脸未洗，牙未刷，笔就动了起来。有一次，谢甫生忍不住说：“斯诺先生，你太辛苦啦！”斯诺耸耸肩、笑呵呵地说：“干我这行当的，不吃苦可不行啰！”
斯诺对中国共产党感情真挚。谢甫生同斯诺交往、是公开以共产党员身份进行的。尽管谢甫生当时是党内一般的工作人员，斯诺却很尊重谢甫生，从不装大摆架子，总是虚心听取意见，尽力给予谢甫生关照。后来，谢甫生回忆时说：“他这样友好，是不仅把我看成私人朋友，而更重要的是看作一股力量的代表！”
有一次，谢甫生偶尔问斯诺：“你为什么这么急于去延安？”斯诺爽朗地大笑起来说：“那里有吸引力，强烈吸引着我！我对你们红军、共产党抗日救国事业很感兴趣！”说到这，斯诺耸耸肩膀，伸着两手比画着说：“谢先生，你对中国现状知道的比我还多哩！”他走近谢甫生，压低声音说：“哎，你们很艰难的，美国、日本、德国，还有西方，还有蒋介石，都在说你们的坏话。我觉得延安、毛泽东很神秘！我就像中国人俗话说的，‘打破砂鍋问到底’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呀！一定去！就是探险也要去！我要像拜访刘少奇先生一样，去延安拜访毛泽东！”
有一次，谢甫生问斯诺：“你去延安的路上还需要准备点儿什么东西吗？”斯诺连连摆手，急切地说：“谢先生，不要，不要，我什么都有。”接着他又关心地说：“你们现在都很穷，不是吗？我很清楚的！”
一个星期后，中央派来负责陪送斯诺去延安的同志到了，谢甫生把情况汇报和交代后，他负责斯诺天津启程前的接待工作就此告一段落了。
延安归来，斯诺一把将谢甫生抱在怀里 1936年初冬，斯诺访问延安后又回到天津，仍住在利顺德饭店。谢甫生得到消息的当天下午，立刻赶去看望。这次见到谢甫生，斯诺那股高兴劲儿，简直无法形容，他用西方特别的拥抱礼节欢迎谢甫生。斯诺比谢甫生高出一个头，他一把将谢甫生抱在怀里，不停地说：“欢迎！欢迎！”谢甫生仔细一看，斯诺刚理了发，洗过澡，换上了新衣服，因此，更显得容光焕发、英姿勃勃了。
斯诺拉着谢甫生坐到椅子上，不容谢甫生回声说好，便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延安见闻。斯诺的兴致特别高，异常兴奋，他时而用中国话，时而用英语，不停地讲，简直叫人无法插上嘴。在整个讲话内容中，贯穿着一个中心：延安实在是好！共产党大有希望！
“谢先生，我告诉你一件趣事！”斯诺不容谢甫生问他。又倾着身子，兴致勃勃地说：“我同周恩来先生打了网球！嗬哟，我打输了！”谢甫生觉得斯诺真是一个天真的大孩子，赶快安慰他说：“球打输了也算不了什么，也许是偶然输的。”斯诺一听，却哈哈大笑起来：“密斯特谢，你说错啦，这不是偶然的，周恩来先生能文能武，多才多艺，了不起的人，大将风度！我该输，输得好嘛！”说罢，斯诺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风趣地自言自语起来：“人家说共产党、红军是‘土匪’，可我同‘土匪’生活得很愉快！还打了网球！哈哈！红军将领个个都友好，人人有真本事。哪有‘土匪’是这么好的？说‘土匪’的报纸宣传，纯粹是胡说八道，完全不是事实的真面目！”
斯诺又讲到他见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徐海东等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的细节。他笑嘻嘻地说自己真像个刚上学校读书的小学生，到了一座人才济济、知识丰富的大学校里，真是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斯诺又谈起了此次延安之行，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历史上最奇特的伟人——红军战士。他说：“我同这些了不得的英雄们一块吃过饭，一块骑过马。我同他们在阵地上察看，还搞友谊比赛的游戏呀！太有趣喽！”斯诺很直爽，在谈到英语翻译时，大赞黄华，却也批评了后来的一位不怎么熟练英语的“报务员”。
夜，已经很深了，斯诺仍不肯休息。他又从延安地形、地貌的传说，谈到共产党的艰苦朴素生活，从共产党、红军领导人的卓越指挥，谈到红军战士的英勇奋斗精神。
突然，斯诺转过身子，严肃地对谢甫生说：“谢先生我要同你们算账哦！”“什么？算账？”谢甫生以为听错了，大吃一惊。斯诺耸动肩胛，调皮地摊开双手说：“我在延安吃了石头，看！”他右手按着肚子，左手按着腰部继续说：“肾脏长了石头哩。”“啊，肾结石呀！”谢甫生吁了一口气，忙笑着说：“斯诺先生，别害怕，这不要紧，可以治疗的。”斯诺也许看出了谢甫生很紧张的情绪，又仰头大笑起来：“哈哈！”
这次接触，谢甫生发现，斯诺是个很乐观、很浪漫的人，爱开玩笑，富于幽默感。当时，谢甫生很想听到斯诺作为外国记者对延安能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就有意识地说：“请你原谅，斯诺先生，我们党目前还太穷，生活清苦，没招待好你啊……”“嗬，不，不要客气了！”斯诺打断了谢甫生的话：“苦有什么关系？苦得伟大！苦得有希望！”这次，谢甫生和斯诺促膝谈话长达8个小时，两人真是谈得痛快之极、酣畅淋漓，分别时还意犹未尽呢！
隔了一天，谢甫生又去看望斯诺。谢甫生被房间里摆的10多个捕鼠笼子吸引住了，好奇地问：“斯诺先生，这是干什么啊？”“嗯，有大用。”斯诺解释说：“延安有许多老鼠，用这笼子去捉老鼠呀。”“这要带到延安去？”“那里老鼠太猖狂，应该治治。”这么些小玩意，怎么运去延安呢？谢甫生为斯诺犯起了愁。斯诺说，前些天有几位熟人去延安，他特别去买好托人带给党中央机关的。听到这里，谢甫生为斯诺热爱延安、热爱共产党深深感动，连声表示感谢。斯诺却笑道：“谢先生，你又客气啦，买几个老鼠笼子，小事。我呀！真希望能为中国、为共产党、为延安和抗日救国多做点儿事！”
谢甫生见桌上摊着文稿、地图，那些已写出的弯弯曲曲的线形文字表明，斯诺正在赶写延安之行的文章。果然，斯诺说：“谢先生，我可以告诉你，我正写一本延安的书，一本有关中国红军、中国共产党的，世界人民还闻所未闻的传奇的书呀！我要把延安的一切，告诉全球的人，我要让全世界的人民都明白：延安——了不起！中国共产党——了不起！”
斯诺很激动，双手高高举起，还伸着两个大拇指。他这样精神振奋、情绪激昂，谢甫生还是第一次见到。谢甫生怕耽误斯诺写作，就笑着说：“斯诺先生，你写吧。你这么热爱我们延安，真心支持我们的事业，全中国人民会永远感谢你的，也会永远记住你的！”
延安访问之后，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下的中国》）问世了，此书一出，立即轰动世界，永载史册！斯诺为延安、为红军，更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台儿庄大捷的幕后功臣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八路军挺进到抗日前方，建立了晋察冀边区，直接威胁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大本营——北平和天津，牵制了敌人不少的兵力。谢甫生在天津以洋行职员身份作掩护，负责为北平、天津两地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联系。
1938年春节期间，北平寒风凛冽，大地封冻。日本侵略军盘踞这座古城已有半年之久，每天晚上一过8点，街灯暗淡，行人稀少，死气沉沉，一片冷落景象。居民大多躲在家里，老少哀叹，哪有过年的心情？这天，北宁铁路从山海关开来的一列客车，本应下午1点40分到达北平，但迟至晚上掌灯时分，才徐徐开进前门东车站。这是因為日本侵略军运送杀害中国人民的军火而终日繁忙，无论是货车还是客车，都要为其让点。
谢甫生从头等车厢下来，随着出站的人流走到出站口。只见这里早已是日本宪兵和伪警左右排列，中间有一条只容两个人通过的夹道，是专门为日寇监视出站旅客和盘问搜查用的。
“哪来的？”一个伪警向谢甫生招手。“天津。”谢甫生从容不迫地回答。“干什么差事？”“回家看看。”伪警见这位旅客衣冠楚楚，举止大方，又有证件，心想必定是哪个洋行里有身份的人，便立即满脸堆笑地点点头，一扬手，示意放行。
谢甫生步出站台时忽然刮来一股狂风，夹着尘沙扑到脸上，他忙往下拉拉皮帽檐，竖起大衣皮领，顶着刺骨寒风径直朝前门自己的住处走去。谢甫生这位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住在前门往北不远的地方。他本想回去休息一下，喝口热茶，吃点儿东西暖和暖和再说。可一转念：“不行，得先找一位朋友谈有关抗日救国的大事。”想着想着，他便一转身进了东交民巷。他这位朋友住在东单的一条胡同里。
两天前，谢甫生获得一个重要情报，日本侵略军为了打通北平、天津和南京、上海的联系，准备发动徐州战役打通津浦线。但他对日本侵略军的战略部署却知道得不多，仅仅知道日本精锐机械化的第十师团——本间师团将参加战斗。
面对徐州地区的国民党的第五战区的情况，也就是仅仅知道在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整个战区所属的三四十万军队，全体官兵抗日救国热情高涨，斗志昂扬，曾打退过日本侵略军第一军团从鲁东南向徐州的进攻，从而赢得了人民的爱戴。许多爱国人士、文化名人、诗人作家，甚至共产党员都纷纷来到了第五战区。为此，日本侵略军头子冈村宁次，也深知要改变自己的处境，要想拔掉徐州这个钉子，也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深谋远虑，保持进攻计划的绝对机密。
但是，事情非常明显，日本既是侵略者，深入我中华腹地，就难逃亿万中国人民的重重包围，侵略军一抬手一动脚都在爱国人民监视之中。日本对中国展开全面进犯，等于蛇吞巨象。他们资源缺乏，人力也非常不足。运输军需物资，无论在火车站还是轮船码头，装卸只有依靠中国劳力。日本侵略者的调遣，一进火车站，离了中国铁路员工更是寸步难行。我们为了牵制打击敌人，在这些地方差不多都有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在随时搜集情报。至于日寇的侵略物资军需用品，并不都是从日本本土运来的。例如皮革，就是在侵占的中国土地上筹措的。还有他们吃的肉类、食盐、青菜、酱油等，以至每餐必用的粗木筷，哪一样不是掠夺中国人民的？日寇还强迫中国工商界提供他们的各种所需。
然而中国工商界的各阶层人士，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他们在与日寇的接触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只要了解到日本的军需数目、发往地点，这样，敌人的部队番号、兵员数额以及调动方向，我们就统统了如指掌了。
当时天津寿丰面粉厂的总经理刘仁术，便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他对党的贡献是很大的。他所经营的面粉厂，以及兼营的皮革厂、酱油厂，表面上看来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不少军需品，但在和敌人周旋商洽这些军需品的频繁交往中，刘仁术却利用一切机会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直接从敌人嘴里获得了不少机密情报。
这次日本侵略者在徐州一带的动态和第十师团的调遣，谢甫生就是根据从各方面捕捉和搜集到的情报综合出来的。他确实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情报专家，可他居功不骄功，总是谦逊地说：“从家里出来闹革命，谁懂得什么叫情报？谁又懂得怎么搞情报？还不是敌人逼出来的！”据刘贯一在《忆南汉宸同志》一文中提到，谢甫生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曾获得蒋介石第四次、第五次“围剿”苏区军事部署的情报，而谢甫生从未亲自谈及过。
敌人要在徐州地区发动战役，主力是机械化第十师团，这份情报很有价值。但敌人的整个战略部署，第十师团的详细装备和阵地位置，还必须进一步摸清。凭经验，谢甫生知道，情报内容越具体，价值才越大，所以一定要抓紧机会做进一步追索。
经过反复认真思考，他决定去找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毛翻譯官。事先，在天津的一位同志，对他的这一计划表示了忧虑：“你找这样的人，弄不好会自投罗网！”谢甫生胸有成竹地说：“毛某这个人虽然知道我一些底细，可我也很了解他的过去和今天的处境。再说，我们有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嘛。要抗日救国，不冒点儿风险哪行？”
谢甫生急匆匆从天津赶到了北平，风尘仆仆的他顾不得回住处休息，径直奔向东单去拜访毛翻译官。这是一座四合大院，原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军佐（没有军衔的雇员）宿舍。毛翻译官的家属另有住处，这里只是他独自一人的住处。
谢甫生一迈进毛翻译官住处，便热情地招呼说：“毛哥，你好啊！”“你——，”毛翻译官认出是老相识谢甫生，也高兴地迎了出来：“三弟，真是稀客呀！”说完突然退回一步，惭愧地低下了头。谢甫生见此情景抢先拉着毛翻译官的手，又叫了声：“毛哥。”“我真没脸见你呀！”“你别这样想。”“可我现在……”“我都知道了。”谢甫生用手背轻轻地拍拍毛翻译官的胸口：“你现在是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万般无奈啊！”这句话正说到毛翻译官的心坎上了，他的脸色也缓过来了。他用力抓住谢甫生的手，往室内请，随后让谢甫生坐在沙发上，给他倒了一杯热茶，又拿了一盒饼干。然后两人并坐在一起，毛翻译官就开始倾诉起自己的苦衷来。
毛翻译官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也曾有过复兴中华的抱负。后来看到北洋军阀的腐败、蒋介石的反动，先是愤慨不满，久而久之意志便消沉下去。谢甫生通过一位地下党员认识了他，经常往来，很是亲密。谢甫生做过他的工作，但他为人胆小怕事，家庭观念很深，又缺乏勇气。不过对谢甫生的革命行动，他却是钦佩不已。
毛翻译官在日本留学时，结交了几个日本同学，现在都派来中国了，也都是日军中的佐级军官了。他们不是今天这个登门，就是明天那个来访，要他为“日中提携”效劳，为“日中亲善”出力。后来明确指明，要他出来担任高级翻译官。他想断然拒绝，又怕招来横祸。他想远走高飞，又丢不下一家老小，只好答应下来。他私下为自己立下三个戒条：和家人分开居住，以免将来有个风吹草动，连累家人；绝不给日本人主动办事，走一步是一步，混一天算一天；处处小心，不干出头露面的事，能避开就避开，省得让人骂汉奸。“还是老弟跟我交情深，能体谅我！”毛翻译官感动地说。“我知道你是这个……”他用手势做了个“八”，“你找我这样的人可够胆大的。”“我了解你毛哥，我不怕。”谢甫生爽朗地笑了。毛翻译官一看谢甫生这般信任自己，越发感动了。
谢甫生详细地介绍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他对毛翻译官说：“为了抗日救国，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就是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死心塌地地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有的人虽然身陷泥坑，只要良心未泯，我们就要拉他一把，让他为抗日救亡的民族事业出点儿力。”
“好！有这样的党，抗战准能胜利！”毛翻译官这时已经猜出谢甫生的来意了，便称赞起来，急忙问道：“三弟，你是要我跟着你们走？”谢甫生深知此人胆小怕事，如果要求过高，可能会把他给吓回去，便笑了笑，恳切地说：“这是后话，一切都要看毛哥你自己了。今天我不过是想托你给打听一件事。如有不便，今后也不再打扰你了。”“什么事？请说。”“日本人要进攻徐州？”“你们发觉了？”“他们投入的主力是第十师团？”“你们是从哪儿打听的？”毛翻译官吃惊起来，十分不解地望着谢甫生：“你们知道这样多，还找我有什么用？”“这么说吧”，谢甫生意味深长地望着毛翻译官那张惊骇表情仍未消除的脸说：“我们的情报自有来处，但绝不是他们驻屯军司令部，更不是来自第十师团，所以情报还是不够全面。我们需要的是具体部署，只好向毛哥你求助了！”
毛翻译官听到这里，反而沉默不语，低头思索起来，谢甫生也不打扰他，为自己又倒了一杯热茶，吃起饼干来。毛翻译官知道，以他在驻屯军司令部的条件，下一番工夫，是可能把日本侵略军进犯徐州的战略部署第十师团的配备情况摸清楚的。又一想：日本人最近大搞什么“强化防奸防谍”“强化保密制度”，万一有个不测，性命就难保了，不能不留个后路。“哎呀！对这些，我是一无所知，老弟你怕是白指望了。”虽然毛翻译官这样说，但谢甫生却看出他的心情极为矛盾。
“毛哥，这可不是兄弟一个人的事。你想想千百万同胞的生命财产，想想大片的国土，想想民族的前途，你的勇气就会产生了，办法也就会有了。”说着，谢甫生站起身来。“那我想想吧。”毛翻译官并没有把口封死，不过，在临别时又加上一句：“你也别只认我这一条道，可以多想点儿其他门路呀！”
第二天清晨，趁热打铁，谢甫生又来说服这位翻译官了。毛翻译官脸色阴沉，眼圈发黑，看得出一夜没睡好，一定是心情矛盾，进退维谷。一坐下，毛翻译官满脸困惑，抢先问道：“徐州战役要是打响了，首当其冲的是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李宗仁是蒋介石那边的，这和你们那边有啥关系？”谢甫生哈哈一笑，反问道：“李宗仁和第五战区的官兵是不是中国人？他们保卫的徐州一带是不是中国国土？”“是啊！”“既然这样，那干吗还分这边那边呢？”
谢甫生郑重地说：“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的事，不能存一点儿私心。”“要是我把你们要的情报弄来，你们是要交给李宗仁？”“当然！”“可你们怎么送到李宗仁的手里呢？”“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万死不辞。”谢甫生为了加强毛翻译官的信心，又说：“我们有各种渠道，要尽快送出，以助李宗仁将军一臂之力。”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毛翻译官的心，他感动得连声叫好，并说：“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光明磊落，佩服，佩服！”
争取毛翻译官的工作成功了。谢甫生后来和同志们谈起这次情报的取得，深有体会地说：“我看，主要是靠党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靠党的统一战线。我党的情报工作还要靠情报人员的机智勇敢，以及相应的技术，绝不是靠强取豪夺。”
毛翻译官想通了，勇气生、办法出，很快就把日军第十师团的兵员数额、火力配备、具体部署和决战地区——津浦路北段台儿庄一带的全盘计划弄到手了。按约定时间，谢甫生去毛翻译官家中取这份重要情报。
不料，刚在毛家坐定，一个日本宪兵队便衣特务闯了进来，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自称来宿舍看朋友，朋友不在，顺便来毛翻译官家坐坐。毛翻译官知道此人的特殊身份，先是一惊，有点儿慌乱，谢甫生向他一使眼色，才赶紧镇定下来，开始介绍谢甫生：“这位朋友是天津一家大洋行的高级职员，一向愿意为‘中日提携’‘中日亲善’，出力，托我向司令部推荐推荐。”谢甫生一听话茬，便立刻配合，先递上名片，后敬香烟。日本便衣信以为真了。日本便衣走了，谢甫生分析说，可能由于他连续来这里，已经引起便衣的怀疑，所以必须提高警惕，不可大意。
谢甫生从毛翻译官手里取到情报，准备告辞了。毛翻译官看到谢甫生为国为民的一副钢心铁胆，突然感动地说：“你后天再来——不，换个地方吧！我还要送你一份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好啊！”谢甫生惊喜万分：“不过，毛哥可要谨慎加谨慎，不能出事。”“我一定听兄弟你的。”毛翻译官沉吟了一下：“这份军用地图可精细咧，对你们可有用呢。”
在侵华的日军中，都有本战区或本防区的军事地图。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是从日本国内大本营领来华北地区全套地图，然后层层下发的。发放的手续非常严格，华北驻屯军最高首脑，要向大本营办理领取手续，签写收据，层层下发，也要求层层的首脑人物照章办理。第十师团长本间这次领取的就是台儿庄的那部分军用地图。而且规定，战役结束，地图要如数归还。
在北平东城铁狮子胡同的日本侵略軍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里，有专门存放这套军用地图的保密室，有特别的保险柜，更有严格的保密制度。毛翻译官的身份，虽然是有利条件，但获取这份绝密情报还是困难重重的。不过，两天后他终于把一张日军台儿庄地区作战地图的拍照版交给了谢甫生。谢甫生非常关心地问他是怎么弄到手的，冒了多大危险？毛翻译官只是苦笑了一下，只字未提。
谢甫生及时把全部情报和军用地图上报给党组织，后经刘绍襄家的电台，迅速把这份极有价值的情报转给了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宗仁。
1938年4月，台儿庄会战大捷。日本侵略军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第十师团和第五师团部分兵力共两万余人全部被歼的消息，如春风送暖吹遍了故都。
海军刘道生将军在回忆谢甫生生前革命功绩的文章中写道：“抗日战争时期，谢甫生同志在天津工作时，利用敌伪的关系，了解到日寇在台儿庄的作战计划。他准确而及时地将此情报转出去，使国民党当时在徐州指挥作战的李宗仁将军事先了解到日寇的作战计划，指挥得当，取得了台儿庄大战的重大胜利。国民党战区的不少将领因此而感谢我党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体现了我党真诚抗日的诚意。”
电影《血战台儿庄》，其中有一个镜头就是借李宗仁之口说出：“台儿庄大战的情报是中共地下党员谢甫生给他送来的。”
1988年6月，谢甫生去世3年后，广东省国家安全厅厅长张有恒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他在北平地下党领导工作时，交通员刘致祥就是为地下党积极工作的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学生。解放后，刘致祥又同张有恒在一起工作。后来他采访过张有恒、谢甫生后，写出了《金库主任》一书。《金库主任》的第一篇文章《台儿庄会战之前》，对谢甫生台儿庄大捷情报获取的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
1975年，谢甫生被毛泽东亲自批准从秦城监狱解除监禁回家半年后，又被江青以“中央红头文件”为名勒令“流放”到人生地不熟的襄阳。对于70多岁、浑身是病的老人来说，在这一危难时刻，是王震仗义执言、出手相救，亲自批示谢甫生不去襄阳留在武汉。为了尽快落实这件事，他还立即给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和省长写了亲笔信，因此谢甫生夫人刘璇对王震充满了敬意。
谢甫生去世4年后的1989年清明节，刘璇从武汉来到北京八宝山为谢甫生扫墓，并在女儿家住了半年。一天，刘璇应国家副主席王震之约，在小希的陪同下到王震家中做客。
王震与刘璇在客厅亲切交谈时，王震的夫人王季清从里屋拿出了一本《金库主任》交给了刘璇，这也是刘璇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王季清说，《金库主任》的作者刘致祥曾是她任校长的北京女八中的一位同事。
（杨豪/主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