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地亚］罗伯特·佩利希克 余泽民
车库的大门，我们撬了足足有半个小时。铁门很厚，十分坚固。最后，有一个小予扔了一枚手雷，终于把门炸开了。车库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我蹬着浮尘在里头转了两圈，发现另一扇门根本没锁，我们只需绕到车库后面……我们愚蠢得不可思议。
“我们也太蠢了。”我跟莫拉登说。
“你说谁蠢?”他问。
“你去看看那扇门吧。”我说。
他朝那扇门走去，进进出出地走了两趟，确定我说的没有错，恶声恶气地骂了两句。他面肌抽搐地勉强一笑，牙齿在天光下显得很白。
他走到那个扔手雷的小子跟前，那家伙正跟一个同伴坐在路边。此前，我们跟他们并不认识。莫拉登本想叫他们过去看看后门，可那两个家伙没搭理他。
莫拉登自觉没趣，好像自己要巴结人家，不过即便这样，他还是留在了他们那里。
两个家伙正望着街道谈论着什么，莫拉登在一旁呲牙赔笑。我跟莫拉登一起上过中学，自从他穿上军服那一天起，几乎就没再脱下来过。其实，我并不在乎他跟那帮人混在一起，多认识两个人总不是坏事，尽管圈子里从来没有谁佩服过他。
我坐在一把扶手椅上，鬼知道是谁把它搬到车库前的。
我现在明白了他们在看什么：有个人正骑马走在街上。由于对面的房子还在熊熊燃烧，那匹黑马受惊之后开始疾奔。马背上的人骑得很稳。他在火海前勒马伫立，这个场面非常漂亮。鬃毛耸立、浑身冒汗的高大黑马，跑在火光前，黄昏中。
莫拉登凑到我跟前问：“你看到了吗?”
“啊哈，”我点点头，“他们两个在说什么?”
“他们完全中了邪!”
“我们留下来吗?他们怎么说?”
“对，肯定留下。”他说。
“你到底有没有问他们?”
“嘿，老伙计，你这是怎么了?什么把你吓成这样?”
他看我时的样子，俨然是一个有种的老手，他的眼神似乎在说：你这副德行真是让我受不了，老伙计!他看起来变成了一个老手，撇下我转身又去了别处。
我们在城里有一千人。城里除了我们，也没有别人。准确的说，偶尔可以听到一些动静，不是来了什么人，就是找到了什么人。过了一会儿，莫拉登回来告诉我：“有一个坐轮椅的残废，被人从五楼推了下去。”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被这个消息吓坏了，他接着又说，“你听我讲，有一个家伙在什么地方，在哪个车库里，居然找到一辆红色的法拉利!他们怎么会有法拉利呢?!”
他抬头望望阴暗的天空。
“简直不可思议，他们怎么会有法拉利呢?!你能理解吗?”他转向我说。
他愣了一会儿，然后自嘲地笑着摇摇头。
“他们正在市中心玩法拉利呢。”他说。
“见鬼，我们现在在哪儿?”我问他。我一直以为，我们现在待的地方就是市中心。
“嘿，老家伙。”他拍拍我的肩膀嘎嘎大笑，活像一只玩具木狗。
“怎么了?!”我不快地问，随后从他跟前走开。
他继续大笑，眼睛盯在我身上。我的目光投向别处，等着他重新安静下来。我不明白他在笑什么。
“傻冒儿!”他粗声粗气地说。
“什么?”
“这个婊子归你了!”
我没有应声，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还记得，当他被老师叫到黑板前回答问题时，他每回都紧张得要尿裤子。之后我们躲到厕所里放松，一起抽“菲尔特160”牌香烟，一起闻那刺鼻的尿臊。那时候，他就留了一副跟现在一样稀疏的胡子，并跟他父亲一起倒腾什么，修什么东西。
现在他是另一副样子，尽管模样并没有变。我们互相熟悉得就像是穿了多少年的旧衣服。莫非正因为这个他才笑我?因为已跟以前不再一样?
我不明白，我彻底麻木，只盼着这一切早点结束。我以前很酷，而且能够控制自己。如同在看牙科医生，或在接受什么手术，我可以做到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怕。
后来，我们去了市中心，去了中央大道。那个家伙还在开着法拉利兜风，每隔五分钟就从我们眼前掠过一次，撞倒栅栏，撞翻广场上的咖啡厅座椅，横冲直闯，跟疯子一样。而后开进路边的公园，左冲右撞，一片狼藉，简直就像一头野兽。
莫拉登看得发呆，仿佛被施了催眠术。
啤酒，你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他们撬开了一家小卖铺。一帮人嬉笑逗闹，互相浇了一身的啤酒沫。我抄起几瓶啤酒，溜到一个大门洞内，找到一只木箱，坐到上面。
莫拉登站在路边。
“过来喝瓶啤酒吧，从这儿看也很清楚。”我说。
但是，他好像根本不想理我，站在那儿大声地解释着什么，他是在跟站在商店门前的士乓讲话。
法拉利越来越疯狂地在街上疾驰，犹如一头拼命的公牛，在十字路口惊狂地打转。
一个家伙爬上小卖铺的房顶，并朝天放了长长一梭子子弹。
枪声中，一匹烈马——那匹黑马和骑在马背上的骑手突然出现在法拉利车头。机关枪声“哒哒哒哒”，“突突突突”，黑马受惊，凌空立起。马背上的人险些跌下。他喊了句什么，扫射停止了。就在这时，骑马的人抬手朝法拉利开了几枪，子弹穿透了金属车皮。
我赶紧闪开，躲到大门深处，走进楼内。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街上仍旧枪声大作。楼里漆黑，黑得看不见自己的鼻尖。停电。我掏出打火机，摸索着走进一间屋子。这间房子相当不错。我再次回头望了一眼，在心里推测，万一这房子被人点着，我几步就可以逃到屋外。我仰面倒在沙发床上，侧耳听着清脆的枪声，惬意地呷着手中的啤酒。我侧了下身子，在地毯上面撒了泡尿。
早上，我被墙上挂钟的报时声惊醒，钟摆叮当，正在隐秘地敲打着时间。
我抄起我的左轮手枪，冲着挂钟打光了子弹。
挂钟哑了。
今天，莫拉登的父亲过来了，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我的父母毕恭毕敬地接待了他。关上电视，围坐在桌旁，咖啡，白兰地，郑重的礼仪。莫拉登的父亲坐在那里，看上去颇有尊严地承受了这场悲剧的沉痛。我父亲不时抬眼望他，告诉他说：直到最后一刻，我们始终都在一起。我父亲和莫拉登的父亲一样，全都表现得镇定坚强。我突然对他们另眼看待，在我的想象里，英雄汉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在我说话的时候，母亲总在我们周围走来走去，一刻不停地动这动那——小碟子、画片、花瓶、桌布、烟灰缸，仿佛想要整理一切。
在莫拉登父亲的黑胡须下，一刻不停地吐着长烟。我父亲不断眨眼，让我再次感觉到，我永远不能让他满意。
他们对我讲的故事不很满意。
他俩一起走出了房间，像是一对结盟者。
厨房里只剩下母子俩。过了一会儿，母亲悄悄告诉我：“我已经为你办妥了，今天不用你再去了。”
“什么?”我问。
“等会儿会有别人去。我已经替你疏通好了。”她脸上露出自豪的微笑。
前厅的挂钟开始敲响。
我抄起左轮手枪，冲出屋去。母亲的微笑突然凝住，她在门口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转过身，机械地跟母亲拥抱了一下。挂钟还在敲响。钟摆叮当。我放开母亲，转身要走。
“你去哪儿?”她声音尖利，开始咆哮。
“我去报仇!”我在楼道里愤怒地回答。
“跟谁报仇?!难道你要跟那辆撞了人的汽车报仇?”她在我的背后喊道。
我没有理她，心里在想别的事情。
我镇定地走上向北的大路，仿佛迈步在一部慢放的电影里，我的动作变得起伏而沉重。仿佛是莱德勒拍摄的一部电影。
我要去报仇。
走出两百米后，我停了下来，站在那儿，握着手枪。我坐在一堵矮墙上，环顾四周，感觉一切全都一样，跟昨天的一样。我望着自家的房子，仿佛是在几公里外，仿佛是在地平线的远方。我可以朝任何地方开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