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阿林
中心城市历史建筑标识的生态翻译研究
——以汉口租界历史建筑为例
张阿林
汉口租界历史建筑群是老武汉的城市记忆和文化遗产；也是作为中国内陆中心城市的名片。然而根据本课题组的调研问卷和实地走访，发现该街区的历史建筑标识翻译质量堪忧。本论文从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视角提出改善和提升中心城市历史建筑标识翻译的几点策略；希望能唤起相关部门对城市近代历史建筑文化遗产的关注，构建和谐的我国中心城市语言生态环境。
中心城市 历史建筑 标识翻译 汉口租界 生态翻译学
一、作为城市名片的历史建筑
每个中心城市的历史都是一笔厚重的文化遗产，而承载遗产的老建筑就是一本凝固的历史书，默默散发独特的时代气息。作为城市名片和身份象征的历史建筑，如果配上精美大气的中英双语标识，不但能彰显城市人文底蕴，还能带来更多旅游收益，推动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城市文明风貌。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在对外交流中发挥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坚持“中华文化走出去”重要理念受到多方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我国中心城市历史建筑标识翻译作为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媒介，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力途径[1]。然而历史建筑标识的翻译质量良莠不齐，各种错误屡见不鲜，给海内外游客带来诸多不便的同时，也给城市形象工程带来负面影响。例如，汉口租界风貌区是武汉近代历史风貌保留较为完整的区域，集上世纪初“英、俄、法、德、日、比利时”等多国租界建筑于一体，这里的欧式老建筑风格各异，向人们言说汉口自开埠以来的发展进程。汉口租界区各国建筑相对密集，傍依长江，背靠历史悠久的京汉铁路，水陆枢纽四通八达。从租界区最早出现的两三层砖木结构建筑，教堂和领事馆，里弄和民宅等几百处历史建筑旧址反映了武汉城市形态上的历史演变，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和文物保存价值[2]。
可是，现在这些历史建筑门前的标识解说文字足以匹配她们曾经的历史地位吗？在这些汉英双语标识牌上，不应只有简陋的几个汉语拼音，更不应有语法错漏和不地道的中式英语翻译。这些严重影响武汉的国家中心城市形象，也和“复兴大武汉”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在武汉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这些近代产业建筑对于城市的规划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如何体现出这些城市遗产的价值,是城市文化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城市历史建筑标识翻译研究现状
笔者以“中心城市”并含“历史建筑”作为篇名关键词搜索中国知网从2005年至2016年全部12个子数据库，发现只有4篇相关学术论文；说明目前国人和学术界对于我国中心城市历史遗产建筑的保护意识还非常有待加强。从城市语言生态的角度来考察，以“标识翻译”作为篇名关键词搜索中国知网全部12个子数据库，发现只有11篇学术论文；但是大多数论文研究的是城市公共场所的公示语翻译或者旅游景区的标识翻译，没有历史遗产建筑标识翻译方面的研究。笔者再以“标识翻译”并含“建筑”作为篇名关键词搜索中国知网从2005年至2016年全部12个子数据库，只有两篇：一篇是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邵婕婕与薛建军的《论城市建筑标识翻译准确性——绍兴个案研究》，对绍兴街头标识翻译进行了研究[3]；另外一篇是河北工业大学姚爽与葛晨曦等的《历史风貌建筑翻译平行语料库构建方案》，从搭建语料库的角度研究历史建筑翻译问题[1]。根据中国知网的文献数据来看，目前对我国城市历史建筑标识翻译的专门研究几乎还是空白，这是将“城市历史遗产研究”与“英语翻译研究”相结合的跨界研究事业，有一定专业难度。从搜索出的相关论文来看，目前还没有用专业翻译理论来研究历史建筑标识翻译的学术成果；而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综合整体地研究城市历史建筑标识翻译质量并提出优化策略的还是首次。因此本论文研究十分必要，且具有一定的学科综合优势和科研前瞻性。
三、生态翻译学理论概述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生态学和翻译学跨界研究的成果，其发起者胡庚申教授于本世纪初借鉴达尔文进化论和现代生态学核心思想，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读”[4]。生态翻译学是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发展起来的全新翻译研究模式。生态翻译学按照自然界的演进规律，将翻译生态圈隐喻类比为一个新的有机系统，对翻译活动进行整体性研究；并特别关注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胡教授所指的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5]。
根据生态翻译学的基本观点，译者进行翻译活动的前提是充分尊重源语文本及其宏观生成背景。源语文本内容和源语文化背景、创作背景包括原作者、原读者，在进入译者视野之前，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而自足的生态系统。译者只有考虑到这个有机循环体系的相互间关系及制衡状态，才能在翻译时做出符合翻译生态规律的“适应性选择”[6]，即因时因地制宜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为了达到译者—译作—译作受众“三位一体”的生态平衡，译者需要充分发挥主体性作用，掌控翻译行为的合理适度，尽量使译文水到渠成，适应译者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同时，从译文读者受众群的反拨层面上，又能赢取到原作在原作受众那里相匹配的地位和接受度。
对于展示和推介当代中国城市风貌的历史遗产建筑来说，其中外文(中英文)标识里的解说文字也可以组成一个统一严密的小生态系统。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不断升温的“汉学热”推动了海外游客来华数量的几何式暴增。同时，各大中心城市旅游宣传短片在各媒体端的传播数量及传播规模也实现跳跃式发展。中心城市历史建筑的标识翻译隶属于我国宏观翻译生态系统内，但又是拥有相对独立的生态小环境和肩负特殊外宣使命的子翻译系统。因此，从生态翻译学角度，中心城市历史建筑标识翻译应坚持“有选择地适应”的生态翻译理念，适应新经济常态下的新环境，也适应新文化交流时期的新使命，让自己的外宣生命力更强大、影响力更深远，必须适时做出“适应性选择”。
四、中心城市历史建筑标识的生态翻译研究
译者为适应客观存在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遣词造句进行辩证选择，适当取舍；进而体现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这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观点。质量上乘的译作将译文和原文自然嵌入整体翻译生态环境中，在语言、读者受众、译者、及译者所处的宏观文化系统间，不知不觉构建起紧罗密布的循环体系。论文将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以汉口租界风貌区历史建筑标识翻译为例来研究我国中心城市历史遗产类建筑的标识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
(一)“译有所为”和“译有所不为”
根据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观点，译者应遵循“译有所为”和“译有所不为”的翻译原则[7]。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西方人对我国地域性的历史文化了解不多，翻译时如果遇到英语中“文化缺省”的信息，应增加简短的背景知识解释，或增加归化性的套译以填补文化空缺，做到“译有所为”。同时，译者也应了解，中英人文类外宣材料在文体风格上有显著差异。汉语辞藻趋于华丽，多用铺排句式及多种修辞手段展现文化气场。而英语外宣材料则更趋于写实，多用平白直接的语言表达信息内容。英译时，若盲目照搬各种修辞及华丽的语言风格，会引起国外游客的误解，甚至会对我国国家形象产生误读和错判。这时，译者要做到“译有所不为”。通过减译，删减汉语部分信息，弱化实质信息含量较低的修辞表达，帮助实现译者——译作——译作受众“三位一体”的动态平衡，这也是对译语文化生态系统的最高尊重。
比如，被授予“中华老字号”的“亨达利”钟表眼镜公司(原名江汉路时代钟表)，是建造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精美古典主义建筑，可谓是中山大道历史建筑中的标杆，但美中不足的是其英文标识虽配上了一定篇幅的英文简介，却草率地以汉语拼音“HENGDALI”命名该建筑，其洋味全部丧失，汉语文化中象征发财好运的双关隐喻也没有了。这样的汉语拼音翻译无法让不懂中文、或不了解这个品牌的中外游客了解这幢建筑的历史背景。译者此时应当适时添加相应的补充说明，告诉外国游客这家老字号中文名的隐喻意义。
(二)语言、文化、交际的三维选择切换
语言维的选择切换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微观的遣词造句、语法结构进行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文化维与交际维的选择切换是译者在更广域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和思维心理习惯上做出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江汉路“台湾银行”旧址的标识中“显得简单明快，颇有几分现代感”一句被译为：“Such a modern design makes it look simple and sprightly”。原文的意思应理解为“台湾银行简单明快的建筑风格使其增添了几分现代建筑的气息”，而翻译的内容则是“台湾银行那现代化的建筑风格使其看起来既简单又明快”，明显把原文的逻辑次序弄反了，重点信息被严重弱化。若改为“Simple and sprightly style makes it look like modern building”会更为妥当。这样改译以后，中文标识中体现出的现代感建筑格调也栩栩如生了，文化韵味增添不少。
从以上例子来看，历史建筑标识的译者在语言维的语法、句式、搭配、语序等各要素之间能否做出明智选择与成功转换，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两种文化的交流和对接是否顺畅以及宣传、推介城市文化的交际目的最终能否实现。语言、文化、交际三维的统筹考虑与兼顾是一个成熟译者的必备素质。
(三)“适者生存”的翻译原则
中国语言文字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不仅是中华文明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世界各国文化相交融的结果。一个中心城市历史建筑的标识翻译担负着推介中华文化，将东方魅力展现给海内外游客的使命。从译入语受众角度来看，只有异域风情的翻译显然不够。有时候，过度渲染异质文化信息只会让英美人士感觉到遥不可及的文化隔阂，本土地道的翻译此时不可或缺。如何在异域文化与地道英语间架起一座平衡之桥？这将是译者水平的展现，也是生态翻译学所倡导的理想翻译状态。
例如，汉口“日清洋行大楼”的中文标识中提到其于“1913年落成，文艺复兴式建筑，拐角处拜占庭风格的角塔极具特色。”英文标识翻译此句为：“This building was built in 1913 in the Renaissance style with a distinguishing Byzantine-styled tower at one corner as its outstanding feature.” 句末的“as its outstanding feature”不仅不地道，还显得原文句子结构中规中矩，过分谨慎地一定要和中文句式形成生硬的匹配，反而没有体现出英文独特的“形合”特点。这样的标识翻译没有特色，英语介宾结构使用过度。从外，抽象形容词“distinguishing”和“outstanding”扎堆出现，对于海外游客来说，这样的形容过于抽象，译文失去了中文的灵动和美感，没有把历史建筑的具象化特色传达给游客。
再比如，著名历史建筑“汉口水塔”的英语标识将“消防给水”翻译为“fire water supply”,不仅是逐字翻译，也难免会有中式英语之嫌。利用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的强大搜索功能对此表达进行检验，发现本土英语中从未出现过“fire water supply”这种用法，其在COCA语料库1990-2015年各大文体子语料库中的使用频次为0，有力证明了这样的标识翻译的确不地道。若将其改为“water supply for fire emergency”,会比原译更贴近地道英语表达习惯。
五、结语
“中国梦”提出以来，作为国人奋斗的愿景，“复兴”成为了关键词。要实现全面复兴，我国中心城市的语言生态环境也要纳入城市升级换代的考量范畴。作为城市身份和历史传承标地的历史建筑，不仅需要相关部门修缮其硬件，更需要打磨、抛光其名片——中英文标识。关注城市历史建筑的标识翻译质量就是关注城市未来的发展，也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文化举措，它定能推动实现“中国梦”世纪蓝图。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城市遗产建筑不仅让历史悠久的中国城市成为全球旅游市场共享的文化资源，也是树立新世纪国家形象的通道，其标识翻译质量值得我们从生态翻译学的宏观面和微观面来研究和反思。[1]姚爽,葛晨曦,张晔.历史风貌建筑翻译平行语料库构建方案[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21):126～127.
[2]蒙涯.探寻汉口租界建筑与建筑风格[J].中外建筑,2012(02):59～61.
[3]邵婕婕,薛建军.论城市建筑标识翻译准确性——绍兴个案研究[J].网友世界,2014(05):96.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15.
[5]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生态理性特征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中国外语,2011,8(6):96．
[6]胡庚申.从译文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应用例析[J].外语教学,2006,27(4):50．
[7]蒋骁华,宋志平,孟凡君.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新探索[J].中国翻译,2011(1):35．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系2016年湖北省高等学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汉口租界历史建筑标识翻译现状及搭建城市街头博物馆平行双语生态圈的构想”(项目编号：201610500006)；2016年湖北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汉口原租界历史建筑标识翻译现状及优化城市语言生态环境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6Q110)的成果之一。
张阿林(1980-)，女，湖北武汉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