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民从北京返回云南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努力促进两大造反派的联合，劝助越演越烈的武斗。可是，他哪里知道，康生与他谈话后，立即向毛主席汇报了他“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同时向云南造反派透露赵健民反对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信息，并指控他与刘少奇有阴谋联系。
在康生的操纵下，云南造反派八派加大了攻击赵健民的火力。他们诬陷赵健民是叛徒，指责他在党内两条路线的重大关头，站在刘邓一边，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攻击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还说赵健民支持炮派，反对八派，就是破坏大联合，挑动武斗。八派在全省大造声势，坚决打倒赵健民。
六月十八、十九日，八派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大会，高呼“打倒赵健民！”
由于云南省一部分领导干部支持炮派，另一部分干部支持八派，一九六七年底和一九六八年初，云南省的武斗愈演愈烈，动乱日甚一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为了解决云南问题，中央领导康生、谢富治在京西宾馆接见昆明军区和云南群众组织的代表。赵健民也接到通知出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便杀气腾腾地来了个开场白：“云南最近几个月形势很不好，武斗升级，中央很不满意。根据军管会报来的情况，炮派最猖狂。”
康生接下谢富治的话：“昆明工八团成立了滇西挺进纵队，元月一至二日从昆明出发，四日到达禄丰，还带有一千四百件武器去支援他们那一派搞武斗，把一平浪煤矿总军代表、一个团级干部打死了。他们横冲直闯，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他们的枪口不是对敌人，不是对反革命，而是对人民解放军，对着人民的子弟兵，这不值得深思吗？”
谢富治插上嘴：“滇西挺进纵队，第一仗打禄丰，打死军代表。第二仗，把煤矿、盐矿也给破坏了。第三仗打楚雄，第四仗在祥云抢仓库的枪，第五仗打下关，杀了一百多人。他们还要继续西进，大概是要打遍滇西。这种行为，完全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走到反面了，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康生继续发挥：“现在面临一个工八团的问题，怎么办？我看有四条：第一，深入地做政治思想工作。第二，说服他们停止武斗。第三，收枪。第四，说服他们把抓的人释放出来。工作无效，就用军队包围，搞政治攻势，强迫交枪。”
这时，谢富治话锋一转：“赵健民，你辜负了中央对你的委托！在昆明时，我当面对你讲，要你作两级军区和两派组织的工作。可你到北京，遥控炮派进行武斗。炮派组织的滇西挺进纵队都是山东人，是你指挥的。你的错误是严重的。”
赵健民顶了一句：“谢副总理，你说我遥控指挥滇西挺进纵队，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谢富治厉声反问。
“一点儿没有。”赵健民分辩：“我做了工作，向陈康副司令员提出具体防止武斗的建议，与张力雄政委、王银山副司令员研究过防止两派矛盾激化的意见。”
康生一脸杀气：“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成这个样子，没有黑手才怪呢！我相信河南、山东支边的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那些黑手、特务、叛徒、走资派在那里挑动指挥。你，赵健民，一个省委书记，来北京两个多月，中央没见到你只字。你来北京干什么？就是为了安安静静地遥控武斗。”
“我到北京是为了反映云南的情况。我给中央写了四封信，前两封信要求反映情况，后两封信是给军管会提意见。信是写给陈伯达同志和您的，由军委办事组转交。”
康生立即打断赵健民的话：“你给炮派出过坏点子吗？”
谢富治也帮了腔：“赵健民，你为什么不回答？你回答康老提出的问题！”
“我没有给炮派出过坏点子。我劝他们不要搞武斗，决不要搞武攻。象这样的工作，我做得不少。对八派，我也做了工作。”赵健民理直气壮地回答。
“你以为你是做了工作，没有可检查的了。”康生一脸嘲讽。
“我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赵健民不软不硬。
“你敢保证没有给炮派出过坏点子吗？你写个条子！”康生拍了桌子。
“这是实际情况，我为什么不敢保证呢？”赵健民也不示弱。
秘书拿过纸来，赵健民挥毫写道：
我没有对炮派的错误行为进行过支持，提出赞许的意见。我对以上说的两点完全负责。以上的意见完全符合实际，可以查证。
最后，赵健民签了名，交给康生。
康生看了看，一丝泠笑：“你这里还有外交词令。”
接着，康生把条子交给谢富治：“你对刚才谢富治同志所提的意见，一概不承认？”
赵健民斩钉截铁：“这些都不符合事实，我当然不承认！”
一个小小的省委书记，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顶撞了大权在握的康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