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回老家时，我总会去探望三爷。
三爷名叫郭克聪，和我爷爷是没出五服的堂兄弟。兄弟姐妹五人中，他排行老三，育有三男三女，子孙满堂。到了2020年，他年满九十岁，成了山村和本地家族中年纪最长者，且德高望重，被称为“老天牌”。
三爷生于1930年秋，家住我家北边的小山坳，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典型的豫南民居。两家相距不过半里，距乡村公路不足百米。在我的记忆中，以前是土坯房的四合小院，后变成青砖黛瓦、门楼高耸的四合大院，气派非凡，在当地首屈一指，令我们十分羡慕。这房子是孩子们在2009年推倒旧房翻盖的，当作他八十大寿的贺礼。小儿子郭承山在城里工作，家庭条件好，承担了大部分费用，他的两个哥哥跑前跑后，出了不少力。屋内家具齐全，电器配套。但按三爷的要求，厨房仍采用土灶，老两口用起来顺手，觉得做出来的饭菜更可口。房子里外都打了水泥地坪，院内还建有两处小花坛，桂花、石榴树根部也做了防护，出门到公路那段路也变成了水泥路，再也不会出现下雨一脚泥的状况，安全方便。地坪还扩展到屋北头那棵高大的枫杨树下，并立个四方石桌，方便纳凉和下棋打牌。起初，三爷只想将旧房维修一下，将就几年。他对孩子们说，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还能活多久呢？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但房子的确太破旧了，既然孩子们坚持这样做，也就顺其自然，接受这份孝心。
多年前，老两口要求大儿子和二儿子另立门户，离老屋有两三里路。老两口一直厮守老屋，粗茶淡饭，倒也没出意外。孩子们也经常过来探望，洗洗涮涮，备足生活用品，邻居们也经常过来拉拉家常，有时陪三爷打打长牌，下下棋，喝点儿小酒，老屋始终充满烟火气。旧房翻修后，考虑到老人年迈，身边得有人照料，孩子们便请附近一堂哥郭承家夫妇随住。夫妇俩刚满六十岁，两个孩子也进城定居了，他们不愿过去，在老家也是清闲，便乐于前来，何况伺候的是令他们仰慕的本家“老天牌”，熟人故土，还有工资，比那些外出打工的人强多了。
如此一来，三爷甚感欣慰，可以让老伴生活得更加舒服。这一辈子，她跟自己受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是该享几年清福了。
2
三爷世代务农，靠薄田度日，家族从未出现过有脸面的人物。父母望子成龙，紧衣缩食送孩子们上私塾。但三爷小时候调皮捣蛋，挨过不少戒尺，先生多次告状，回家后又会免不了更严厉的责罚。后因时局动荡，他念了两年半私塾就辍学了，而两个哥哥却比他多学上几年。他辍学后，小弟和两妹也失学了。鬼子进山扫荡时，他常随乡亲们“跑反”，目睹日伪军的残暴，对他们恨之入骨。
1939年秋，他大哥和二哥分别参加了国军和八路军。俩人因有文化且作战勇敢，很快当上了营长和连长，但两人相继牺牲在南京和藤县的抗日战场上，葬处无踪，家人悲痛欲绝。1946年冬，他被国军抓了壮丁，但想到体弱多病的父母、年幼的弟弟妹和等他的青梅竹马荷花，便连夜拼命逃了回来，险些被抓住枪毙。
1947年春，在父母和荷花的鼓励下，十七岁的三爷参加了解放军。历经了战争的洗礼，多次负伤立功，入了党，还当了班长。1948年冬天，父母相继因病离世。那时战事紧张，消息闭塞，他数月后才得知噩耗。他只能含泪向家乡的方向磕了几个响头，用“自古忠孝难两全”安慰自己。解放后，部队转为铁道兵，不料在一次隧道排除哑炮时出了意外，他左耳被炸聋，左脸焦煳，左眼受伤，视力模糊。几经治疗，左耳失聪，左脸留疤，左眼视力虽有提高，但时有隐痛，迎风流泪。他常自嘲名字起错了，叫啥“克聪”呢？
复员后，本可留在城里，但他坚决要求回乡务农。他自知身有残疾，文化水平低，难以胜任分配的工作，不能给组织添麻烦。再说，俩哥都牺牲了，家里还有亲人需要照顾，荷花还在痴痴地等他。父母在世时，荷花经常去照看他们，俩老的后事也多亏她悉心帮着照料，像家人一样，他不能辜负她。
带着残疾军人证，他回到了老家，不久就和荷花完了婚。荷花比他小两岁，美丽大方，温柔贤惠，虽不识字，却很勤劳，把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小两口勤于农耕，余粮充裕，加上国家每月补助的几块钱，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红火。由于战功在身且不贪名利，三爷回村便当上了民兵营长。不久，六个孩子也相继来世，三男三女。
从战争到和平年代，尤其是当过铁道兵的经历，让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没入学前，他就开始教孩子们背《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或唐诗宋词，省吃俭用把他们都送到学校，严厉督促他们的学习。大儿子、二儿子虽也上过高中，但因时代所限未能深造，只得务农。好在两人身强力壮，在三爷的调教下，很快成了农活好手，减轻了家庭负担。三爷便重点关注小儿子、三个女儿的学习和老伴荷花的身体健康。
小儿子郭承山生于1960年，聪慧过人，三四岁便能背诵诗文，深得三爷喜爱。1978年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农专，成为山村第一个大学生。三爷大喜，请放映队放了两场露天电影，在四合院摆酒宴请众乡亲。当时五岁的我也去凑热闹，依稀记得他当众讲话，呼吁大家重视教育：“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让孩子们都能上学，成为国家栋梁。”
那时起，我才知道可以考大学，上了大学，就能走出大山。
三个女儿也很努力，陆续考进了专科学校，留在城里工作，三爷倍感骄傲。一家出了四个大学生，在那个年代凤毛麟角，成为一段佳话，山村老师们也经常要求学生们以他们为榜样。
孩子们的成材，自然离不开老伴荷花的辛勤付出。但因劳累过度，她的身体每况愈下，令三爷忧心忡忡。
那时未实行计划生育，荷花接连生了六个孩子。这在当年很常见，有的人生得更多。大集体时代，荷花一边操持家务，一边还得和三爷一样下地挣工分，经常累得腰酸背痛，头晕眼花。即便这样，由于家里只有两个劳力，孩子多，日子过得仍很艰难，粮食总是不够吃，更没钱扯布做新衣服，大人孩子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好在三爷每月还有几块钱的补助，又是民兵营长，家里的日子相对好过些。但荷花总是让三爷和孩子们尽量吃饱，导致自己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经常生病，赤脚医生每次只是给她发了几片药丸了事。三爷克勤克俭，每年就会给荷花扯几尺布，让她做件新衣服，尽力不让她受委曲，但她大都用来给孩子们做衣裳了。
然而，三爷却也受到了不少委屈。
1959年秋，大炼钢铁时，生产队要砍掉三爷屋后几棵板栗树，他坚决阻止，因为这是他父母当年所栽，并未划归集体。他很快被扣上反对“大跃进”的帽子，遭到批判并撤职。运动结束后才恢复职务。但他常说，一点儿都不稀罕这破民兵营长，老子当年舍身入死，图的是这吗？
1968年，有人以三爷大哥是国军营长和自己被国军抓过壮了为由，说他们是反革命，是叛徒。三爷虽据理力争，还是被隔离审查了三天，气得他大骂不止，摔桌椅砸板凳，不吃不喝。好在他是烈属和军属家庭，县武装部出面很快纠正了公社和大队的错误行为，也严惩了造谣生事者，并在群众大会上高度赞扬了三爷和他两个哥哥的英雄事迹，要求大家向他们致敬。尤其三爷，甘当农民，身残志坚，默默为家乡做着贡献，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更值得大家尊敬。如此一来，三爷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提起三爷，都是一脸的钦佩，家乡也以他为荣。后来，在本县许多次爱国主义宣讲中，三爷成为主讲之一，成了人们身边活着的英雄。
但三爷从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从小学到初中，我曾多次听过他给我们讲战斗故事。每次都讲他的战友，极少谈及自己。他说：“保家卫国是自己的本分，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现在解放了，大家应该群策群力，想方设法把家乡建设好，尽快改变贫穷的面貌，不能让英雄的热血白流”。可贫穷仍旧持续，尽管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温饱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愁得三爷总是坐在屋北头的枫杨树下叭叭地抽旱烟，时而擦擦左眼不由自主留下的眼泪。
他对集体“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不满，提出过很多建议，但迫于形势，大多没被采纳。房前屋后种些蔬菜瓜果、养几只鸡鸭，被称为“资本主文尾巴”和“毒草”，卖些自编的竹筐或山货换些油盐钱被批成“投机倒把”，令他困惑，也很愤懑。眼看着大家生活异常艰难，三爷多次要求放宽管制，出了问题，他愿一人担着。后来得到支书等干部的默许，群众配合默契，未惹麻烦。直到包产到户多年后，人们仍感念他的担当。
3
我与三爷接触不多却很投缘。我1982年12月出生时那天，他恰在我家。父母请他起名，他想了想，顺口道，冬天生的，小名就叫冬生吧。他认为大名有讲究，响亮的名字可以改变命运，不可随便。沉吟良久，定名“郭骏”，说，希望这孩子以后像一匹激情奔放的骏马，纵横驰骋。
谁知到了四五岁时，我却文静得像个女孩儿，轻声细语的，一点儿也不淘气。三爷见了，笑道，这样也好，不像我那俩孙子，毛猴子一般，攀高爬低，东掏西扒，猫狗都嫌。他两孙子分别叫郭伟和郭松，都是他起的名字，自然也寄予了厚望。看我性格如此，不禁笑道，名字嘛，称呼而已，不能迷信。
郭伟比我大四岁，郭松比我大两岁，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我到他们家时，三爷总会给我拿好吃的，要求我好好读书。等我到了上学的年纪，郭伟郭松总是带我同行，他俩总是关心我，也保护我，相互之间偶尔有些小摩擦，很快和好如初。不过，他俩的学习成绩却很一般，而我却一直保持班级第一名。三爷经常拿我来教育他俩，让他们向我学习。
1999年，我考上郑州大学，水利工程专业。给三爷报喜时，他却很不高兴，黑着脸说，你学习成绩不是一直很好嘛，怎么才考个本科？专科多厉害，出来就是专家，就是人才，你看那专科医院的医生，水平多高。你三叔、三个姑姑和你俩哥都上了专科，工作都不错，比你强啊。尤其是你三叔，现在已是副乡长了。你可要加倍努力啊。我当时一愣，并没解释，表示一定听从教诲，不负众望。据说后来得知本科和专科的区别，三爷对我赞赏有加，并笑称郭家出人才。其实，那时乡村有这种误解的人很多，我并不责怪他们，反倒觉得他们淳朴可爱。
在假期，我时常到三爷家小坐。每次都能看到一两个或三五个乡亲来串门，多为老人，或坐在院内喝茶、抽烟闲聊，或在屋北头枫杨树下支上木桌打长牌。我小时候就经常看三爷他们打麻将，也打长牌。这种长条纸牌，上面有着不同数目的黑红点，只听他们天牌地牌地吆喝着，看了多次，我始终没看懂，麻将没看几遍却学会了。
三爷很关心我的学习。有一次，他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向我了解水利工程专业的主要内容。他说，干水利好啊，是地地道道为民造福的事业，积德行善，问心无愧。大集体时，囯家大力兴修水库、塘堰坝，挖沟修渠，我和你三奶可出了不少力呢。那时候没有机械，硬是肩挑背扛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农田灌溉，获得了更多的口粮。要是没有这些水利工程，日子不知会难过成啥样子。别看我年纪大了，我还经常学习呢。看电视、报纸和一些书，在外闲坐还听收音机。我知道，历史上出现了大量的治水名人。如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平定了水患；李冰父子带领众人修建了都江堰，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水利工作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现在科技进步了，国家修建了大量的重大水利工程，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你可要踏踏实实地学，学到真本领啊。我说，保证以后成为水利专家。说到专家，他提起教训我考不上专科的话，忍不住笑了起来，左脸上疤痕的随着皱褶颤动，也露出了一块豁牙儿。
我偶尔还能碰到三叔郭承山开车回来，卸下大包小包，多为生活用品、点心，也有鱼肉和烟酒。我和他接触不多，跟他打招呼时，他只是笑着点点头。他似乎很忙，跟父母聊一会儿就走了，小汽车喇叭声在山村回荡。三爷也听到了，皱了皱眉，把烟袋嘴含进嘴里，叭叭地狠抽了几口，却猛地咳嗽起来。三奶荷花赶忙过来给他捶背，端上茶水。
三叔给你的好烟，咋不抽？我笑着问他。
也抽，但不多，心疼。烟卷儿是好，可它也烧钱啊。想当年，一盒七分钱的大红花我们就买不起，现在有的烟一盒好几块，要命不？是咱农村人抽的不？旱烟也不错，有劲儿，习惯了。从部队回来，我每年都在边角地里种一些烟叶自用。
他边说边向我抖了抖他的旱烟袋杆儿。
这种烟袋杆儿，小时候很常见的竹杆烟袋。选用带根的竹杆，用烧红的铁丝把竹芯穿透，再在根部烧个烟窝就成了。为了耐用，通常用金属把烟窝和烟嘴包上。三爷的烟袋有一尺多长，烟窝和烟嘴包着黄铜，擦得锃亮，可清晰地看到几个精致的钉帽。烟杆中部系着一个黑色的烟叶荷包，两边都绣着一朵鲜艳的荷花，黄芯红瓣，灵动逼真。
三爷说，这荷包还是你三奶当年送给我的呢，一晃几十年了，一直不离身，稀罕得很。你三奶就叫荷花，知道不？别看你三奶没啥文化，能着呢。年轻时，不仅漂亮，歌唱得也非常好，那时候还是大队文宣队的骨干呢。我最喜欢听她唱《北京的金山上》、《扬鞭策马运粮忙》，她还会唱京剧、豫剧呢。
三奶听了，笑道，死老头子，跟孩子说这干啥，随即羞赧地走开了。
也会聊喝酒的事。三爷说他酒量不大，二三两的样子。以前常喝散酒，品种单一，几毛钱一斤，还得省着喝。现在啊，各种档次、不同品种的酒都有，真好。不过，自己喝或招待客人不要打肿脸装胖子，要量力而行，更不能喝醉误事。
他说，他喝酒最多、最畅快也最悲壮的就是解放南阳参加敢死队那次，喝了一大碗。
说这话时，他目视远方，露出晶莹的泪光。
4
改革开放后，大家的生活慢慢好起来，但一些不良风气也在山村蔓延。三爷从民兵营长变成了治保主任，经常在村里巡视，看到赌博行为就严厉制止，并及时调解邻里矛盾，痛斥那些偷奸耍滑和不孝之徒，鼓励大家尊师重教，把孩子培养成才。有人说时代变了，劝他别管闲事，他回怼道，不管咋行，让他们走正道，难道看着他们烂掉啊？他因此得罪了一些人，但赢得了更多人的尊敬，有事没事，许多人都喜欢到他家坐坐，或请他出面解决一些棘手问题。
快四十岁的李老二经常和媳妇怄气，有时对骂，甚至对打，闹得鸡飞狗跳，孩子们也跟着遭殃，学习成绩一直不好。有一天，媳妇又发飙了，他实在气不过，便跑到三爷家诉苦。
他忿忿地讲，媳妇不仅好吃懒做，还蛮不讲理，总是说我挣不到钱，不给她买这买那，窝囊废一个。可怜我苦扒苦做地维持着一家的生计，她仍不满足，动口就骂，抬手就打。家里有好东西送给她娘家也就算了，可对我父母却不闻不问，见面总是黑着脸。像话不？跟她离婚她又不同意。唉，活着真没意思，不如一了百了，死了算球了。其实，活着难，死却容易。你说说，塘也有，绳也有，药也有，刀也有，咋法死不了呢？
三爷听了，心平气和地说，你说对了，活着难，死容易。活着，就要面对复杂的人和事，自然难。要把它处理好，你得有正确的方式方法，不能逃避矛盾。年纪轻轻的就不想活了？我恁大年纪还没说这话呢。明天到你家去坐坐，不能听你一面之词。
经过详细了解，三爷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也指出了解决办法，李老二夫妻俩很快就化解了仇视，家庭变得和睦起来，日子也越变越红火。
这样的事例很多，以至于许多人有事首先就想到三爷。
俗话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清官难断家务案，可三爷不这样认为。他说，事在人为，只要肯用心，总会把事情办好的。解决问题后，不少人带着礼物上门酬谢，三爷一概拒收。即使后来因年事已高不再是村干部，仍常有人请他做主，他都乐此不疲。本家族有人做出了令人不齿之事，他会声色俱厉地批评，而处理外姓人的相关事宜时，则心平气和，甚至和颜悦色。
2001年，修建乡村公路时，村里有几家阻工，说是占压了耕地。其中郭承辉闹得最凶，说是不给两万元赔偿款就不让动工，其他几户也跟着起哄，乡政府出面做工作也无济于事，导致工程停工多日。
郭承辉五十多岁了，按辈分，是三爷的远房侄子。听说这事后，三爷立马打电话把他叫到家，让他说明情况，并拿出一盒烟让他吸，他仍抽着旱烟。这烟还是小儿子郭承山孝敬自己的，一直没舍得抽。屋里还有两条没拆封。
三爷知道郭承辉在跟施工单位胡搅蛮缠后，勃然大怒，用烟袋铜头狠狠地在他脑袋敲了一下，又踢他一脚，吼道，咱们郭家咋有你这样的无赖！占地费明明都已赔偿到位，你非要讹人家。居然把荒地当成耕地要钱，良心何在？这条路修好了你不走了？子孙们也不走了？赶紧回去，让那几家也别再无理取闹了。能做到不？
能。郭承辉自知理亏，捂着头轻声回答，并保证不再阻工。
他指着那盒烟，怯怯地问，我把这盒好烟拿走，可以不？
三爷哧地笑了，行！立马回屋又甩给他两条。
5
毕业后，我回到本市水利设计院工作，通常在逢年过节或父母过生日时才回老家。老家距市区180公里，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但我们经常会到各县现场察看河道、水库等，与家乡的相关部门接触也多，有时也顺便回老家看看，自然也会到三爷家。
不过我很少再见到三叔郭承山，知道他已是县农业局局长了。三爷说，他也很少回来了，并笑道，忙了好啊，说明他在办正经事。我看到他脸上挂着自豪的表情。不过，我倒见过郭伟郭松两位堂哥好多次，他们都在县里事业单位工作。他们自我评价是，混得一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说到我时，他们打趣道，你那活儿全凭技术，一般人干不了，累。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三爷听了，瞪了他俩一眼，干啥不累呀？天上还能掉馅饼啊？人家郭骏现在已是高级工程师了，是你俩能比的不？你们可不能瞎混日子啊。得向你三叔和郭骏学习。
有几年，因为工作很忙，我回家的次数少了，但电话联系不断。后来我还加了三爷的微信。我说：“像你这么大年纪的人，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真不简单！”三爷笑侃：“别看我老了，耳聋眼瞎，可我跟得上时代！”三爷经常发朋友圈，记录生活日常，在里面我经常看到三奶荷花的身影。大家纷纷点赞留评。还别说，三爷的拍照技术真不错，尤其是他拍的三奶笑盈盈地站在一处荷花盛开的池塘边那张照片，很有艺术性，也很有意义。
2015年的一个夏夜，三爷和三奶正坐在枫杨树下纳凉，忽见一辆轿车一头栽进路边池塘里。他俩一边大声呼喊，一边跑向池塘。看到车子不断下沉，三爷急忙跳下去。好在副驾的窗户开着，三爷把惊慌失措的年轻女人拽了后，又奔向驾驶室，无奈车窗关着，门也打不开，水快淹到脖子了，急得三爷大叫。这时，郭承家听到呼救后从屋里跑了出来，用锄头砸烂车窗，与三爷合力把一个年轻的男人救了出来。一问，才知俩人是夫妻，因急于赶路，加上路况不熟，才出了意外。当夜，他俩就在三爷家安歇，第二天救援完成后，他俩才千恩万谢地走了。
第二天，三奶发现三爷腿上被尖石拉了几道口子，心疼不已。一边抹药一边说，死老头子，不要命啊，昨晚咋不说呀。三爷笑道，救人要紧，哪顾得这些，再说，这点儿小伤算什么。
这件事我还是后来听说的。据说，乡亲们也是几天后才知道。记者来访，三爷轻描谈写地把他们打发走了。
2018年底，我从媒体上看到已是副县长的三叔郭承山主动投案，接受纪委监委的审查。
那年春节回去时，我看到三爷三奶苍老了许多。尤其是三爷，佝偻着身子，跟他说话得靠近右耳边大声喊。三奶拄上龙头拐杖了，一头白发，步履蹒跚。
郭伟郭松都回来了。意外的是，三叔郭承山一家人也回来了。
交谈中得知，三爷这几年隐隐约约感觉三叔有问题，严厉追问下，三叔只好坦白了，并按三爷的要求主动投了案。由于主动投案，且情节较轻，组织上给予了降级处理。三叔说，幸亏老爷子了，不然我这一辈子就彻底完了。现在，我们全家人可以安心过日子了。
6
2019年10月，得知87岁的三奶荷花去世，我慌忙赶了回去。
灵堂就设在四合院堂屋里。行礼完毕后，我发现三爷静静地坐在棺材旁。手里拿着旱烟袋，没吸，荷包上的荷花格外醒目。
为了防止三爷过于悲伤，我们把他搀扶到院子里坐下。
我一直没听他说一句话，只见他不时擦一下眼泪。
三奶没啥大病呀，这么快就走了？我轻声问。郭伟说，头天晚上还好好的，吃了一碗水饺，还陪三爷喝了一小杯酒呢，谁知第二天早上就没醒来，跟睡着了一样。
郭松接话，三奶真贤惠，一辈子没麻烦别人，最后还这样安静地走了。选择的还是好天气，不冷不热的。
郭松开起了玩笑，爷爷奶奶都长寿，我肯定活不到这把年纪。你看，大伯二伯年纪也大了，叩头都不方便。再过几年，等到三爷走的时候，估计更叩不动了。
我感觉三爷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不停地擦着泪。
三奶五七那天，我也回来了。我看到三爷的精神大不如前，拄着拐杖。我看出是三奶那根龙头拐。
不久疫情爆发，封城封路，没法回老家了，三爷90生日也不能回去。我偶尔还能看到三爷发的朋友圈，其中有一张他坐在三奶坟前的照片，头偏向坟头，似乎靠在人的身上，烟杆荷包上的荷花清晰可见。估计是他叫郭承家拍的。
解封后，我回去时，看到三爷变得更加清瘦，脸上的皱纹就像枫杨树皮，已看不出疤痕了。走路显得非常吃力。
2024年10月，三奶荷花忌日那天，三爷也溘然长逝，享年94岁。他是一早坐在屋北头枫杨树下靠椅上走的，跟睡着了一样，手里还握着那把烟袋。
听郭承家说，那几天三爷神情恍惚，老是念叨着荷花。
他还留下了遗书，寥寥几句：后事一切从简，别给大家添麻烦，把我葬在荷花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