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去世，我的心境如同一面湖水，陡然间失去了光泽与颜色。
沉浸在由易中天作词、黄晓煌作曲的《你我相伴》这首歌里，我久久难以自拔。凝视着手机屏幕，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歌曲的字幕，不禁泪流满面。“少时一段初恋，让您终身奉献，啼血犹如杜鹃，痴心不悔不变。樱花落满校园，桂子若隐若现，灯火星星点点，都是您的挂念。波涛拍打堤岸，长空飞过大雁，无论走到多远，不离您的视线。千遍万遍何曾厌倦，无论聚散都能看见，薪火相传燃起光焰，越是平淡越是鲜艳。有些人生没有遗憾，有些追问无须答案，有些星空总是灿烂，有些嘱托永远相伴，你我相伴。”是啊，这首歌词写得太凝练了，写出了道玉先生的品格与精神，道出了我们共同的不舍与怀念。
凝望视频中刘道玉校长那和蔼可亲、儒雅风范的形象，我思绪万千，一时语塞，在留言区只留下了三个双手合十的表情包和“深切缅怀”四个字。在我留言的前面，一个安徽叫张峰的武大校友写的一段话，很能代表我当时的心情：“今天哪里都不去，我在搜寻您的旧照；今天哪里都不去，我在端详您过往的容貌；今天哪里都不去，我在用灵魂温暖您躺下的阑珊。那不是回忆，而是召唤，从崎岖到平坦，从泥泞到康庄，从愚昧到聪良，还有希望吗？只在您左右，只在您叙道，只在您哀叹的歌声里领会悠长！”
我并非武大的科班生，只是像“泥巴腿子”上岸洗了一下脚到武大“干部班”镀了层金而已。然而，我却是幸运的，我在武大学习期间，正是刘道玉校长任职之时，也是他将教育改革推向高潮的时期。在此期间，我的视野更加开阔，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也更加坚定。所以，我对武大，对刘道玉先生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与认同。
一
自我懂事起，便从父母口中得知祖辈是耕读之家。据说曾祖父邓国祚是监生，祖父邓开惠十几岁离开家乡，前往武汉湖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武大任教，也有说是在武昌师范学院任教，可惜任教次年便因病离世，年仅26岁。后来我通过多种渠道考证这段家史，却一直未找到确凿证据。这段历史究竟是真是伪，已不重要，正因这种说法，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渴望知识的种子，武汉大学一直成为我心中向往的知识殿堂与精神高地；不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成为我终身的追求。
在那个特殊时期，读大学靠推荐，干部和工农子弟才有机会，像我这种 “地富反坏右” 分子的后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难于登天。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 “工农兵大学生” 这一特殊称谓。它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道伤痕。
为打破人才禁锢的僵局，1977年，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我从资料中了解到，在此过程中刘道玉发挥了核心作用。他率先向中央建言恢复高考，参与高考制度设计研讨，推动打破“推荐制”，回归公平招考。1977年初，他率先以书面形式向中央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直击“推荐上大学”的弊端；他参与教育部相关研讨，为高考命题、招生范围等制度细节提供参考；他以教育工作者的专业视角呼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政策落地营造舆论氛围。他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得以在全国推行。
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的父母及在广化寺青年农场的叔叔鼓励我参加。那时我从黎桥九队的知青点以“亦工亦农 ”的身份到荆门安栈口砖瓦厂上班。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制砖车间拖砖坯，将砖机压制好的砖坯拖到晒场风干。为了备考，我一边劳作，一边在等砖坯的间隙，拿一根铁丝在湿砖坯上写字，数学我一窍不通，主要复习语文和地理、历史知识。我深知自己底子薄，虽说有一个初中毕业证书，但那些年按伟大领袖提出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指示精神，我们大多时间都在学“红宝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多时候都是在田间地头干农活，没学到多少书本知识，这种底子要应考必须“三更灯火五更月”地见缝插针学习。那年，由于高考恢复得仓促，缺少复习资料和指南，我只能凭热情在知识的海洋里摸索。
1977年高考是在考试前填报志愿，我理所当然地将第一志愿填报为武汉大学，期望能踏入祖父曾工作过的学堂深造。最终因基础太差，未能被录取，成为遗憾（我的考分是180分，原以为已近够分数录取线，还在一篇文章里抱怨当地教育部门过左，把我政审掉。后来查资料得知，1977年高考录取分数线是文科210分，理科165分。而我是报考的文科，理所当然不会被录取）。1977年下半年的高考，是“文革”十年浩劫后的首次高考，为27。3万人打开了通往知识殿堂的公平大门。事后我想，那时我才十几岁，若有幸进入武大，或许在学术上会有所建树。年长于我，同在农场且在这次高考中被武汉大学录取的童之伟兄，在法学上多有创建，后来成为我国法学界的翘楚和先锋领军人物。
二
1985年，我终于踏入了仰慕已久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尽管我只是“经济管理干部班”的一名学员，但内心依然十分激动。我是文革时期的初中生，招工进县城后，在夜校读了一个高中班，后来又在《山西青年》杂志社举办的刊授学校自学了汉语言文学。来到武汉大学，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高等学府的气息与学风。
那时，在刘道玉校长的领衔开拓下，武大提出要建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一时间，各行各业的精英汇聚于此，举办讲座、进行交流，世界各地著名大学的教授也纷纷前来开班讲学。像刘宾雁等名家都来武大激情演讲，传播民主思想。学校的学术氛围十分浓厚，空前活跃。学校充分发挥教师能量，惠及学子，先后举办了“珞珈泰斗”“珞珈新星”“珞珈女性”等大型系列讲座活动，其阵容之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武大历史上实属罕见。这应该是武大自1949年以来学术管制最宽松，学术氛围最浓厚，学术活动最频繁的一个时期。我除完成专业学习外，大量时间都用于去上大课、听讲座，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竭尽全力吸取知识的养分。
第一次见到刘道玉校长是在一个大型晚会上。低洼宽阔的体育场宛如一个小小的盆地，宽大的舞台下，人山人海。其中一个环节是校长刘道玉讲话。他精壮而儒雅，鼓励学子们努力学习形成良好学风。他那略带家乡地方口音的普通话，温和而明亮，坚定而利落。有感于武大教师的奉献精神和积极向上的学风，我创作了一幅漫画《人梯》，并在学生会主办的橱窗里展出。画面是一位身着西装的老者，肩托一位年轻学子。老者双手紧扶学生双腿，学子则高举双手，攀摘树上高悬的硕果。这幅漫画颂扬了教师甘当人梯的奉献精神，也从侧面赞扬了武大学子敢攀知识高峰的胆气，在学生会中获得了极大好评。
在众多讲座中，有两场讲座给我带来了极大启发，让我更明确了“以世界为镜照见中国”的思维方式。那种跳出单一视角、立足全局审视本土发展的认知觉醒，成为我至今难忘的思想印记，也使我此后在学习与探索中，始终自觉带着跨文化的视野去追问、去思考，坚定了以世界眼光观照中国现实、以中国现实比照世界的信念。
一场是彭培根教授题为《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的讲座。他当时是清华大学建筑系聘请的加拿大外籍教授，1985年武大创办建筑设计本科专业，聘请彭培根来武大讲座。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作为一个建筑设计专家，竟然讲社会学方面的课题。那天我早早去占座，到现场时，前面早已坐满了人，我只好在中间位置坐下。他讲座的观点十分新锐，让我第一次接触到如此前卫的思想。主题讲座结束后的提问环节，很多学生的问题我觉得幼稚甚至好笑。于是，我忍不住提出了一直淤积在心中的疑问：马克思在德国的地位与影响。
纸条传到了彭教授手上，他抬起头说道：“提问题的同学站起来！”我一时间不知所措，涨红了脸，极为勉强地站了起来。此时，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我身上，刹那间我全身冷汗直冒。“这是一个好问题。”彭教授对我说。他讲话时，似乎没什么表情，然而却用平静且理性的语言化解了我心中的疑虑。他说，马克思在德国只是一位哲学家，和康德、尼采、叔本华以及黑格尔一样，只不过德国人并不崇拜他。他在德国没有我所说的那些哲学家有影响力，更不会像在中国那样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他还介绍道，在他家乡故居后花园的草坪上，安放着一个不大的马克思半身像。几年后，政治风向急剧转变，我还为这位教授“出格”的言论担忧，在网上搜寻他的踪迹，生怕他后来遭到整肃。
还有一场讲座是辽宁大学民俗学教授乌丙安主讲的《日本民俗文化的抢救与保护》，他介绍了日本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借助先进现代技术保护和传承地方传统文化的情况。
听了他们的讲座，我原本模糊的信念变得更加清晰，眼界也更为开阔，使我迷惑的心境有了明确的方向，更加坚定了我对人类社会发展正确道路的追求。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更能理解父母亲时常念叨着要我们有机会一定要走出国门的良苦用心。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武大成为全国高校改革的旗帜，而高举这面旗帜的核心人物便是校长刘道玉先生。他深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武大师资雄厚，汇聚了大批各类高端人才。他们受刘道玉校长改革精神感召，沉寂多年的老教授、老学者如老树逢春，焕发青春。像江天骥、萧萐父、陶德麟、刘纲纪、关文发、吴于廑、陆耀东、於可训、曾庆元、丁遵新等资深教授，纷纷登上“珞珈泰斗”讲座，传播思想与知识。一些多年未露面的大教授不顾年迈，奉献余热。就连数学家李国平教授，不顾75岁高龄，也登台激情演讲。我很幸运，有幸聆听了他们中一些人的讲座。有人说，很多人在武大读了本科又读研究生，却没机会见他们一面，更别说听讲座了。这都得益于刘道玉校长主导的改革新风下掀起的学术讲座热潮带来的知识盛宴。
大学的荣耀不在于外在规模与设施，而在于教师队伍的卓越与传承。刘道玉校长深谙此理，他十分重视发掘人才、爱惜人才、发挥人才作用。除了人们熟知的杨小凯、易中天、邓晓芒外，这个时期还有大批人才被发现、培养、重用，成为武大教师团队后续的核心人才。
我的数理统计学老师辜胜阻就是武大冉冉升起的新星，成为武大经济系的中坚人物。刘道玉校长打破常规，勇于创新，敢于启用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才俊。辜胜阻29岁就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一时轰动全国教育界，成为当时高校人才激励的典型案例。
当时，高校职称评定多注重资历与教龄，辜胜阻的破格晋升打破了传统晋升模式的束缚，为青年学术人才树立了标杆，也体现了武汉大学以学术能力而非仅论资排辈的人才评价导向。后来他33岁升任教授，接连斩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主持多项国家级项目并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重要奖项，这也反向印证了当初破格晋升的合理性，进一步让高校中“以学术实力为核心”的人才选拔理念得到更多认可。
也正是受益于武大学风的熏陶，我如久未吃奶的孩子，在知识海洋里如饥似渴地汲取。只要有大课或讲座，我都去参加。没课的时候或晚上我都去图书馆，学习历史知识，周末很少出去游玩。在此期间，我编写了一本《中国官职大辞典》，想从中考察考证中国的政治制度。这部书稿后来不知所踪。
当然，这期间学校学生思想活跃，出现了一些民主思潮。对于一些“出格”的人和事，校长刘道玉都给予了理解与包容。
然而，刘道玉校长的教育改革举措并非一帆风顺。在校时我就听说，有人在背后撬他的台。有一位副校长（在此不提他的名）常与他作对。听说上面要调刘道玉去当湖北省副省长，他拒绝了。后来才知道，这背后有更深层原因。1988年初他被免职。他的离开，不仅标志着武大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我们这代人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很欣赏易中天先生的这句话：“他不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战士……我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唯有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2025年11月10日于工作室
